[原创]哭天：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典型调查文章提交者：京客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环 江 悲 歌 余习广 李君
大放高产“卫星”的滚滚狂潮，构成大跃进时代极富特色的人文景观。原本山恶水险，鲜为人知的广西环江县，也一举跃上举世瞩目的显赫地位,在中国大跃进史上留下了显赫一时的篇章。 1958年9月，环江放出水稻亩产13万多斤的“卫星王”，10月，又放出日产万吨钢的“卫星王”，号称创下当时人类粮食和钢铁生产史上最大的奇迹。环江“卫星王”，对当时狂燥热昏的大跃进的中国社会，几度产生兴奋剂般的刺激效应。 “卫星”上天，悲歌动地。环江勇夺“卫星王”，也创下了由此引发的“苦日子”中骇世悲剧。 环江“卫星王”的代价，是全县十六万民众，“苦日子”惨死五万人！ 环江悲歌的炮制者，县委书记洪华曾对亲信说过：“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
一、大山窝里的“共产”风波 1997年初，当我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采访有关当事人，了解“环江惨案”的有关详情时，一位当年的环江县委干部对我前后谈了近十多个小时有关“环江惨案”的前前后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写环江惨案，是我多年搅动不安的心愿，真是太惨了！但对我来说，又才学不够，几易其稿，笔力不足。要写环江惨案、写洪华，还要写环江的特点和地理环境，大山窝里闹出那么大的‘共产’风波，不出鬼才怪了！环江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大山区，许多地方都是山大石头多，田土象鸡窝，吃饭全靠天，人多难干活。合作化时就不顾民意，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大跃进年代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上上下下都是大唱高调，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耕田机械化，灌溉自流化，出门坐汽车，飞机满天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硬是要在这里搞集体化，公社化，食堂化，共产化，天堂化，结果闹出了那么惊人的环江惨案。” 可是，翻阅当年的历史档案，“环江卫星”和“环江惨案”的“始作踊者”??洪华的说法却大不一样：“我调到环江来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环江是山大坡陡石头多，穷山恶水出刁民。真是胡说八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只要有了人，高山要它低头，河水要它让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环江，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为云贵高原南延部分,地势较高。全县90%为山地。四边山岭绵延，中部偏南为丘陵，多为石山，略呈盆地。连绵起伏的群山环抱着大大小小的田垌，村落星罗棋布，或十几户，或三五十户，或百十来户，散落其间。西北部为金坳山脉；东北部为胸伟的苗岭山脉九万大山,为县境内最高地区，主要为土山，植被发育，森林茂盛。山坡陡峭，多悬崖绝壁，似刀劈斧砍而成，地势险峻。许多地方原本地少人稀，往往要翻过几座大山，穿过几个坳口，才有三五户一屯或单家独户的人家。在那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山腰上，人们常常用石头垒起一道道石墙，挑来泥土填地种上庄稼。甚至在石缝里填上泥土种旱粮。
环江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交融地区，这里居住着壮、苗、汉、毛南、瑶、布依、仫佬等民族。据1987年统计，环江县有31.6万余人。其中壮族22.5万余人，毛南族5.3万余人，苗族0.3万余人，瑶族3500余人，汉族2.8万余人，余者为其它民族。 环江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县治在思恩镇，距南宁334公里。全县总面积为4572.31平方公里。环江建置历史悠久，自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置环州设思恩县，至今以有一千三百多年。置县以来，行政辖区变化较大，南、北部几次被分治。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384年）析思恩东北部设安化厅，1912年改为安化县，1913年改称宜北县，1951年8月，思恩、宜北两县合并置环江县。198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成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小环江流经县境，故名环江县。 环江县农业以种植水稻、玉米、豆类和木薯为主。解放前，一些民族尚在原始部落状态，千百年来刀耕火种，人力畜耕，生产力十分低下。主要是大石山区的农户一年一度在山窝、山坡或深山老林烧荒播种，秋季收割。 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江的刀耕火种现象还能常见。解放前的水稻种植也是人工手耕为主，平均亩产仅93公斤。因环境恶劣，除极少数人外，人们生活贫苦，而山区民众生活则处于极端困苦状态。
据《宜北县志》载：“全县贫苦农民占90%以上，一日三餐稀饭，少油盐，日常不过清水煮菜。”而《环江县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有这样的记叙：解放前毛南山乡，九分石头一分土。十年九旱穷山沟，一年普遍缺2?3个月的口粮，每天只能吃两餐拌瓜菜或红薯的稀饭，经常缺少油盐。上南村人均旱地九分，外人嘲笑“有女莫嫁上南村，挑水好比上天门，早晨吃点苦麻菜，夜晚啃点雷公根。”景阳乡142户，580人，一般早上吃包谷粥，常年累月吃红薯、南瓜，缺少油盐。比较好的家庭，有时煮菜时将火麻捣碎放进菜里当油吃。一般农家自种棉花，自织自穿。穷人则往往衣不遮体。
环江山大林密，历代视为偏远荒蛮之地。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95%以上。千百年来，各民族杂居相处，风行诸多原始愚昧野蛮的习俗，至二十世纪，人们仍在诸多神话口传中，寄托着善良纯真的信念和期望。 正因为如此，有史以来，环江都是出名的贫困山区，至今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48个山区贫困县之一，属国务院帮助广西的重点扶贫县。
解放前，环江县以自然经济为主，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原始经济为辅。据解放后环江县88个小乡（全县125个小乡）第二、三期土改的统计，解放前占农村总户数3.7%的地主，占有耕地14.89%；占农村总户数2.9%的富农，占有耕地9.41%；而占农村总户数54.9%的贫雇农，则占有耕地31.1%。部分贫苦农民以地租的形式向地主上缴租地的费用，经济剥削造成的贫富不均客观存在。而在一些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贫富分化现象并不凸显，民众生活方式，基本上是草棚茅舍，温饱难求。
1951年10月，环江县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至1953年土改结束，全县农民人均拥有耕地2.4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实行轻徭薄赋，农民生活逐渐有了改善。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4989.38万公斤，农业人口人均有粮333公斤，基本上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1952年至1955年间，环江农村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运动。也正因解放前环江县诸多地区就有原始部落的集体协作生产习惯，农民们对集体生产，但土地和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所有的形式也容易接受。农业收入除交公粮外，余下全由农户自由支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高。1952年春，三乐乡塘兰村组成环江第一个互助组??崖日坚互助组。1954年2月，以崖日坚互助组为主转建成塘兰农业社，这是环江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文将要说到，崖日坚这个农业生产集体化的带头人，在大跃进年代中，却因为批评县委书记洪华大搞弄虚作假，坑害农民的“反瞒产”运动，而死于非命。
1955年8月22日，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省委书记陈漫远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各级干部回县以后，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大批“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由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张德亲自挂帅督导，很快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1956年1月，环江县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必须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交给高级社统一安排，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在大办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干部对农民采取“一哄二抬三强迫”的办法，一时闹得民心慌慌，乱子四起。 干部们对农民大搞宣传攻势：“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土地是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共产党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合作化是让农民共同富裕的路。”“合作化，集体劳动，走苏联老大哥的路。苏联的集体农庄，拖拉机耕地，自流化灌溉，康拜因收割，种地不用人力，全都是机械化大生产。”“实现合作化，搞集体生产，人多力量大，搞起生产有干劲。”“入社光荣，不入社可耻。”…… 干部们在农村和社会上大造“入社光荣”的政治声势。尤其在转高级社时，入社成为政治待遇，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实行群众评议，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入社，否则入社后实行管制劳动改造。因此，不入社的人社会地位比地富还低。许多没入社的群众只好蜂拥而至。对还不愿入社的人，一卡二压三批判。 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对不愿入社的群众实高压，发动已经入社的社员，开会批斗那些不愿入社的群众，经常是边批斗边打骂，搞得那些不愿入社的人一听说开会就紧张害怕。你越害怕，批斗会还开得越热闹，白天开了晚上开。有的干部还实行严厉手段，对没有入社的群众，牲畜不能上山吃草，孩子不能上学读书……结果全县很快实现了高级社化。 高级社给农村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恐惧、担忧、困难和麻烦。 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充公，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共产，耕牛、农具充公，干部捏着社员饭碗。因此，一说到马上要搞高级社，农民们怕共产，纷纷卖牛、杀猪、宰羊、杀鸡杀鸭、砍树……一时间造成环江县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1955年发生春旱，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的5618万公斤，下降到4749万公斤，减产15．47%。 其中减产严重的地方，如下南区，粮食减产31．2%。而粮食减产，征购粮反倒增多。因而造成严重粮荒。据1956年3月统计，全县农村粮食缺口达500多万公斤，其中下南区缺粮106．5万公斤，缺粮户4466户，占总农户数的86．3%。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下南的老秀才编了首民谣，农民们拿了做歌唱：“高级社，不高级，集体生产真寒心。干部脸色象老爷，出工分粮都扯皮。出工要跑几十里，收工摸黑没饭吃。一年到头忙生产，年底粮食难充饥。不管天，不管地，要田拖牛单干去。”由此而来，社员拉牛退社的现象大量发生。据水源、下南、驯乐3个区的不完全统计，要求退社的农户有566户。
为此，1956年8月，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远和景阳两个高级社进行调查研究。王定是一个求实爱民的干部。他根据希远社采取的“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确定了符合县情而又能应付八方的政策：地处山区，居住分散，群众文化低，生产力水平低，并社转社过快，规模过大，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统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大社划小。措施有三：规模过大，居住过于分散的社，分为若干独立核算的小社；保持大社原有组织，下设若干独立核算的分社；大社规模不变，对一队多屯，各屯收入又悬殊的生产队，适当分小，自负盈亏，单家独户则采取“包产到户”。凡山区社队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大社划小”、“三包到队”、“包产到户”的情况。但是，环江县委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却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随后，县委经过试点，很快在全县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因而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894．5万公斤，比1956年增产739万公斤，增长17．78%，山区社队小作物生产得到恢复，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提高而深受社员欢迎。
1957年2月，广西省委工作组到环江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当他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省委。在省委几次督促下，宜山地委几经肯定又“纠偏”的风波，终于对环江县委进行了改组。1957年5月，宜山专署副专员戴春涛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成员大多数人“靠边站”。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环江县委于8月18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到会干部有三千多人。接着，全县开展起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对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副书记东丙庚、陈朝鲜、水源区委书记覃春田、明伦区委书记邹本源、大安区委副书记韦灿如进行严厉批判，并将其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县直机关和区乡干部中，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株连，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还有一大批支持和实行环江县委改革方案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
