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是怎样自然发生的

[灌水]三年自然灾害是怎样自然发生的文章提交者：befair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三年自然灾害是怎样自然发生的(以下观点非本人原创)几个月前, 正值非洲外交红火, cctv播了一个以前驻非外交官的回忆. 其中涉及59年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几内亚政府, 到处寻求援助. 美国口头表示支持, 但对具体的要求则爱莫能助.祖国政府得悉后, 立即满足所有要求. 记得内容有一千吨大米, 几十套成套设备(没有解释), 自然全部免费并负责运送到该国. 援助大米船只抵达后, 对方兴高采烈云云......今天上网一查, 看到外交部重大历史档案解密, 其中就有政府60年主动向几内亚提供大米援助的消息. 甚至还有原件的照片. 这就是说, 别人本来没有提要求, 是我们的政府主动送货上门的. 援助大米的数量不是一千吨, 而是一万吨, 有文件和照片为证.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时期,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起因就是不忍目睹路边的饿殍. 那里正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古谚云: 湖广熟, 天下足.一万吨大米 = 一千万公斤 = 二千万斤大米当时一个普通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7斤左右(必须有城市户口)基于本人的经历, 许多过来人文字和口头的回忆, 如果有20斤粮食, 再加上菜叶树皮之类, 坚持一个多月没有大的问题. 20斤粮食有可以救活一个人. 20斤粮食大概 = 一条人民二千万斤大米应该可以救活一百万人, 一百万条活生生的人命.这些大米和几十套成套设备都是我国免费运送到几内亚, 不知国内和远洋运输成本为何. 此时, 正值我国极其缺油.把运输成本和几十套成套设备的价值加起来, 恐怕不会低于一万吨大米. 解密的60年外交部档案还透露, “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伍修权将军的《回忆与怀念》中讲述：1962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要求粮食援助。恰巧从加拿大购进的几艘小麦船正驶往中国，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调头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感叹：中国正处在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我们连句感谢也没有换来，中国人慷慨呀！”我家有几位亲人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他们中有老有小, 公认的死因有水肿, 浮肿, 大肚子病等. 那时不能说是饿死的, 后来也就习惯了, 没人纠正. --------那里也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我可怜的父老乡亲们, 你们死都没有一个明白的死法.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涉及赠几内亚大米事件档案原件



苏联是否在困难时期逼债?(以下观点非本人原创)困难时期又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自然灾害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苏联此时逼债则是乘人之危, 雪上加霜的不齿之举.逼债, 首先要有债,这没什么疑问, 朝鲜一战和后来的核工业的起步, 都借了苏联大笔卢布买军火设备.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但在别人家里饿死人时逼债, 古今中外都是要挨骂的.债是死的, 而逼却不同. 顾名思义, 逼是一种威胁, 可以有各种形式. 美国逼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 是武力的威胁; 美国逼日本开放市场, 逼人民币升值, 用的是商业领域的威胁和行动.逼债, 关键是一个逼字. 苏联武力的强大, 勿庸置疑. 苏联的军方, 发出过武力的威胁吗? 外交或是政府的其它部门发出过类似的威胁吗? 找不到记载. 苏联是否用过商业手段逼债, 没有记录.提到苏联逼债的文章和书籍, 那是铺天盖地, 汗牛充栋, 要多少有多少. 可就是找不到任何逼债的具体行为和过程, 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没有.近年来, 与逼债相反的记录逐渐浮出水面, 下面仅仅是部分摘抄:借粮：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大量援助：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纵横》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 产 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新华社) 原载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作者：民主潮流　　　　口述人：李某某 男 74岁 退休干部 2006年11月11日下午记录于李某某家中　　　
　要说60年大饥荒，根子还在大跃进吃食堂炼钢铁，我就从58年说起吧。　　我在1957年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阳地区方城县杨楼公社黄狼山大队监督劳动。58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大丰产不丰收。为啥子？人为造成的，听我慢慢说。夏季麦收，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亩产300斤小麦能报800斤，其实那时候小麦亩产大多是200多斤。当时实行统购统销，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因为虚报的产量高，上缴的小麦也多，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有的队小麦基本上征收完了，有的队千方百计瞒一点，口粮就能多留一点。例如在杨楼公社，有的队人均口粮有60多斤小麦，有的队人均口粮才20多斤小麦。我所在的大队土地多，58年麦季人均口粮近百斤，在全县可以说是是寥寥无几。黄狼山大队还存有一些黑豆，当时每个生产队是一个食堂，吃食堂时，队长挺精明，把黑豆磨成豆腐，搀到稀面条汤锅里，再和点面，看着稠乎乎的。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到了八九月份，大炼钢铁开始了。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集中到一块，修建小高炉炼钢铁。杨楼公社的炼钢铁处选在一个叫尚洞的岗坡上，一共修建了800个小高炉。修建时都是就地取材，挖土和泥巴垒成圆柱体，外径80公分到1米，内径60公分左右。把农民家里的水缸砸破，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炉底座的内芯。小高炉修建的多，看起来密密麻麻，点起火更有气势，夜里十多里地外都能看见火光冲天。公社一个领导知道我有些文化，就让我写诗歌颂扬小高炉。我写的顺口溜现在还能背下来：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烧炉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杨楼公社范围内，碗口粗的树木全部砍完当柴火，另外家家户户的门板、木床、桌子、椅子、凳子，都拉到小高炉处当柴烧。专门有人负责劈柴，那些柜子箱子，八磅大铁锤砸下去就粉身碎骨，然后把这些干柴垒成垛子，有两米多高，一米多宽，象寨墙似的，最多时弯弯曲曲足有一里地长。砍伐的树木锯成半米长或一米长的树段，也堆成堆，把这些湿柴搭配着那些干柴烧。有一次要放卫星，就是800个炉子都冒火，连续烧七天七夜。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人都得在炉子边守侯着，瞌睡了就打个盹。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检查团发现就要“炒铁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极分子围成一圈，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这边踢一脚，那边打一拳，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被别人揭发。