1957年12月，“为了加强环江县委的领导班子”，中共广西省委决定调洪华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环江本来就因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而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县，从此，环江县的人民就在洪华的统治下，踏上了大跃进?苦日子那暗无天日的路程！ 环江县的大跃进，始发于1957年冬，勃起于1958年初。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视察山东的消息。当历城县干部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发话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多，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很快，“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传至毛南山乡。8月25日，环江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由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江琴堂做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报告。 8月，人民公社化运动一风吹。8月25日晚，中共环江县委召开电话会议，全县12万多干部群众到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听取县委领导人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报告。当夜，全县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在一派热闹声势下，“到会的12万多干部群众都签名要求加入人民公社”，县委当晚宣布“环江县实现人民公社化”，环江县原10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46342个农户，以区为单位，合并为8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区）、红日人民公社（水源区）、红星人民公社（川山区）、和平人民公社（下南区）、卫星人民公社（大安区）、先锋人民公社（明伦区）、火箭人民公社（为才区）、上游人民公社（驯乐区）。入社的户数、人口、耕地，均为100%。原来的108个乡，改为108个生产大队。1959年3月，又将8个人民公社划分为17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立后，公社实行高度共产化，对生产资料实行无偿调拨；劳动力则按军事编制，编成团、营、连、排、班，实行统一调度。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当时环江县委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干部军官化，社员战斗化。”“并一度推行伙食供给制、工资制，同时以自然屯或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据统计，全县共建食堂1984个，就餐人数达155745人。全县还建立了幸福院（敬老院）110个，入院户数990户，1320人；全县创办托儿所444个、幼儿园35所。” 从此，环江人民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一个不少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开始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在此后的人民公社中，缺衣少食地生活了三十多年。 而洪华则领导着环江县委，从此跨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创下诸多“人间奇迹”！
二、人神共主创奇观
发动大跃进，中共几次重要会议选址很有讲究：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等等。广西、四川、河南、湖北、上海等地，省委主要领导人均受毛泽东十分赏识。此际，陈漫远虽然下台了，但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却势头日盛。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包括九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南宁中央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并弦外有音地说，1957年的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周恩来检讨不迭。 南宁会议确定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以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全面升温。 南宁会议刚结束，1月31日至2月15日，中共广西省第一届委员会第六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大会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并提出广西农业大跃进的五年指标：到1962年前，实现粮食亩产八百斤，提前五年跨“纲要”。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追求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确定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抡起大棒，大批右倾保守的“观潮派”，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实行“插红旗，拔白旗”。又挥舞大旗，为全面来临的大跃进高潮加压提速。 南宁会议广西开，广西大跃进运动要搞起来 历来低产落后，灾荒不断的广西大跃进怎么搞？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1955年至1956年春，由于高级社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55年遭受旱灾和水灾，国家征购“过头粮”等，致使56年广西发生春荒，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三县饿死550人，14700多人流离失所，讨饭渡荒。 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报告强调，这一事件的客观原因，是水旱灾害和56年春雨连绵，早熟作物减产50%左右。但另一方面，事件发生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共广西省委、省人委主要负责人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严重，问题发现后，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对负有责任的干部长期不作严肃处理。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贺希明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平乐事件震动全党，也给广西省上上下下的干部敲响了警钟：人民的生活、生死，岂能漠视！ 大跃进刚开始，省改自治区后的自治区委负责人班子，他们从反面吸取教训，认为广西原领导班子出了事，要改变中央对广西的看法，必须下大决心，把广西的大跃进工作搞上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平乐事件余威犹在，一些干部还跟不上自治区党委的步伐。于是，在“全国一盘棋”的局势中，一场“反右倾，拔白旗”运动，大批促大干，迅速扭转了全区局面。大跃进在广西迅速升温。 6月，广西在大规模批判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高潮中，自治区党委召开一届三次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党政军民号令：1958年，广西要大批右倾保守，大战粮食、钢铁卫星，粮食要翻一番，总产要达到216亿斤。广西的大跃进，伴随着动地战鼓冲天而起。 8月10日至13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会议提出，1958年，广区自治区要实现粮食“千斤区”，争取实现“一千五百斤区”。会议决定，苦战3个月，搞好中晚稻田间管理，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做好水利建设准备工作。会后，各地对增产指标又层层加码，订出“万斤县”、“万斤乡”、“万斤亩”等跃进指标。然而，他们忘了，平常年份，广西大多数地区粮食亩产才二三百斤。 柳州是广西的典型。8月，柳州地委召开地委扩大会议，贯彻自治区党委一届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地委书记贺亦然心急火燎，召集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亲自布置督促各县制订跃进指标。。当时，环江县属柳州专区管辖，洪华风尘仆仆地赶到柳州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大批促大干！”由此而来，大会特别强调开展反右倾斗争，批斗了一大批重实际、讲真话、或对大跃进初澜中显露问题表示异议的人。地委提出了农业大跃进的宏伟目标：亩产达到3000斤，争取5000斤；总产165亿斤，争取275亿斤。“力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 就在会议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8月中下旬，跃进“卫星”如火如荼。湖北麻城放出水稻三万六的“大卫星”后，刘建勋急了。8月19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地、县委书记紧急电话会议。刘书记对主持会议的区委副书记说：“毛主席在看着各省放卫星呢！广西落后了，要让毛主席看得上，广西必须放大卫星，争上游。”他告诉全区地、县干部：“今年丰产了，但缺少一颗大卫星，这是缺点。湖北亩产三万六的卫星，是把九亩移到一亩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五万到十万斤一亩，恐怕是放不出去的。”并强调：“现在不管一切，必须拿下大卫星！” 8月28日，自治区党委、区人委会发出《关于开展高额丰产竞赛运动的决定》。从此，大规模“丰产试验田”和“卫星田”到处出现。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市）、县委必须抓紧落实粮食高产工作。 区委着了急，地委火烧心！柳州地委紧急召开地、县、乡、社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基本方针，就是“放出大卫星”！会议大唱“敢想、敢说、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的高调。贺书记在会上摆开胡萝卜加大棒的架势，言明了一个中心思想：放卫星争上游的，重奖！放出卫星，“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一辆小汽车。”放不出卫星的，“拔白旗”！ 贺亦然特意私下召见洪华，千叮咛，万嘱咐：环江一定要拿第一。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并明确指示，一定要解放思想，从方法上想办法。是要学麻城，移禾并蔸，要多弄几亩田。拿了第一，一定重奖。贺亦然亲自给洪华倒茶点烟，并请喝酒吃饭，边吃边谈。 洪华受宠若惊。在贺亦然办公室，洪华拍着胸、捏着拳：“贺书记，您放一百个心。不夺全国第一，我绝不见您！”并马上给县里打长途电话，布置县委立即开展“放大卫星”工作。并指示由县委分工负责农业的书记江琴堂主持，由曾兼任过城管区委第一书记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季桂明、城管区委副书记韦玉昆、城管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李钰金负责，在城管高级农业合作社搞移禾并蔸的“高产试验”。 家里做好了安排，洪华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地、县干部会议上，他多次拍着胸膛下保证：“耕地三十万，总产百五十亿斤粮，只准超过不减少，保证亩产五万三”，“誓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胆气包天，豪情冲天！ 在四级干部会的擂台赛上，洪华玩了个绝活。当力争第一，大放指标“卫星”的鹿寨县委书记报标打擂发完言后，洪华“蹬、蹬、蹬”几个大步跨上擂台，猛地把白衬衫扣子一把扯开，只见里面汗衫上写了五个鲜艳红字：“誓死夺第一。”台上台下，掌声雷动，叫好声连片。 洪华这下子可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会议一散，急急匆匆赶回环江。在县委干部动员会上，洪华向全体与会者宣布：“区委和地委都在看着俺们，环江要放就放他个十万斤以上的大卫星，小的没啥意思了。”主席台上，洪华十分亢奋，一口山东话震得山响：“放卫星，就得学麻城。麻城九亩并一亩。俺就搞它个十亩二十亩并一亩。麻城放三万六，谁说俺就不能放它个十万二十万斤的大卫星？” 会下，洪华也照猫画虎，把红旗公社定为重点，叫来季桂明，又点烟，又倒茶，亲口布置说：“粮食卫星，红旗公社放十多万斤的，全县放一批，几个公社都放，红旗是大头。放好了，我先放一句话在这里，一定嘉奖。放坏了，就自己掂量。” 季桂明十分激动：“洪书记您放心，一切有我呢。拼着命一条，我也不会辜负您！” 布置完毕，洪华前呼后拥下乡了。一路巡来，一路安排放“放卫星”。洪华也真够辛苦忙乎的，他还要安排钢铁战线的“元帅升账”，一天到晚风尘仆仆，时常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消停，一边吃，一边谈。他还时常找来季桂明，亲自安排放“大卫星”的细节，了解情况，下达指示。 季桂明召集红旗公社的社队干部，反复开会斟酌研究，落实放“大卫星”的措施。
8月22日，季桂明、韦玉昆、李钰金到城管农业社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有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欧后裔、副大队长欧谈基和杨全明、会计曾海涵、文书韦树高、妇代会主任吴彩繁、省下放干部李光宗和部分生产队长。会上，李钰金传达上级领导关于放“大卫星”的指示精神，介绍湖北麻城，搞移禾并蔸，放出亩产几万斤的“先进经验”。经过一阵热热闹闹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县城二码头和公路之间的一块半月形、一亩多地的“卫星田”里，放“大卫星”。 地点确定之后，干部们下起了真功夫。首先，派出社员把在块田里快要成熟的禾稻移出里，然后用几十个人深犁一尺五，按氮、磷、钾肥的比例，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倒进地里，耙融捣烂。又砍竹子，修木桩，从8月24日到27日，准备了四天。由于主要男劳力已经调到“钢铁战场”“大炼钢铁”去了，因此，县委一声令下，抽调了城关大队的“后方”主要是妇女劳力、县直机关干部、集中待命的中小学教师，共计一千多人一齐出动，从8月28日到29日，到半月形的斗丘田附近的三乐、城管、要良、中山等大队，选出八九十亩中稻，把长势好、快要成熟的禾谷，连根带泥包好，搬到斗丘田来并蔸（见1961年3月2日中共柳州地委《关于洪华罪恶事实》。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据罗克正、欧谈基、江琴堂等人的回忆，当时“并了五六十亩”）。 季桂明发话，移禾并蔸，密度要禾挨禾，禾挤禾，小孩坐到禾穗上，也要掉不下来。而那八九十亩田里其它的稻谷，人踩牛踏的，基本绝收。 禾苗太密，几天就会发黑发软。他们又派出专人，6个社员在“卫星田”的四周，日夜不停地给禾谷鼓风喷水降温。还每隔1.7到2米打一排木桩，横竖都拦上竹片，边打桩拉篾片分格，边将禾谷一蔸一蔸地紧紧顶牢实，田边的四周也打桩拉围，压紧顶牢，以防倒伏。并且每晚都在这块“卫星田”的四周点灯诱蛾。 一千多人大战两昼夜，终于准备就绪了 万事俱备。洪华向地委汇报了放“卫星”的准备，说是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亩产要超过十万斤！接到环江县委的报喜，贺亦然欣喜若狂，赶紧上报自治区。于是，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委向各新闻单位及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地委和自治区委又分别安排了一大批干部、专家，组成检查验收团赶赴环江。刘建勋亲自交代，到时候他会守着电话，等着为广西争光的环江“卫星”。 终于，环江“高产卫星”上天了！这亩产13万多斤的奇迹，真是惊天动地。而且这是在县委大院场上，由几百位干部群众现场验收的数字。材料报上去，一路赞叹声。
三、神话时代的神话
1958年9月初，环江县委大楼，县委书记处办公室。 洪华书记慷慨激昂：“解放思想，反对右倾保守，是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前面几次放卫星，同志们工作扎实，取得成功。这次放大卫星，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措施。县委内部要统一思想，任何保守情绪，都要彻底粉碎！红旗公社放水稻大卫星，桂明同志要立军令状，保证不出任何问题。说实在的，这次放卫星，上至区党委，下至老百姓，都看着我们。成功了，有功庆功。给我弄出麻烦来，哼哼…….”洪华发哽的山东口音，令人不寒而栗。 县委副书记兼红旗公社党委书记季桂明马上接口道：“洪书记放心，我拿党票保证，红旗公社的水稻卫星，一定要夺全国冠军！一定按照确定的方案做好，保证不会出问题。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要靠我们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去实现。” 县委宣传部长拿着《人民日报》来说话，几分诌谀地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党的指导方针和口号。《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得好，我们今天真是生活在一个神话般的时代。多精辟呀！大跃进时代，就是神话时代。我们这次放卫星，一定会创造毛泽东时代最辉煌的神话般奇迹来。洪书记放心，我们向您立下军令状，如果放卫星出了问题，任凭党处罚！” 洪华急躁地站起身来，捧起茶杯两眼杀气腾腾：“各位，我再说一遍，我向地委书记处立了军令状，放不好这颗卫星，拿我是问。共产党人，就要有这种胆略气魄！那我今天把话说到前面，这颗卫星放不好，我就拿你们是问！”在会后说到放“卫星”时，有人提出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洪华两眼一瞪：“怎么办？还杀头哇？共产党人要有不怕开除，不怕降级，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嘛！” 洪华私下里向他的亲信口述机宜之余，曾十分动感情地说：“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全国都在大跃进，放卫星，哪有那么多真的？”
1958年9月9日。 历史似乎特意为环江创造了那一天，那是环江县创造历史奇迹的一天——环江县创下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高产纪录”！ 三天后的《广西日报》，为环江的这一天留了整个头版，详细报道了环江县创造历史奇迹的这一天。《广西日报》的套红栏大标题格外震人：“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报纸还刊发了这样两幅新闻照片：一个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禾稻上面，就象坐在一张硕大的睡莲叶上安安稳稳，眉开眼笑。照片的说明是：小孩在试验田的稻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照片似乎让读者的确无可置疑。另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的形象照。 在应邀而来的电影摄影师叶宁的导演下，9月9日一清早，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约六千多人，从四面八方向实验田涌来…… 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写的通讯报道《高产颂》，使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气腾腾，人喊马嘶的场面—— “9月9日一清早，当雾气还密密地笼罩着四周群山的时候，络绎不绝的人们，云集到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一块一亩三厘田的周围。人们来自最边远的公社。来自柳州地区其他十几县。当然，还有来自自治区党委、人委的代表，和有关方面的学者专家。六千多男男女女，围得这块已熟透了的高产田水泄不通。千万只眼睛充满兴奋和期待的光彩，紧盯着那块有点象马蹄形的悬旗挂彩稻田，看它究竟能必多少谷子……” 收割前，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先是估产。“有人问社干部李钰金同志这块田多密。她的回答是请大家坐到上面去试一试。”结果还真有人踏上了禾谷。摄影机、照相机忙个不停：自治区农垦厅陈任生、民政厅张显龙、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秦振武和两名公社干部先上了去，七八个记者和摄影师也坐了上去… 记者一支笔，招出来尽是大人物。“自治区农垦厅陈副厅长、民政厅张副厅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秦副主任和两个社的干部，先后坐到禾上面；闪七个人已经够重的了，可是，七八个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为了抢上这个动人的镜头，也纷纷踏上禾面，是十几个人的重量，并没有给禾苗带来多在影响。人们又推测这样密的禾可以产多少斤谷！有的伸一只手；有的说可达七八万；但消息录通点的人却伸了两把巴掌。据说县委向地委报了十万斤的估产数。十万斤这是个不免使人咋舌的数字。所以，当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同志宣布开镰时，鼓掌声响得象春雷一样。” 那是一个何等庄严而又热烈的场面呵！人群如涛，锣鼓如雷，彩门如虹。一部部照相机在按动快门，电影摄影机忙得不亦乐乎。
10点15分，洪华出场了。旗门开处，站出一个北方大汉。此人貌不出众，却威风凛凛。只见他踌躇满怀地环视着四周的人群，麻脸上坑坑点点，也都流光溢彩。他把系有红绸的镰刀，象授功勋章似地递到领头开镰者的手上，授予红旗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覃建勋，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副大队长欧谈基和杨全明，大队妇代会主任吴彩繁等人，而第一个从洪华手中接过镰刀的领头开镰者，更是精神抖擞，神气活现——此人就是这块高产卫星的炮制者季桂明。一眼看得出，这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善于钻营官道的干部。 10点24分，开镰了！罗克正一声令下，496位“十万斤亩野战军”奉命下田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四百多个男女社员，以军事化的速度行动，投入战斗了。七八十把镰刀不停地舞动；三十架打谷机在飞快地转；数不清的人来往搬运割下的禾和打下的谷。可是，太密了，禾苗密到一条禾杆紧挨着一条禾杆；密到宽些的镰刀伸都伸不进，而不得不用的办法。因此尽管人们的干劲再大，收割的速度是很缓慢”。 太阳步步升高,天也越来越炎热,可是扩音机里传出的”已收二分五,得谷二万五”的喊声,不但使大家忘记了疲劳,而且使人变得更加兴奋,情绪高昂。
“从上午十时许收割开始，到晚上九时三十分结束，收了将近12个小时长的时间，不少人连饭都没有很好吃，可是那高涨的情绪，却始终没有一点松弛。而当司磅员最后宣布一亩零七厘五田收谷14万多斤时，更爆发了一阵纵情的欢呼。” 还留下0.055亩供人们参观。 “卫星”田离城不过3里，收割的谷子，由人们一担担从田里挑进城，在县城主要街道上示威般地转了一圈之后，运到了县委院子的球场上。名为“挑粮游行”。 球场上金灿灿的稻谷堆积如山。 经过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30分，整个收割才宣告结束。 每一担谷子都要过磅，而每一台磅称都有上级机关的干部监督，每一担谷子过磅后，就有专人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后，都会有人把累计写在挂着的黑板上，一码一码地过称，这当然是让人信服的了！ 收割宣告结束后，县委书记处书记江琴堂为丰产报道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由18.9亩移禾并蔸的高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1.13亩，已收1.075亩，经过严格的登记和累计，所收的干谷达到140217.4斤，折算亩产130434.14斤。尚留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就这样，环江县创造了全国，不！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水稻亩产最高纪录！环江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奇迹！环江《跃进报》最先报道了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奇迹！ 水稻亩产13万多斤！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它把山高水冷，正常年景水稻平均亩产二百多斤的记录，一下子提高了430多倍以上！ 大批各级政府要员当场验收，为这颗“特大卫星”发射成功，打上了权力和机威的大印。被邀请“参加验收的有：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书记江琴堂，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陈东，自治区林垦厅副厅长陈住生，民政厅副厅长张显龙；中共柳川地委代表、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延年、组织部长马振东、自治区工农业生产检查团柳州分团副团长秦振奋武、政协区委会副主席丘辰。” 参与验收的还有一大批奉命而来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大名也垂昭历史：“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作物栽培学教授翁德齐，遗传选种学教授吴如岐，广西大学教授龙季和，区农耕研究院所技师陈士宏、杨半年和有关农业科研机关的水稻技术人员等。” 记者们当然不可或缺，邀请来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南宁电影制片厂、自治区电影摄制组的记者和摄像师等，共计35人之多！创下大跃进以来，一次放“卫星”到场记者最多的记录。 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呢？知情者后来把真相告知了历史：原来，为了放出“放大卫星”，环江县委领导人事先做好安排。在“挑粮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县委事前的交待，从路经的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上一担担谷子，等“挑粮游行”的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一路上，“挑粮游行”队伍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 尽管如此，组织策划者们还生怕达不到“卫星”指标，他们事先又指示安排，要挑谷的社员们趁乱出蛊，浑水摸鱼，趁着过枰现场乱哄哄的场面，过完称后，挑起担子，不准倒上谷堆，又在场上三转两转，插进等待过枰的人群，再次过枰。即“团团转”过枰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趁乱之际，要求过磅划码人员一码多划，有的划码人乘上级机关的监督干部不注意，一码就划上它四五道。 这样一来，累计的数字节节升高，十几个小时下来，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特大卫星”，还就真的超过了环江县委的原定计划。 据当事人的回忆，9月9日这一天，尽管绷着劲，“洪华的心里那个高兴，就不用提了，好象每个麻子眼里都往外闪烁着喜悦。” 那是一个神话般的时代！那是一个假话连天，不齿于人的时代！那是一个良心扫地，人性泯灭的时代！ 9月12日，《广西日报》整个头版套红，发表环江水稻“创全国最高纪录”的报道，还发表了由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写的通讯报道《高产颂》。 12日的《广西日报》还刊登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给环江县委和县人委的贺信：《祝贺环江创水稻高产新纪录》，热烈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为此，《广西日报》郑重发表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该报二版还发表了记者黄义杰、骆正元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 在一版的下角，还加了一幅“跃进漫画”，并刊登了一首画配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9月12日的《南宁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着一“人间奇迹”！其标题特别震撼人心：“见过吗？听过吗？想过吗？中稻亩产十三万斤！我区环江红旗人民公社破全国纪录”。 9月18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向全世界宣告了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特大喜讯”。 …… 据现在可考的历史资料，当年全国对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人间奇迹”的报道及有关评论，高达3864篇以上。
环江的神话，震撼中外。多少年来，群山屏隔，闭塞落后的环江，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荣耀。国内外赶来参观的人群，潮水般涌向环江，涌向那块斗丘田。 西方社会为中国人“放卫星”的大胆想象惊叹不已。苏联老大哥则一惊一诧：倘若中国最贫瘠的山地，也能亩产13万多斤，那么赫鲁晓夫在和毛泽东宣告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进军中，岂不会落伍三秋！苏共秘电驻华使馆，务必查清其真谛。苏联专家风风火火，直赴广西。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国大地上，跑来跑去，名符其实地成了追星族??追赶中国大陆的跃进“卫星”，以证其实。 也有诚心的信徒。紧靠广西的北越领导人，为此食指大动：广西毗邻越南。若能取得真经，也亩产十万八万，那还怕什么贫穷饿饭，革命岂能不成。北越政府匆匆派出农业考察团，专程赴环江取经。但实地一看，全傻了眼：环江人吹嘘的“高产卫星”，除深翻土地多施肥外，没有其他高招。越南人上报的结论是：亩产十三万，不过是蒙骗上级的神话。
高产“卫星”震动京华。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谢觉哉的《观花之诗》，其中之一《听说环江丰收》为五言诗一首。诗人颂到：“环江试验田，亩产十三万。还有九百六，平均一万八。土肥水种密，禾上人可站。做了水稻王，又做钢铁汉。全县定计划，炼铁三百万。信不信由你，环江正在干。”这里，谢觉哉所写到的关于环江放“钢铁卫星”的事，我们将在下面专门讲到。 毛泽东更是感慨万千：全国高产的形势喜人，也逼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我们跃进半年多就解决了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人民日报》有几篇好文章，要看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我看我们是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不要迷信洋人和神仙。……毛泽东舒心开怀地指点着说：“粮食产量这么高，要组织人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点头频频的听众无不开心大笑…… ——这真是一个人神共主的时代！ 时隔30年后，原环江红旗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1988年的县委副书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那时代的人，胡话当神话，简直是发癫了！” 那狂热的时代，发癫的人们，还有那周期癫狂中多灾多难的民族……