为了杀一儆百，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打的鼻青脸肿。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得，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炼钢铁天天吃蒸红薯煮红薯，吃的人只吐酸水。58年那年秋庄稼长的好，红薯又多又大，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3000多斤。可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庄稼丰产不丰收。秋天又下了连阴雨，红薯沤烂在地里，也没晒红薯干。豆荚炸口豆子发芽，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砟多长。你想想，如果当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后来木柴树段烧光了，公社就组织农民去平顶山担煤。从方城到平顶山100多里路，一路上看到地里的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饭锅，走到那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小高炉用当地的贫铁矿石，铁矿石烧化后，个别炉子流出来一些黑乎乎的铁，可是铁和渣凝结在一起，一敲就破。烧到冬天，上级又要求修建20个高6米的大高炉，外径有两米到三米，内径有一米到两米，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因为缸渣不够了，就砸农民家的瓷碗。经过所谓的土专家指导，这次大高炉除了用铁矿石，还用“引铁”，就是把铁车轱辘，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门环，铁门鼻等铁器收集一空，放到高炉里。当铁矿石烧化时，还要放石灰石，目的是促使铁浆和铁渣分离。20个大高炉确实炼出了1000多斤铁，产量最高的卫星炉产有二三百斤铁，都是一种粗生铁，据说能打造简单的犁铧等农具，别无他用，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续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收成不错，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外面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吃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一天傍晚，我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人多，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爬上井口存活，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60年大饥荒饿死人不是天灾，而绝对是人祸。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生活直到去世。在太平公社还发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如果说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而三年的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在62年省检查团来这里检查时，看见到处都是马屎而又无一匹马，后才搞清楚那是人屎不是马屎，因为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生理功能都蜕变到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但那现象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经历的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饿死人数空前。据载，全国死亡4000多万人中，四川就占1000多万。我们荥经县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惊中外名垂青史！据县里有关统计，全县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62年后统计只剩5.7万人，死了一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我想，在讲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了。 不仅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那年冬天老天爷给了个个暖冬，太阳每天暖融融的惜疼着广大的贱民们，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我也会在死亡之列了。 兹将我们官田坝四队59—62年粗略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锡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曾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芬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记者：蔡楚)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二作者: 民主潮流　　　口述人 孙某某 退休工人 男 7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门口 2006年11月12日下午　
　　　1950年，我才14岁。大哥在南阳一家工厂工作，经他引荐我进厂当了通讯员，负责给领导打水、断饭、取报纸信件等杂事。一直干到54年，下车间当了工人。我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只是埋头干活，不敢多说话。到了58年，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儿子有一岁多了。有一次开会去的晚了一会儿，领导问我为啥来晚了？我实话实说：上街排队给儿子买个烧红薯吃，才来晚了。顺口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就开我的分析斗争会，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1960年春天，我在农村的嫂子领着儿子突然上门，一见面吓我一跳，嫂子和侄子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嫂子说生产队食堂断顿了，已经饿死人了，再不跑娘俩也要饿死，就拄个棍子领着孩子一路要饭往南阳来投靠亲戚。家家都没啥吃，一路上要饭也要不来，娘俩饿得晃悠不动。厂里食堂开饭时，我打回的饭还不够她娘俩吃。　　60年秋天，厂里干脆宣布把我开除工职，派人带枪押送回祖籍劳动改造。我老家是邓县十林公社黄岗大队柳堰生产队，可大队让我到了赵岗生产队。因为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就开始饿死人，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我去了算个男劳力。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吃的饭不重样，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下地干活时，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春上饿死的人多，哪还有棺材，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玉米糁，干红薯叶，自家做饭饿的轻了。那年秋季收成稍好，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赵岗生产队一人二分自留地，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这才度过了鬼门关。现在我回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是59年秋天把我押送回去，我这地主成分谁管你死活，在60年非饿死不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