四、 “钢铁卫星大王县”
“是英雄，处处都要争上游，时时都要放光彩！”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患上了英雄狂妄症。 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想当上时代叫响的英雄人物，那就要有藐视群雄、颐使众生、吹牛夺魁、“卫星”顶天的豪气和胆气。洪华在环江百姓私下有三个诨名：“洪卫星”、“洪大胆”、“洪霸天”！ 洪华干这个真格行。“粮食卫星”放出了全国第一，“钢铁卫星”他也曾两度夺得全国第一。洪华也因此被自治区委领导人刘建勋称为“毛主席的好干部”。 的确，大跃进有时代大气候，责任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在基层。但是，基层干部的素质，直接决定了灾难的程度。象洪华这样一大批闻风发热，欲望膨胀，踏着人民血肉身躯往上爬的干部，则导致悲剧上升到极端。
58年夏粮丰收，“高产卫星”捷报频传。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全党必须重点搞钢铁。 7月下旬，“全党动员，大办钢铁”的口号，刚刚提到广西自治区委主要议事日程上来，环江县委就闻风而动，摆开了大办的架势。 8月8日，《广西日报》报道，到7月30日止，环江县已有40个乡办起炼钢铁工业，97个炼炉上马。县委还将全县兴建炼铁炉的计划，由原来的150个增至200个，生铁产量由三万吨，增加到四万吨；还决定产钢五千吨。 “全民大办钢铁”，环江一马当先。 无偿平调劳力。大炼钢铁，建炉、采矿、砍树、烧炭、运输都要大批劳力。县委一声令下，计划通知到社，各公社主要劳力即丢妻弃子，抛下正待收获的庄稼，自带工具、粮食，按行动军事化原则，编入钢铁野战大军，奔赴“钢铁战场”。8月29日，《广西日报》报道：当时环江全县“钢铁大军”编一个师，3个团，8个营，1个独立营，40个连，120个排，下设战斗班。3000人编一个团，1000人编一个营，150至300人编一个连。各团设政治部，负责抓政治思想。到8月28日止，已有3个团9000多人到达县办的平地、平治、龙水、都川铁矿厂等钢铁工地，与各厂原有的“钢铁野战军”会合成11000多人的“钢铁大军”，投入采矿、建炉、炼铁的紧张战斗。
环江县“大炼钢铁”的高潮是在十月份，共有九万多人投入钢铁战场，而全县总人口才十六万多人。
强迫投资。白手兴业，炼钢铁要建炉，要设备、要资金。县委的办法：一动员，二劝捐，三强迫。共产主义是人民大众的事，先从老百姓那里共出工业化的积累资金和物资来。 建炼钢、炼铁炉要砖木，县委指示，各社队要充分动员群众，动员捐献投资。于是，全县普遍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动员投资。 此招实为缺德和野蛮。各社、队召开社员大会，让大家先自报家产，自认投资，再动员左邻右舍互揭家底，检举揭发，层层加码。结果形成你争我吵，挟私报复，互揭阴私，必至对方倾家荡产而后快的局面。干部却稳坐一边操纵会场，最后拍板定案。倘若有人“不老实”，当场召开“辩论会”。 辩论会就是批斗会，被辩论者要站到台上低头认罪，任由他人揭发批判。弄不好一绳子捆起来，吊打拷问不一而足。如果还不服气，干部带上民兵和积极分子，抄家、拿钱，抢物、拆房、揭瓦、撬砖。运用此法，平治乡在7月份，两天内强迫群众献瓦两万块，砖六千块。 8月23日—26日，环江县委号召全民动员，为“大炼钢铁“捐献投资。3天内搜刮木材14662根，瓦52240块，砖17.6万块，工具6000多件。8月8日，《广西日报》发表环江县委副书记梧裕茂的文章：《环江县委领导土法炼铁的经验》，向全省各地，介绍环江县委动员投资的“先进经验”、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提高了群众认识，各乡立即掀起群众投资热潮，把炼铁炉建起来了。 环江大炼钢铁，拆房建炉，几年后民众的房屋还逐渐恢复建立起来了；但毁林烧炭，则祸害子孙。树大林茂的环江大小山岭几千座，刀斧过后，全都成了荒山秃岭。 最为惨重的是对人的奴役和迫害。为了放“钢铁卫星”，“钢铁战士”们经常日夜不停地连轴苦战几个通宵，稍有松懈，耳光煽，皮带抽，便会应时上身。可怜的还要数“解放出来”的妇女。 7月底，环江县开始筹建红旗钢铁厂。该厂设在离县城约50多公里的白合仓。8月1日，建起第一个土高炉，到9月中旬，建成土高炉23个。该厂4000多钢铁战士中，有娘子军227人，大部分是侗族青壮年妇女，还有60多岁的老太太。 建炉期间，男的砌炉，女的运料。当时大雨滂泼，但干部们口口声声要突击赶工，坚决不让停工避雨。不少妇女正值例假经期，也被迫顶风冒雨挑土担石，晚上一直干到转钟3点多，早上天刚亮又得爬起来接着干。 干部们还经常别出心裁，来考验妇女的“战斗意志”。常见的是“紧急备战”抢运燃料。一逢炉前燃料紧张，干部们就下达战斗命令，规定妇女运输队连夜出发，翻山过坳，到炭场院挑上满满一大担炭，又火速赶回，到第二天上午11点前必须赶到炉群。否则，就以“落后分子”、“破坏大炼钢铁”论罪。有多名妇女因劳累过度而流产。到1959年初，这支妇女运炭队，有一半人劳累成疾。后来因体虚多病，很多人在大饥荒中早早死去。哪位妇女想轻松一些少受累，来吧，干部在床上等着哩，上了床，就能安排炊事员、广播员、通讯员…… 采矿、碎石场这种重劳力活，也有很多妇女。采矿连80多人，一部分男劳力抽去砍柴烧矿，实际挖矿的劳力就剩了妇女。一个妇女每天规定任务，要挖2吨矿石，遇到突击大会战，竟然要挖5吨。晚上，还要轮流和男子一起烧矿。 红旗钢铁厂干部对“妇女战士们”提出：“草地作毡天作帐，荒山野岭作食堂！”妇女们被迫吃在山头，干在山头，住在山头。 8月下旬，全国各地“钢铁卫星”纷纷上天，生产指标层层加码，形势逼人。8月22日，广西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布置钢铁生产。要求动员全党全民，全力以赴，大办钢铁。各地第一书记挂帅，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行动，务必完成当年钢铁生产任务。会后，各地区大搞小土群。 9月4日，自治区党委批转达《柳州地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情况报告》。5日区党委发出通报，号召全区各地向柳州学习，为大炼钢铁做贡献。随后，全区各地掀起献售废旧钢铁支援生产“抗旱”运动。
9月9日，中共柳州地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确定9月份全地区产铁万吨，钢万吨。环江县委决定将当年炼铁任务，由4万吨增至8万吨，县设钢铁办公室，洪华亲自挂帅。县委提出口号：“要让铁水奔流满环江！” 当时，“钢铁卫星”一个一个发射上天，柳川还没放出大“卫星”。贺亦然亲临环江督阵。环江县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全县4个炼铁基地扩大为6个，3个县委书记下到炼铁现场挂帅督战。
“钢铁战线”轰轰烈烈，但“钢铁卫星”还不见大的起色。区委负责人真是焦急万分。9月16日，区党委召开钢铁生产电话会议。韦国清就钢铁生产，提出12条。刘建勋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周密布置计算，力争全区钢铁生产在9月20日来一个大跃进，日产2000吨以上，月底达日产5000吨左右，确保当年钢铁生产任务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全县钢铁生产会议上，洪华对各级钢铁生产干部们说：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是钢铁铸成的。现在，钢铁生产任务重，时间紧，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有的人还有右倾思想，这不符合大跃进的要求。我现在提醒这些人，必须丢掉右倾保守思想，鼓足干劲，拼性命也要拿下钢铁生产达指标。要不，危险得很呢，你就会被丢进太平洋去了。经过县委认真决定，最后决定，9月29日，放“钢铁大卫星”，全县日产生铁达到一千吨。 洪华的主意很明确，只要区党委下指示，环江每次都要争第一，当先进！结果，只要自治区党委一开会，强调钢铁生产，环江闻讯就放“大卫星”。 环江“钢铁卫星”终于放射上天了！ 10月1日，《广西日报》向国庆节献礼的套红标题赫然醒目：《我区钢铁产量猛增，罗城环江成为日产生铁千吨县》，柳州地区的罗城和环江这两个“卫星”搭档，双双夺得广西“钢铁卫星”桂冠。报道说：本区炼铁先进旗帜——环江，9月29日产铁1014.4吨，放出全区第二个大炼钢铁卫星。环江由此成为全国大炼钢铁中，73个日产千吨县之一。
广西钢铁生产大跃进在全国挂了号，但自治区负责人认为必须乘东风，鼓干劲，进一步掀起钢铁生产新高潮，打好十月份“钢铁战线的淮海大战”。10月15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本月一定要超额完成生产，要求动员全民大放“钢铁卫星”，中央分配的任务只许超过，一斤也不许少！ 10月14日，忻城县放出日产煤57万吨的“大卫星”。实际上是把大炼钢铁以来挖出的煤，和全县已探明而末挖出的矿藏量，加在一起放了日产量的“卫星”。 10月15日，环江县委炮制出全国最大的“钢铁卫星”：日产生铁63321吨。16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欢呼环江炼铁巨星型卫星上天》。10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环江钢铁卫星的发射情况，并发表社论：《祝广西大捷》。 报道说，10月初，环江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奋战红十月，力争10月20日以前放出钢铁大卫星。接着，全县抽调9万多人，会同宜山、河地两县的支援部队，组成12万多人的钢铁大军，展开生铁生产“淮海大战”。各级党委书记分别亲临矿山、炉边、窑边督战，设英雄塔和光荣榜。烧炭队每人日产木炭800斤；挖矿队每人日产矿石5吨，最高达10吨；挖窑工每人日挖6个土方，运煤每人日运5吨。经过3天4夜，备足煤柴等燃料23718吨，矿石220260吨，建成大中小型铁窑21837个。10月5日，环江生产生铁63321.5吨，另有烧结铁51800.8吨。北京大学和地质学院师生应命参加验收。 “钢铁卫星”形势喜人！刘建勋告诉各地、市委钢铁生产的主管书记，放钢铁卫星，要放连珠炮！10月17日，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提出本月超额完成当年钢铁生产任务，力争11月完成当年钢产量10万吨的任务。不仅放钢铁、煤炭和木材“大卫星”；还要放运输钢铁、煤炭、木材“大卫星”。各地党委要抓好10月下旬钢铁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的指挥工作。 在“人炼钢铁，钢铁炼人”的口号下，10月，大办钢铁运动进入新高潮。全区最多时投入钢铁生产劳力720万人，占全区劳动力一半。 10月18日，鹿寨县8万多人（占全县总劳力95%）在柳江，融安、石龙、大苗山等县2.6万人参战下，放出生铁日产20万吨的巨型卫星。19日，区党委、人委发贺电热烈祝贺。20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论广西大捷》。 洪华真有那么一股争狠求胜不服输的霸蛮精神，容不得别人超过他。于是??10月21日，环江又创造出另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当时全国炼钢最高日产量的“大卫星”：环江县日产钢13416吨！ 而环江有史以来就是一个缺铁的山区。历史上只有一个平治锅厂炼过一点铁水铸锅，就连群众家中日常使用的铁器也很匮乏。大放“钢铁卫星”的日子里，社员家家户户的铁锅、铁器都收去砸毁，扔进了炼钢炉！ 砍树毁林砸锅炼铁，9万多人苦干半年，环江炼出的钢铁，能用的不上几吨，其他都是百无一用的“烧结铁”。 于是，环江好多年铁器为罕！ 于是，环江人好多年后，一提起大炼钢铁，就伤心落泪！
五、 “卫星”英雄霸王胆
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环江县日产钢一万三千多吨，并不是洪华之流的唯一杰作。洪华，环江人称“洪大胆”。至今，大跃进的过来人，一说起“洪大胆”来，最深的印象，就是“洪大胆”放起“卫星”胆大包天不要命！ 洪华书记，一米七八的山东大汉，方方正正的脸膛上，麻麻点点，环江的老百姓私下里叫他“洪麻子”、“洪大胆”、“洪阎王”、“鬼见愁”。洪华，1918年生，本名王荣耀。出身农民，高小肄业。河北玉田县第二区东范家坞人。1935?1937年到辽宁省抚顺煤矿当工人，后回家务农。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洪华。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区区委委员，冀东第十八地委保卫干事，组织干事，武清工委书记，县委书记。民国36年后历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警备四团政委，第四野战军补训二师政委，十三兵团留守处政委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较大的战斗数十次，屡立战功。南下广西后，厉任南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接受组组长，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宾阳地委委员，国营柳州机械农场，西江机械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农村工作场站处副处长。 1957年12月—1960年3月，洪华调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刚来环江，能说会道，又有风度，许多干部群众都还是很敬佩他的。但时间不长，只要一说“洪麻子”来了，吓得满街的人们老远能躲就躲，不能躲就赶紧闪到路边或店铺里去，生怕惹火烧身。据说，就连小孩子哭闹时一听说“洪麻子来了”，也吓得连忙止住哭声。因此，又有人私下叫他“鬼见愁”。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闹到鬼见到他都发愁的地步，天怒人怨，其人所为，可想而知。
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同事回忆起他来，仍心有余悸地评论说：“洪华身上，有一股凶气和狠劲，人见人怕。” 县委书记王定因高级社运动造成社员生产积极下降，出现粮荒，而主张大社分小社，山区包产到户，1957年反右斗争被打成环江右派集团头目，县委因包工、包产、包资到户被改组。洪华调任县委第一书记，第一件事，就是大力进行“反右斗争”。一时间闹得环江更加人心惶惶，而洪华很快就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和嘉奖。从此以后，洪华的口头禅，是“党叫咋干就咋干”，“誓死当左派”。 中共中央发动起大跃进，很快，全国掀起大放高产“卫星”的高潮。洪华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观风看潮，紧跟形势。洪华曾经对县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说过：“大跃进，主要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说的就是解放思想的问题。怎么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呢？还是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怎么才能大跃进呢？那就是鼓足干劲，大放卫星！高产卫星放上去了，就证明你是大跃进了，就证明你是鼓足干劲了。高产卫星放得多，放得大，你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大英雄！” 洪华全身都绷紧了劲，一心要争上游，当英雄。他也自认为“看清了形势，认清了道路，生死要争当“毛泽东时代的大英雄”！洪华在环江放起了“高产卫星群”！而且“高产卫星”放得一个更比一个大。亩产十三万多斤“高产卫星”，不过只是洪华“高产卫星群”中，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颗！ 红旗公社发射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高产卫星”之前，洪华就热昏了头脑，在全县布置起“大放卫星”的“全民运动”。 早在8月31日《广西日报》套红丰产榜上，环江名列第四，声称全县早稻平均亩产841斤。 9月1日，就在亩产13万“卫星王”发射前11天，洪华授意季桂明在红旗公社安排收割了一块中稻田，声称面积2分8厘，除留4厘田作现场标本外，已收2分4厘，“实收”干谷11921斤8两，折合亩产50090斤。加验收的有广西自治区党委检查团柳州分团副团长秦振武、环江县委副书记季桂明、县人委农业科邓鲁之等。环江因此受到嘉奖。从此，环江掀起“发射高产卫星社会主义竞赛高潮”。 9月6日，红日公社隆胜大队发射一颗红薯“卫星”，声称1370亩红薯长势良好，试收5分地，收红薯74416斤，合亩产148832斤。 9月13日，火箭公社声称，又出现大面积中稻高额丰产田。到13日止，全社已收1014亩3分，产干谷85588410斤，亩产平均8438斤2两8钱。 高潮迭起，层层出奇，是环江县委邀功的招数。 10月3日，《广西日报》报道：《环江三千多亩中稻亩产超过万斤》。报道说：“到9月26日，全县已收割中稻53523亩，总产161311835斤，平均亩产3013斤多，其中亩产万斤以上三千多亩，比去年亩产261斤增产十倍多高产的秘诀在于，普遍深耕8寸到1尺2寸，少数达到1尺5寸；每亩施肥两千担以上，全县人民在县委号召下，展开了增加有效分蔸，植过来，合计164.4来万蔸。” 报道说：“由于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风，他们就用三丈长的竹筒做了50根通风筒，还在空中安装了24台风扇，用人工通风。因为当地是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寒山区，阳光不足，社员们又拿出了几十块镜屏，上午放到西方，下午放到东方，进行反射。” 贫瘠的土地，愚昧的见识，上级又只教了深翻和密植几手“绝活”。山区的人们，就连编造神话也是那么贫乏干瘪，竹筒、风扇、反光镜，送上天的“卫星”，说不尽的拙劣的和痴笨！ 环江创造水稻亩产13万多斤高产记录！ 环江900多亩中稻平均亩产17009斤！ 环江3000多亩中稻亩产万斤以上！ 环江日产生铁63321.5吨！ 环江日产钢13416吨！ 一颗颗“卫星”，连珠炮似地从环江腾空而起，尤其是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使环江县变成了勇冠广西、名扬全国的红旗县。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也自然变成了战功显赫、上级钦赏的英雄。从自治区委到柳州地委，洪华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在柳州地委为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召开的三级干部庆功会上，洪华被披红挂彩，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上台领到了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亲授的一面几丈长的大红旗。 洪华马上打电话给在家的书记，要组织群众欢迎红旗。洪华带着红旗到县那天，县城的群众倾城出动，欢声雷动。锣鼓声、鞭炮声汇合成惊天动地的声浪。县委事先组织好的八条大汉，把洪华高高地抬了起来，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洪华身后，那面被举得高高的大红旗，迎风飘展。欢迎队伍不断地向洪华、向红旗撒去五彩缤纷的花粉。满街满地，尽是花瓣和鞭炮的尸身。 半年后，人们饿着肚皮，抬着死尸，从这条街上走过。大街上时常有哭丧的嚎啕声，传入县委大院，传入洪华耳中。
洪华书记，曾布置放出了无数鬼惊神泣的一颗颗“卫星”，环江也因此一次次从上级机关领回一面面红旗。洪华在环江任职两年多时间，环江竟领回红旗96面之多！ 是的，洪华正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他是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政治浪潮中培养出来的“扛红旗的英雄”。 洪华也总是以英雄自居，党的化身自居。他要人们臣服顺从，他要有一方诸候的至尊和权重。他狂妄地在大会上说：“什么叫党？党在哪里？要不要党？党不是抽象的，第一书记就是党！”又说：“拍我洪华的马屁有什么不好，总比拍国民党的马屁好吧！”对于凡是敢于不服从甚至顶撞他的权威的人，洪华决不轻饶！ 就在洪华炮制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神话时，尽管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政治高压如雷霆万钧，但还是有一些正直的人们，在顽强地坚持自己。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收割之后，环江县委要求参加验收的自治区、专区领导干部和专家在验收喜报上签名时，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陈东就断然拒绝。县委当然拿自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也没办法，但是背后也有人说他“右倾”。还有许多人公开说：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外地一些大学生和教授以写信的方式，对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怀疑和质问。 环江县林业局干部谭绍儒以“广西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直接上书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和批评搞“亩产十三万多斤”的错误做法。环江县城管大队良伞屯在忻城县林业局工作的干部陆佩林，看了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有关报道后，非常气愤地说：“一亩田能收十三万多斤谷子，不信！”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广西农学院翁德齐教授就因为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怀疑和质疑，受到广西农学院党委的批判和处分。 洪华得知有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大卫星”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时，怒火中烧，多次强调：一定要坚决打击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右倾反动思想，刹住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猖狂势头。”按照有关规定和惯例，谭绍儒的上书被转回环江。在洪华的亲自安排下，公安部门以高效工作方式，在全县铺天盖地全面铺开，圈定对象排查，找线索，查笔迹，终于很快就破获此案。谭绍儒因此受到严惩，大会批，小会斗，漫骂捆绑，毒打酷刑，摧残折磨，弄得他几乎精神崩溃。并于1959年被开除回家，饱经风霜。 陆佩林也因说了那句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话，而被打成“中右”，清洗回家。三乐大队塘南生产队在广西师范学院上学的学生崖玉钟，因为说了几句怀疑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话，被批判斗争了一年多。县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连元，就因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不满，直斥其为“吹牛”而被送去“小劳改”。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因为说这种做法是“劳民伤财”，便又受到批判斗争。洪华凶神恶煞地告诉手下，对王定这种坏人坏事，决不能手下留情！ 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记载：在环江当年因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不满，而单是集中关押于县劳改队进行“小劳改”的干部，就高达93人！至于外地因此而受到批判斗争者，不知几何。 专制的权力要有专制的权威。在环江，洪华的话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抗旨不遵，否则必定严惩不怠。据后来他的处分材料说，洪华作威作福，专横跋扈。洪华在环江，真是享尽一方诸侯的威势。他这个人，好自以为是，又好大喜功，而且生活上喜欢奢侈享受，作风上喜欢手下人阿瘐奉承，吹吹拍拍。 洪华在环江抖起威风，那可是非同一般。在环江境内，洪华要到哪里去，事先都要给下面打电话，布置下级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洪华的随行人员，总是带着四大员：卫生员、电话员、警卫员、材料员，加上其他随从工作人员，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有一天，洪华要到川山公社巡视。一个个电话，事先已传递到公社，公社连夜派人通知到大队和生产队。从公社干部到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人人出动，家家户户通知，惟恐漏掉一家一户。有的人连夜跑上几十里山路，赶到深山僻岭里的村村寨寨，指令山民百姓，要准时到达洪华必经之地的路边，夹道欢迎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山民百姓怎敢违抗？半夜，人们就打着火把，从四村八寨翻山越岭往公路边赶路，有的凌晨两点多就赶到公路边恭候圣驾。 川山公社，四面八方几千条火把如长龙摆尾，急匆匆地划破黑夜，向公路靠拢。全公社18000人口，当天出动了11000人，欢迎的队伍从川山排到河老，竟有5里路之长！ 洪华到川山，登上山顶之时，俯视四乡八野，一览众山小，傲笑天地低，竟然得意忘形，几声大笑，昂首招摇，在社队干部陪同下，踏进公社办公楼。
当年太平天国军扎环江，翼王石达开游白龙洞时曾经石壁题诗。县委有人向洪华推荐，说题诗很值得一看。洪华指示县委办公室，“通知下面”。办公室主任赶紧打电话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到大队和生产队，要求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主要干部带队，组织社员群众沿途欢迎，“规模要大，群众要多，情绪要高，口号要响亮。要安排好生活。”次日，洪华带着四大员，由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等部门的官员陪同，来到白龙洞。沿途欢迎的人们就象迎接国家元首那样，还专门有人负责段段传信，传信的人赶到下一段，告诉一声：“来了！”洪华还在几里路以外，干部们就赶紧带着社员群众手舞足蹈，高呼口号。洪华一行人到达白龙洞后，按照“迎来送往”的惯例，欢迎的社员群众原地待命，要直到洪华一行人离去才能解散。有的社员饿了一天也没吃没喝，等送走洪华，回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天黑了。
这里还发生了一个插曲。石达开白龙洞石壁题诗，的确引起了洪华的兴趣。石达开诗曰： 挺身登峻岭，举目望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照日虹。 共产党人是高抬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又有很重的份量。洪华兴致勃勃，品诗论史，高谈阔论：“人生要象石达开，那还是有些意思的！建功立业，封王封帅，名垂青史。”没想到有人真不识趣，说了一句：“可惜翼王没落个好下场。”洪华闻声，怒火万丈，破口大骂。后来终于趁着运动之机找个碴子，将此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 洪华原本是想附庸风雅一番，以名留青史。但搜肠刮肚，终因思路不佳，才学不及，只好提起笔来写了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己也不满意，无奈，只得作罢。没想到下山的时候又摔了一跤。因此，洪华倒台后，有人说他是倒在白龙洞的。
六、 高征购的“红旗县”
“环江卫星”放高产，高产先进征购多。 用洪华自己的话来说，环江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产了那么多粮食，不支援国家工业化，还叫什么共产党人！还叫什么大跃进！高产了当然就要高征购。 按说呢，你放“卫星”，一亩就产粮13万多斤，一个“高产卫星群”就是两亿多斤，国家征购一亩来个几万斤不说，就是征上万儿八千斤的，也只是小菜一碟了。但“卫星”是吹的，粮食是要地里长的。“高产卫星”与实际产量之间的窟窿，要靠农民的口粮去填补。“夺民口中食，为我顶上冠”，浮夸干部大大加深了“苦日子”灾荒程度。 高产“卫星”放的越大，征购越多，饥荒越重，人民群众所遭遇的苦难，也就越加深重。
1958年秋收后，广西的粮食征购任务完成的不好。各地区这一年的年景还是不错的，当然也只是正常的可丰收年景，与高产“卫星”相去甚远。但丰产不丰收，各地普遍存在着因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吃粮超度，又加上搞大兵团作战，各地普遍发生粮食粗放粗收，甚至于大量粮食烂在地里，没人管没人收的情况。 因此，1958年底至1959年初，广西普遍发生粮荒，而粮食征购任务远远达不到指标数字的规定。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感觉脸上无光，很是恼火。 刘建勋几次在相关会议上强调：1958年我们广西粮食生产情况是好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生产实现了大跃进。但是，现在广西的粮食征购情况很不好，粮食征收不上来。我们广西的大跃进生产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有些干部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叫实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方面叫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完成任务有困难。我看困难是有的，在于这些干部思想方法有问题，起码是思想保守，右倾情绪。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一听到农民喊叫粮食紧张，就慌了手脚，就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怀疑党的粮食征购方针。农民喊粮紧，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想要多留后手粮，多吃些粮食，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强教育和领导。这几年来我们总是遇见这件事情。农村要加强领导工作，要开展反对瞒产和反后手粮的运动…… 1958年12月20日至30日，广西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确定1959年1月至3月，开展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运动，总结成绩，纠正错误。会议提出1959年工农业生产指标，钢20万吨，铁40万吨，粮食在1958年229亿斤基础上翻一番，达到460亿斤，人均粮食2000斤以上。 1959年2月，刘建勋代表自治区党委，在广西农业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1958年广西粮食总产230亿公斤，比1958年要翻一翻。要让广西大跃进的步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实际产量117亿斤）。 1958年12月，贺亦然在柳州地区县委书记会上宣布：1958年柳州地区粮食总产55亿公斤（实际16.9亿公斤）。也比1958年要翻一翻。 环江的跃进规划，则比1958年翻了两番。1959年元月，洪华在环江县四级干部会上宣布：环江县1958年粮食总产3.3亿斤（实际上只有1.05亿斤，还有水份）。 这一连串的“卫星”，害人不浅。 1958年，自治区给柳州地区的征购任务，是8亿6000万贸易粮，合原粮12亿3000万斤约占柳州地区粮食总产16亿9000万斤的72.8%,比1957年实际完成数增加2.14倍,后来作了调整,也只完成了3亿7739万斤贸易粮。
倘若依此数上交国库，那么16万环江人民，一年只有2500万斤粮食留作口粮，种籽和饲料粮。即使不留种籽和饲料，人均一年也只能留粮156斤；按7成出米率计算，人均口粮一年只有110斤左右，人平均每天吃米仅为3两！最后，不管洪华使出多大的本事，环江也只完成征购任务2680万斤贸易粮，约合3775万斤原粮，这也占去全县粮食总产量的36%。加上正当夏收、秋收之时，全民大炼钢铁，环江县9万人上阵，田野里只有老弱病残妇唱主角，夏粮、秋粮失收严重；而全县各地大搞水利工程，大搞“大兵团作战”，敞开肚皮吃饭。因而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一下达，就把环江县闹了一个鸡飞狗跳墙。
1959年，柳州地区下达给环江县的征购任务,是7100万斤贸易粮,约合1亿斤原粮,环江县全部的实际粮食总产量,还要多出1940万斤，比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增加4.8倍。后来虽调整为5600万斤贸易粮,约合8000万斤原粮,也还占全县实际产粮总数的76%左右。
粮食产量可以吹牛皮，放“卫星”。但国家征购，可是死任务，是要扎扎实实，一担担过称上交，一车车装满运走的。洪华在地委打擂，立誓保证环江粮食总产150亿斤。这区区1亿斤原粮的征购任务还能交不出！ 交！粮食上场就开始交，洪华交征购粮也要放“卫星”，当英雄！柳州地委在年初征购方案中，分配给环江县的征购任务是1260万斤。洪华为了放出交征购“卫星”，早在1958年初，经过精心做好了交粮工作布置，夏粮刚收上来，7月30日，全县一天内上交1447万斤公粮，一天交了全年的粮，还超额14.8%完成任务。
当时夏粮刚收，而水稻还末成熟，在县委“先公后私”，强令数字下达指标的压力下，许多社、队竟将新收粮和库存粮全数上交国库。社员口粮颗粒不留。
征购任务放“卫星”上交后，新的超额交粮任务又下来了。洪华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对各公社党委书记连批带训，强硬规定交粮任务和日期，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党纪处分。 仓库里的粮食拉走了，刚扬完场的粮食也拉走了；有的地方，甚至刚收割上来的粮食，就全数指定为征购粮，颗粒不剩，任务完不成怎么办？ 洪华心里很紧张：你放出的“高产卫星”那么大，产量报上那么高，征购任务交不出来，如何对上级作出交代！不惜代价，一定要把粮食搞出来。 丰产后的粮食到什么地方去了？从中央到地方，得出的结论是：相当多的粮食被“瞒产私分”了！
于是，1958年12月，自治区党委在来宾县召开了“反瞒产”、反右倾的“红粮现场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贺希明杂会上作了反瞒产私分的主题报告。 会后，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朱渭川赶到环江，亲自出马，指导环江的反瞒产私分工作。 按照上级的布置，洪华一直在积极部署环江县的“反右倾、反瞒产”运动。洪华告诉县委工作组：“粮食还有，都被下面瞒产私分了！不要心慈手软！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也要把粮食弄出来！” 牛皮吹得大，田里长出的粮食，实际上就只有那么多。交不出粮食，洪华就说基层干部和社员瞒产私分，闹本位主义，破坏国家征购计划。于是在环江县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深重的“反瞒产”运动。1959年春季的环江，天高皇帝远，全国各地大都在整风纠社，环江却在自治区党委和地委支持下，大搞起“反瞒产”。 由地委布置安排，由洪华主持，1959年2月27日??3月3日，柳州地区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反瞒产私分的“红粮”现场会，组织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反瞒产”。 会前，水源公社事先制造一些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然后现场会以此为例，向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施加压力，逼他们层层自报所谓“后手粮”，全面开展“反瞒产”斗争。 仅仅这次现场会，柳州地区就逼出各县上报的完全是虚假的2亿7296万斤“后手粮”。 这次现场会后，环江县各公社开展起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由各大队先报一个上报产量最多的生产队为标兵，要求所有的生产队一律向它看齐，达不到指标的，就是“瞒产私分”，就要批判斗争，不给饭吃，甚至要送去“小劳改”。 洪华亲自到城管公社陈双大队，抓反“后手粮”的典型，指导全县的“反瞒产”运动。他把大队和小队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全部集中到大队，搞核实产量。让各队当面报产。 报高产的当场受表扬，产量报低了的当场批斗。又让报高产的人，去批斗报低产的人。如果查出谁有“瞒产私分”错误，或是有嫌疑，立即撤职，送往县办和社办的劳动教养集训队、劳改队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就在洪华亲自抓典型的这次核实会上，被斗致伤又连饿带病，致使13人死亡。洪华恶狠狠地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 上行下效，全县反“反后手粮”的运动，毒打致死者达几百人之多。 报了瞒产，就得交粮。社队所存的有限的口粮，甚至公共食堂的存粮，也被逼得当作“后手粮”交出来了。在这场“反瞒产”运动中，搞出“瞒产私分”的粮食2941万斤。结果，集体的存粮挖空了，农民的口粮搞光了。 尽管如此，环江县的粮食征购任务也只完成了2680万斤，而其征购率已达实际年产量的34%，比1957年上升了13?9%。 1959年2月，环江县粮食全面告急，每人一天半斤原粮也保不住了。但洪华仍在下劲搞反瞒产，征购还在催着交，粮食不断外运，断炊的生产队越来越多。到四五月间，明伦、水源等公社已大部断粮，饿死人的事件日有发生。 幸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开始传达，自治区党委批了统销粮，环江县统销100多万斤粮食，紧急抢运给断粮地区，严重的局面才有所好转。饿死的百姓也要争当“红旗县”，洪华搞起粮食来，真的象环江民众说的那样：“灭绝天良，丧失人性“。他却每每在办公室对着大大的红色奖旗眉开眼笑，一看就是半天。 人们说：“洪书记只要看到红旗，心情就好了。”
七、 “引蛇出洞”反右倾和“更大跃进”
1959年春荒。 环江危急！柳州危急！！广西危急！！！广西1959年的春荒，比起1956年的春荒，，那可不是一个级别了。 据《广西省志•大事记》载：1959年初，农村饥荒抬头，4月，全自治区农村48%的公共食堂断粮，有的因无米下锅而停炊。 至1959年6月，在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中，据不完全统计，广西断粮断炊或缺粮少食的人群达到460万以上，因饥荒引起的病情达174万人以上，死亡达16万人以上。情况非常严重。而对此自下而上都在层层隐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按照大跃进年代中的自上而下的惯例，从中央到地方，往往都把灾情说成是因卫生问题引起的病情，以免给“三面红旗”抹黑。于是，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就按这样的调子，向中央汇报。1959年6月2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批转区卫生厅党组《关于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报告》，并将报告上报中央。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1?5月共发生痢疾86000多人，腹泻16万多人，传染性肝类300余人（据3市17县报告）。痢疾3月13080人，4月26143人，5月32037人。腹泻，3月10286人，4月53948人，5月95520人。今年4月痢疾发病数与58年同期比较，增加2.4倍。我区近几个月痢疾和腹泻的发病数在全国列居第一、二位，更突出的是南宁上丰年发生小儿麻痹症330多人（柳州市、梧州市、武鸣、贵县、左江、宾阳、南丹、贺县等市县亦有少数病例报告）在6月初发生食物中毒1361人。邕宁县凤亭河水库3月25日__4月15日，发生痢疾、腹泻1479人，占民工总数16.4%；大厂锡石矿6月中旬发生水肿病9313人，占全部职工10.23%。”而此前的几番材料，基本调子是如此。
从1959年春荒开始，广西的断粮、肿病、死人事件，就不断地让中央领导人和毛泽东担惊。而全国粮食、病人、死亡统计材料，广西每每名列前茅。当然，比较起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更大灾难，1959年的春荒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1959年春荒，柳州灾情，又名列广西前茅。 环江在灾荒、病情、死人问题上，总是位列柳州地区排头兵。 1959年的春荒救灾，广西只是下了一场毛毛雨，但好赖也缓了一下灾情。 好景不长。四月开始发救济粮，饥民们都指望着收了夏粮吃饱饭。八月，又开始反右倾、反瞒产，环江人民又断了期盼中的生路。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请命上书毛泽东，天威不测，毛泽东盛怒之下，扭转了前期纠左整风的大趋势。会上，刘建勋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发言积极，滔滔不绝，也很有几分气势。回到广西，刘建勋连应召集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并亲自打电话到柳州，向贺亦然透露马上就要传达和部署“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接到中共中央和区党委通知后，柳州地区连忙召集会议，部署“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为主题的全面社会运动。庐山的风，一直吹到了柳州地区每个县委书记的耳朵里，环江又是运动的重点“红旗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和柳州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8月8日—8月14日，环江县委召开公社领导、政法、公安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争上游”的精神，检查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部署“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 10月下旬，柳州地区召开地、县、社、队四级干部大会，全面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蛇出洞，全面发动，耐心启发；人人鸣放，畅所欲言；统一行动，打击从严。 应该说，大跃进以来的巨大灾难，已经现实地暴露在全党全民眼前，1959年上半年纠风整社，社会民心的不满情绪也充分表达，上下皆知。因此，全党再搞“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党内党外都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极权体制自上而下的高度压力下，一些干部违心跟潮，一些干部昧心出手，而洪华一类的干部，则喜逢良机兴风作浪大显身手。 在环江县委召集的干部大会上，洪华拍桌打椅地高喊，今年上半年，有些坏人利用党的整社之机，向三面红旗发起猖狂进攻，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骂我们大跃进搞糟了，骂我们人民公社刮了共产风了，骂我们大炼钢铁劳民伤财，跟秦始皇修长城一样了，骂我们公共食堂断了老百姓的生路了，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断子绝孙、比国民党还坏了。总之，比蒋介石骂我们还凶。我们共产党被国民党骂了那么多年，越战越强，还怕你骂么？可耻的是，我们共产党干部中，听到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无动于衷，还有人随声附和。这次反右倾，要引蛇出洞，先让人家骂，骂得越凶越好，等你骂完了，我再下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对庐山会议的形势逆转，广大农民知之甚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大多数社员以为又是上半年整风整社的风头，什么都说，一吐为快。且大跃进以来受苦受难，广大群众实在难以忍受，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很快，全区农村迅速掀起大鸣大放高潮。 1959年11月1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批转柳州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 据报告称，四级干部大会后，社教运动在“全区326个公社，2791个大队，已全面铺开。到14日止，全区已有80%左右的大队形成鸣放高潮，进展较快的鹿寨、米宾、柳城、南丹、环江、柳江等县，90%以上大队进入鸣放高潮。据16个县初步统计，到12日止（有4个县只统计到10日），参加鸣放的共达145万人，占农村成年人口的96.26%，已鸣放的116万多条，占参加鸣放人数的80.28%,占农村成年人口的77.33%,到15日止鸣放面达到农村成年人口的90%左右。共鸣放出各种意见654万多条，多的有一个人鸣放30多条意见的。柳城一个富裕中农，共发言20多次，一次最多发言两个钟头，气势汹汹。南丹小阳公社一个富裕农民声称是代表群众意见，说‘就是枪毙我也要讲’，一连串讲了22条，控制会场达一小时半之久。 其中，正确或建设性意见占52.31%；认识模糊占23%；错误意见和反动言论占24.69%。问题性质来看：大部分是集中总路线、人民公社、粮食问题、市场供应、八字宪法，党的领导、干部作风等上面。据柳城49万条意见排队，属总路线，大跃进的占12.5%，人民公社13.1%，粮食问题28%，八字宪法8.7%，食堂和其它生活福利11.4%，党的领导12.5%，干部作风4.8%，其他9.4%。 有些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攻击党的领导，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比日本鬼子还不如’、‘国民党的狗还有骨头吃，现在连人也没有骨头吃’、‘你们过去讲剥削农民，我看共产党比地主还厉害’。甚至于说‘共产党比土匪还毒’。南丹县一个富裕农民把县委书记比做‘活阎王’，说国民党有五好（吃好、穿好、睡好、做工自由好、买卖东西好），共产党有五光（猪光、鸡光、犁光、称锤光、树木光），‘过去猪吃糠，现在人吃糠，人屎猪屎无法分得出来’。有的公开说‘共产党长不了，最多还有五六年’。 （二）、攻击总路线和大跃进，把多快好省说成是‘多快好损’；说‘大跃进，丰收是干部吹出来的’，‘五八年不如五七年，五九年不如五八年’。‘你讲社会主义好，好我的鸟，现在一无肉，二无酒，三无烟抽’。说‘大跃进有三多，荒田多，病人多，缺点多’，把大炼钢铁说成是‘山穷树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说‘五九年大丰收是因为风调雨顺，天养人肥绿绿，人养人皮包骨’。有的说‘大跃进以来没吃过一餐饱饭，这样下去，再过三年人都会绝种’。 （三）、否定人民公社优越性，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互助组’。说‘初级社好，高级社不错，人民公社越搞越糟’，‘公社化后人瘦，猪瘦、人不如狗’，说公社化是‘人归大队，鱼归大塘，社员无米无糠’。有的说‘五七年粮食大把，猪鸣鸭成群，公社化吃不饱，穿不暖，又没钱用’，把供给制说成是：‘懒汉不好’。对集体养猪也诬蔑，说‘个人养猪比象大，集体养猪比鼠小’，说参加食堂后，‘屙屎狗都不吃，放田也不肥’。把公共食堂说得一无好处。 （四）、粮食鸣放的意见占的比重最大。说：‘谷子黄一块，收一块，交一块（入库），加班加点辛苦干，收了谷子一扫光，政府得丰收，农民受饥寒，种田的人反而没饭吃。一年到头闹紧张，社员八月吃老糠。’ 总起来说是公社化后不如公社化前，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一名话，‘今不如昔’。有些富裕农民不仅鸣放而且提出要求。来宾陶邓公社一个富裕农民要求取消计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河池莫四生产队富裕农民莫芝兰说：‘不要公社，我们保证吃好穿好。来宾和平公社富裕农民陶志明老婆说：‘把土地分给我们，不得吃也不找你们。’” 环江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鸣大放，也搞得如火如荼，对“三面红旗”，民怨冲天。 环江“卫星王”所在的红旗公社，鸣放集中在公社化、共产风、放卫星、大炼钢铁、高征购、吃食堂、断粮断炊、浮肿死人。 在“卫星王”发射地的红旗公社本乐大队鸣放中，364人对放“卫星王”提出意见380多条。有的说：“种田人就应该本本分分把秧种下去，把禾侍候好，田里才能长出好收成。共产党种田是拿着屁股当脸描，劳民伤财。尽让干部露脸，老百姓遭罪。” 有的说：“亩产十三万斤，神仙都想不出来的事，共产党就这么吹了，也还就这么信了，丢人哩！天天参观，有什么好看的，你放卫星就来人看，老百姓饿肚子，人都要断气了，也没听说共产党派干部来看看，关心关心我们社员是死是活。” “干部尽瞎吹，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这种丢人的话说出去也就信了，还登报广播。现在我可明白了，上面让你放卫星，高产哩，你还不得多交，生产的粮食共产党都征光了，让我们社员受苦饿肚子呢。干部都没了良心，你把口粮抢走了，把社员都饿死了，往后谁给你种粮呢？” 还有的说：“赶上大跃进，共产党把我们老百姓尽往死里整，活在这年岁，命不好，还不如国民党的时候。吃食堂吃食堂，只有食堂，没得吃，哪天得吃几餐饱饭，就死了也好，免得受这个罪。” 关于“共产风”。有的说：“共产党太狡滑了，土改先分点地给你，让你尝点甜头。跟着就搞合作化、公社化，把我们农民的土地、牲口、房屋都共了产，搞得你家破人亡，穷光蛋一个，只差老婆没叫共了产。说是集体主义生活，也搞得你夫妻分离，妻离子散，老婆叫你摸不到边，跟共了妻也差不多了！”有社员说：“共产风刮了起来，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凶，干部带队上门抄家，连马桶也不给你剩一个，让我们社员怎么活？毛主席也要拉屎的，不知道他的马桶共不共产？”“共产党这么搞下去，人都没有做活的心思了，粮食减产，人没吃的，人急要造反的呢！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共产党坐江山，要想天长地久，还是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要让老百姓有饭吃嘛！”
关于粮食问题。社员们鸣放最尖锐的就是公共食堂和断粮饿饭，老百姓讲的是自己的亲身感受。 有的说：“给地主干活，做细活、重活，逢年过节，地主还要巴结做工的，买肉打酒，让你吃饱喝足了好好干活，田里才长庄稼。共产党拿人不当人，尽让你干活，不让你吃饭，恨不得天下田里都是亩产十三万斤，国家全拿走，城里人和干部吃得舒舒服服，好吃好喝，农民一粒粮不吃，全交回家才好。这么干，社员哪里有命在？我看共产党只管干部和城里人吃饱吃好，不管农民是死是活。” 有的说：“刚解放，共产党的干部和和气气；合作社，共产党的干部神神气气；公社化，，共产党的干部浑身杀气。动不动就罚饭，打人。哪朝哪代，老百姓遭的罪也没有现在多。自古以来，受灾了朝庭就要放粮，饥荒了就要赈灾，地主老财都施粥舍米行慈善。现在可好，尽说人民公社是天堂，还天堂呢！饿死这么多人，干部一出门，路上都是浮肿病人，不该看不见吧！食堂几个月都不冒烟了，社员光吃野菜，干部还抄家查粮，连人性也没有了。” 还有人说得让干部当场下不了台：“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土匪也不如，光晓得搜刮百姓，一点仁慈也没有。土匪抢劫还给人留个路费钱，现在可好，饿死这么多人，干部就只管抄家抄粮，粒米不留！” …… 环江县委会议上，洪华穷凶极恶地说：“这些人，不往死里弄还了得呀！对共产党仇恨在心，时刻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恶毒谩骂我们党和干部，这是最危险的敌对势力，不把这些反动势力连根铲除，我们的政权就十分危险。对这些坏人讲仁慈，施仁政，我们党和国家就危在旦夕！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你说粮食征多了，农民挨了饿，这是和坏人一个鼻孔出气嘛。就是把这些坏人都饿死了，又有什么不好？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对敌人讲仁慈，还是对党和国家讲党性、讲立场！” 在洪华眼里，不满的人都是阶级敌人，饿死的人都是坏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搞出粮食！ 把饥饿的群众当做心怀不满的阶级敌人来对待，洪华之流对农民群众的情绪和态度可想而知。环江民众危在旦夕。
九、 悲歌八百音
“粮食卫星”上天，环江百姓倒地！ 稍稍有些人性的人们，都在为倒毙街头、村口和田野里的死尸而惊骇。同类相怜、人性相通，有良知的人开始起来抗争。有人先是向县委反映灾荒真情，县委的反应，是严惩“右倾”。于是有的人就越级上告，有的人向报社投诉。但是，上告材料纷纷转到洪华手里，上告者被定为反党分子，受到严厉惩办。 人民求生无路，上告无门！
罹难的良知
永安公社党委书记覃恢汗，在外当公社书记倒也精神十足，劲头高扬。但当他于1959年7月回到家乡水源公社和平大队龙门屯时，耳闻目睹，惨相刺心，令他良心有知：他自己的父亲，被捉到水源公社综合农场，在强迫劳改中死去；他亲眼看见有一家三口人死绝，无人埋葬，死尸倒在家里；有位妇女死在离水源村不远的路上…… 刀子割肉，砍到自己身上，是痛的。杀父之仇激怒了他。一回到永安公社后，他就向那里工作的县长和一位县委委员，汇报了永安公社的问题，接着又直接缶县委汇报。 反右倾时，水源公社党委书记韩祖文趁机报复。他捏造事实，告发覃恢汗回家时，开地主分子会了解情况，攻击水源红旗公社。结果，覃恢汗被县委停职反省处分8个月，捉拿去小劳改。 1960年1月间，城关公社副主任莫日忠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已死了几个人，回来向医院院长反映。院长向洪华作了汇报。洪华竟然说：“莫日忠反映社员没吃，病人死的多，真实岂有此理！这个人一贯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 反右倾斗争，莫日忠被撤职反掉了。 县法院院长覃盛华向县人委干部韦初，于1959年6月26日向县委汇报，明伦公社有病人1600人，1415人出不了工，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5月6日死146人，浮肿59人，丢荒600亩。 在反右倾斗争中，覃盛华因此被撤职，发落到川山公社，当商店门市部主任。 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志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县委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旁没人埋的真实情况。洪华恼了，说他“对党不满，是反对党的领导”。1959年10月16日被停止反省，管制劳改，规定他每天要捡牛粪三担。在机关被斗了11天，反右倾又被当作“反面教员”批斗。 上告无门 向县委领导机关反映、汇报、申诉，无济于事。那些为民请命的干部群众。天真地以为只是黑云压城，遮了环江一方天日。他们渴望上级党和政府，尽快拯救环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们越级申诉，上告洪华等干部欺上压下，草菅人命的罪行。 但是，他们错了！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被当作是命根和法宝，洪华，正是“三面红旗”的一员猛将。对洪华的态度，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从自治区委委到柳州地委领导人，对洪华严峻时刻“立场坚定、斗争性强”，报高产不心虚，上交国库征购粮带头又不手软，十分好感，早就酝酿进一步培养重用。上诉信，被纷纷转到洪华手里。 洪华下令，这是“坏人攻击三面红旗”的证据，一定要查出严办。他责令公安局将这些上告信拍成照片，然后翻阅干部档案，查对笔迹，追查破案。 为严加防范，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还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有一封洛阳公社砂石大队写给报社的信，反映群众现在全部吃木薯，有很多人中毒死亡。这封信转到洪华手中扣压，被翻拍成照片，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县人委干部谭少儒写的。洪华马上下令将人捉来，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批斗，并押到洛阳公社去斗争。洪华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逮捕法办，由于意见不一致，多数人认为达不到逮捕程度，最后定为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洪华还说处理太松了，便宜了他谭少儒。 罗城县交通局干部覃瑛，回到环江县吉祥公社老家，见到大批群众断粮饿死，而有的干部还在那里一边大吃大喝，猜码作乐；一边吊打群众逼粮。覃瑛义愤填膺，投书告发。没想到信转回环江县委，被查出来。环江县委立即派出公安局到罗城追捕抓人。幸好柳州地委有个部长在罗城工作，出面阻拦，说没经过上级批准，不能跨县抓人。覃瑛才幸免于身陷囹圄。 求生无路 环江粮尽，饿殍载道。 许多社员不甘心坐在家里等着饿死，纷纷外逃求生。金城江、贵川等地流浪着大批环江讨饭人。 情况反映到环江后，县委认为这是给环江县委脸上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县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坚决把逃难到外地的“盲流”抓回来，坚决把想要逃难出外的社员就地堵住，“坚决刹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的歪风邪气，坚决打退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猖狂进攻。” 因此，环江县委派出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在全县各主要路口设置检查站，并通知各单位和各公社，坚决把出外的社员堵住，劝说不听者，一律关押。同时，还手执县委开具的证明，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荷枪实弹，前往各地追捕。把逃难讨饭的饥民，当作外逃犯，绳捆铐拖，一串串押回环江。 从金城江、贵川等地追捕回来150多人，有的遣送原籍，有的关押入狱。被关押的饥民，因监狱拥挤，生活虐待，有的人根本不给饭吃，又让“在押犯”搞重力活。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又累又饿，死去４４人。 还有许多外流饥民没法追捕回来，水源公社党委书记韩祖文，遵照洪华的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坚定党性”与“自然规律” 早在1959年上半年，环江县部分地区开始缺粮断炊，引发疾病和死人。环江县上上下下议论纷纷，表示关注和不安的情绪现形于色。
这股议论缺粮死人的“歪风邪气”，很快引起洪华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股用感情来代替党性，用缺粮死人来攻击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的“歪风邪气”，具体就是冲击他的领导地位的逆流，必须坚决扼制，坚决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 1960年2月6日，正是春荒大饥馑，肿病死人如“龙抬头”之时，洪华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目含凶光，杀气腾腾地说：“有些人在去年春天见有些病号，背地里嘀嘀咕咕，在他们看来，好象有人病的责任，也应由党负责??听说，现在又有人吹风吹雨，这是个本质问题。这些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另一方面看党的笑话，这不是右倾机会分子是什么？”他进而强调，“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 洪华告诉他的部属：“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他还灭绝人性的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六亿人口。饿死的人是体质问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嘛。” 站在“坚定的党性立场”，洪华把人民的生命真是视如蚍蜉虫蚁一般。有生有死，生死相续，中国老百姓人多死不绝，饿死些老百姓，不就象死了一群蚁蝼一般，值不大惊小怪的，只要放了“卫星”，保了“三面红旗”，死多少人也没关系。这就是洪华一类干部的社会发展观，这就是他们眼中的自然发展规律。 洪华的“自然规律”，悖天理，反人性。卫生部门曾向洪华汇报，浮肿病是缺粮和劳累过度引起的。并写了专门报告。 洪华看过，很不高兴地说：“这个原因要找一下，不一定是粮食吃得少引起的。理发店的人有粮食，也有一人浮肿。这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现在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少，包括领导干部在内也有这种思想。” 他还要县卫生院开浮肿病现场会，公社第一书记参加，通过访谈，证明浮肿不是缺粮引起的。结果这种会议，在浮肿如潮的环江县无法开成洪华的预期效果。 洪华还不甘心，专派县卫生院院长去明伦调查病情，以证明有病与粮食无关。院长去了，调查结论当然相反，经统计，明伦公社3个月死了112人。他回来向洪华据实汇报。洪华听到汇报，大发脾气：“算了算了，谁叫你们去给我到处找死人去？！哪年没有死人？死这几个人，叫你们调查的越来越多。罗志杰第一次调查102人，你又给我调查了112人，再搞两次人都死完了。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也和罗志杰一样右倾？” 洪华需要的是这样的聪明人：披着科学的羊皮，揣着狼子野心，去证明浮肿死人与缺粮无关，为洪华的高征购政策开脱罪责，做一个可耻的帮凶。但是，人命关天，聪明的人，有良知的人岂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生清名，绑在洪华的战车上。 面对下级雪片般飞来的浮肿死人汇报材料，洪华抖出了他的苦衷和真情：“你写它（死人情况报告）有什么用？你报给我，叫我怎么样处理？向地委报不是不报？报了咱们是红旗县…….要巩固三面红旗。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越在风吹草动的时候就越应该站稳立场，辩明方向。” 多么标准的语言和立场！庐山会议后，全国都是大饥荒，浮肿死人各地都有发生，中央即定路线不变，“三面红旗”还要继续高举，“更大跃进”还要继续唱高调，“高产高征购”还要继续加码。死人的事，报上去又有什么样用，何况上级还要“红旗县”的粮，去周济其他灾区。洪华有洪华的眼界！洪华有洪华的思维方式！
环江冤魂
尽管处处防范，严加封锁，不让环江大量饥饿死人的真相传出去。但是，洪华却还在一意孤行，成千上万的环江百姓还在倒下来。
1959年初，一边春荒，一边反“后手粮”，到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掀起“更大跃进”，环江县反右倾反“后手粮”运动愈演愈烈，环江县百姓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闭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死亡，也愈演愈烈。 集体、国家的粮食仓库已统统封闭了公社、大队干部无权开仓；洪华严令，“死人也不动摇，一定要拿到粮食交国家！”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姆指，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伤口中搓盐；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点燃引线…… 总之，为了要粮，人类所能想到的酷刑，环江都用上了。家家户户被翻箱倒柜，自留地的产品全被没收，社员“自行安排生活”。 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国家征购，自留地的一点粮食也搜去交了国库，公共食堂停伙，环江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停伙最长的驯乐公社，达130天；大安公社，停伙115天；就连环江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也停伙108天。停伙时间最短的公社，也有一个月以上。 人们申诉被迫害，求援又无望，上告也无门，外逃则无路。吃野菜、啃树皮、咽粗糠，难以活命，肝炎、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加，饿死人现象普遍发生。
据一份统计材料说，仅1959年至1960年，环江全县死亡24000人。人们试图按多年的平均死亡率计算，从中扣除一部分作正常死亡。 但是，据知情者反映，当时属于正常死亡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对粮食有权支配的干部及其亲属；其他的人，即使到了自然死亡年龄，但导致的直接死因，也是因饥饿引发而死。而省委工作队和县委上报中共中央的材料，先是报告死于饥荒的人大约在一万九千多，后来又上报说死难者为三万多人。这不包括因干部打死逼死的人数在内。
据环江前县委书记王定说，他有一份当年广西自治区公安厅的调查材料：环江县在“苦日子”中因饥饿病死的人数，总计五万多人。应该可以认定，王定提供的这份因死人统计数字，比较可信。环江县在“苦日子”总计死亡人数，当在五万多人。 据原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回忆：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１３０多天，最短的也有１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１９５４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１５．７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１９５９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１７万多人；而到１９６２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１２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４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１９９５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５万多农民。”
据环江县委的整风运动汇报材料：环江县17个人公社中，两年饿死千人以上的有9个公社，饿死400—1000人的有5个公社。而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说，死人最多的驯乐公社，饿死了2526人，城管公社死了2000多人。城管公社的陈双大队，是洪华反“反后手粮”的重点，原有800人，死234人，占26%以上。付点中山大队原有1212人，死562人，死亡率为46.57%。驯乐公社康林大村的死亡率也达45.6%。整个自然村死绝,一人不剩的有水源公社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的岩口屯。驯宁大队原有人口640人,死去278人,因而不能再单独立为一个大队,只好与太平大队合并。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死绝9户,无依无靠的孤儿94人。
在这些地方,死人开始由生产队负责埋葬。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体病身弱的活人,抬不了那么多的死人去埋,只好各户自理,哪户死人哪户自己埋。那些家人大部分死了的户,死了大人剩小孩的户,尸首无人掩埋,有的停尸家里,有的死在门口,有的横尸村头。 刚死人的时候还有棺材装，人死多了,没棺材,只好用竹席、杉树皮包着埋。后来死人什么也没有裹，光着尸体，挖个坑往里头一扔，甚至就往野地一扔，连埋也不埋了。失去主人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疯了，叼着人肢、人头满山乱跑。活人又想方设法打狗吃肉，人打狗肉的主意。环江大地，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而洪华呢？县委小灶烹炸煎炒，干部们吃香喝竦，酒足饭饱。洪华每到一地，各社干部小灶专门加菜加酒。各公社、大队干部也贪污、挪用、大吃大喝，“小灶鱼肉鸡蛋不断天，酒席长流，吃饱喝足，根本不顾社员的死活。”
政审死尸
老百姓逃难、上告，为洪华所不容。就是饿死，也开罪了洪华。 环江县死的人太多了。刚死人的时候还有人去埋，死的人多了，人们就麻木了，活人也朝不保夕，死活都听天由命了，哪里还顾得上去埋死人？城市乡村，街头巷尾，经常能见到倒伏的死尸，这使得洪华和县委很是头痛：死人究竟有碍瞻光，更有碍于“红旗县”的声誉。为此，县委几次要求各地解决死人掩埋问题。但死尸仍旧时常可见。 对死人问题，洪华怎么看待？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揭发批判洪华时愤怒地声讨说，下面只要一说死人问题，洪华就怒火连天，大发雷霆之怒，狠批一通。谁说他就查谁的问题，就整谁。搞得下面的干部谁也不敢说死人的事。与会代表认为洪华对死人问题上，“灭绝人性，丧尽天良；丧心病狂，不顾人民死活的大搞高征购，直接造成环江今天的严重后果。”
1960年春节，洪华同县委的其他领导人上街，看见圩亭里的木板上，躺着一具死尸。他恶狠狠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这是找别扭。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份看！” 又有一次，洪华从水源公社回县城，途径那康大队，见一个群众死在路边，他恶眉一皱，说了声“叫人埋算了”，扬长而去。一天，一个转业军人死在水源街上，正好洪华路过水源。洪华见到尸体后大怒，下令：“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来！” 当死人越来越多，病人自身难保，到处死人，无人埋尸的时候，有人向洪华汇报，说死人没有人埋葬。洪华听了，气冲冲地说：“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一种表现！”
十、 “环江惨案”动风雷
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开始对“大跃进”刹车，相继批转了广西自治区委、广东省委、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些文件，作出纠正“共产风”的具体指示。8月23日和30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 此后，全国部分农村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跃进”风向逐渐转换。 8月21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呈上《关于三级干部会议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 报告说，几年来粮食征购任务增加很大，使农民口粮大为下降，不少地方征购了农民保命线以下的口粮，造成全区浮肿、干瘦等病的人数达100万，非正常死亡达30万。其中曾放出粮食亩产13万斤高产卫星的环江县饿死1.9万人。自治区党委和人委采取抢救措施：（1）报经中央同意，减少广西部分粮食征购任务，并两次增拨各地灾区粮食指标4100万公斤，平均每人10公斤；（2）发动各地抓“瓜菜代”工作。至2月底，共种下瓜菜253万亩，抽50万劳动力建小球藻（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大力推荐的“代食品”——引者），（3）8月，拨129万元民政事业费，用于生产抢救病人的营养饼。拨小麦150万公斤，大米50万公斤，专供浮肿病人食用；（4）抽调劳动力，最多时每天出动80万人收集，制作代食品，一年累计生产代食品3894.5公斤,配给各灾民。这些措施,“有效制止”了粮荒及因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的蔓延。 政治运动要抓典型。环江和洪华就是现成的典型。广西区党委运动争先，洪华就成了运动的靶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洪华处处设防，严加封锁，环江大量饿死人的真相，还是不断反映到自治区委和柳州地委，一些上诉材料寄到了中央有关部门。 1960年，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由区共青团委干部李月清带队，来到环江。洪华如临大敌，派出两个县委副书记跟随，暗中监视检查组的行动。年轻人冲劲足，初生牛犊不怕虎。李月清等人到明伦调查，发现死人严重，于是挂长途电话，准备向区党委汇报。电话挂不通，又改拍电报。电报稿在邮电局又被秘密扣压，转交给了洪华。 洪华见后大怒，责骂李月清等人“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看来思想不是跃进的人”，“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他找来李月清等人，责问检查组为什么不向县委汇报，而直接报区党委？ 洪华不断对检查组施加压力，直到检查组把死人数由801人，改为250人，把死亡原因说运动是猪丹毒传染病、牛瘟和钩虫、绦虫病引起的，洪华才允许检查组向区党委汇报。 在明伦，两位县委副书记背着检查组，召开了4次秘密会议，在会上对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威胁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处处受阻，困难重重。 洪华错误地没有看清新的时代潮头。他下错了赌注。洪华声昭天下，自然在劫难逃了，他必然要被吞没！ 1960年底至于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彻底揭开了“环江事件”的盖子。环江县委进行整顿。1960年7月17日，因发现洪华在环江县工作期间发生明伦、水源等公社有饿死人事件，洪华被撤消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职务，降级任地委财贸办公室主任。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又因在“环江事件”中对大量人员死于饥饿被停职反省。 据当事人回忆：开始，洪华还想逃避过去，私下去找地委书记贺亦然，想让贺书记保他过关。没想到贺亦然对他毫不留情。那一段时间，洪华精神状态急剧变坏，几天批判斗争下来，人整个就垮掉了。饭也吃不下，晚上睡也睡不好，没多久精神就垮了。后来，他嘴巴上是深刻检讨，并经常是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希望领导上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但他心里是不服的。 当时他还对人说，“环江事件”不能全怪他，由他来负责任是不公平的。环江放卫星，亩产十三万斤也好，放万钢也好，都是区委和地委布置的任务，不干行吗？第二次检讨会下来，他还对身边的干部说：“上面要高产，我也是不得已嘛，没想到弄成今天这情况，我成了替罪羊。” 广西“苦日子”死人最多的县：环江、临桂的领导人，在“三反”运动中首当其冲。广西自治区委、柳州地委决定把洪华抛出来，加速查处。区地检查团的领导人亲自出马，调查全面突击展开。广西公安厅又派出专门人员，协助对环江死亡人员进行逐一核定，确定环江的死难者人数为五万多人，占全县16万人口的33%以上。 大跃进至苦日子，环江每三人中死一人！ 柳州地委作出决定，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刘建勋批准，于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宣布对洪华逮捕法办。 朱渭川书记代表地委宣布：洪华因严重浮夸，漠视人命，将1958年全县8526万斤粮食，上报为2亿1830斤，造成环江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严重缺粮，非正常死亡一万九千人。洪华家庭出身是富农（实际上为下中农），是钻进党内的“地主阶级代言人”，予以清除出党，立即逮捕法办。 1963年10月7日，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判处洪华5年徒刑。1966年3月服刑期满，他被安排在来宾华侨农场当一般干部。1972年4月12日，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终于病死来宾。 1960年底至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中，因“环江事件”，环江一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全县共有139名县、社、队干部被批判斗争，153名干部作检讨，32名干部受到处分。其中，除洪华外，8人被开除党籍，4人被开除公职，2人被劳动教养，6人被逮捕法办。
对于洪华这位一手炮制“环江卫星”、用好几万环江人民血肉之躯铺垫升官坦途的洪华书记，提到他，受难者至今仍是恨得牙根痛，对笔者声言，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据说，当洪华被逮捕法办的消息传来，环江民众欣喜若狂，人们奔走相告，拍掌称快，皆曰洪华可杀，竟有病者乐极生悲，狂喜昏死过去。
后 记
1967年2月10日，这对环江人民来说，是一个“令人悲喜交加”的日子，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之日，‘走资派’洪华之流遭灭顶之灾”的日子（环江县造反组织“联合总部”《号外》，1967年2月11日）。
这一天，“环江县直属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在县人民礼堂召开批斗洪华大会。前几天的广播中，女播音员用她那激动高亢的声音，向“17万英雄的环江儿女”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 环江城乡，顿时“比过年还要热闹”。人们奔走相告，抚额相庆；男女老幼，结伴同行，2月10日天刚亮，环江县城已经被来自四乡八寨的乡亲们挤得水泄不通，人民礼堂的大门前不大的地方，竟然拥挤了几千人，附近几条街上的人群还在不断地向这边涌来。人们都想“亲身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亲眼看一看反革命杀人犯洪华的丑恶嘴脸和可耻的下场”。 批斗大会上，“洪麻子早已失去了往日欺压人民，不可一世的威风，在我革命人民的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中，低下了他的狗头。” 洪华面对着纷纷涌向台前，声称“恨不得吃他的肉、剥他的皮”激愤的人群，吓得几度瘫倒在地。 上台的控诉者们，以亲身的经力和见闻，“声声血，字字泪地控诉了当年洪华对环江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这个残杀了几万环江人民的侩？子手讨还血债！”会场内外，时而口号声惊天动地，时而哭泣声令天惨地恸！ 1970年代末期，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洪流中，洪华的家属到处上访，要求为他平反昭雪。洪华之妻多次到广西自治区委，拿着当年洪华记录的上级指示精神的笔记本声言，倘若不予平反，那就“让大家都当官不成”。当年洪华放“环江卫星”的得力助手、粮食亩产13万斤“卫星”炮制人季桂明，时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高职，贺亦然时任区政协主席。还有许多当年的当事者在台上。
洪华翻案了！
1981年8月17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批准区纪检委、高级法院党组关于对洪华案撤消原判，党内给予撤消职务、恢复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的复查处理意见。 复查意见这样说：应该强调洪华所犯错误的时代背景，应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应过分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同时，又肯定洪华对环江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上级党委应承担一定责任，也考虑到洪华自1939年入党后，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还考虑到洪华已经病故，改变给予其处分也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作出上述决定。 为洪华翻案的消息传到环江，那些从大跃进—苦日子年代活过来的环江民众叫骂连天，怨声载道。 一位大跃进的受难者，在接受采访时曾悲愤地说：“当年祸害百姓的那些干部，除了文化大革命曾受过几天冲击外，哪一个受到过清算！象洪华这样害死几万人的官员，平反的平反，翻案的翻案，补发工资的补发工资。但那几万死难的环江父老乡亲，还有我死去的一家三位亲人，谁又为他们伸过冤！历史还有没有公道？” “历史还有没有公道？”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作出回答！ 余习广 1988年8月 一稿于颐北 2004年4月 二稿于兰芷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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