鲜为人知：60年代5万江浙孤儿被弃于上海
1960年前后，由于受全国性饥荒所困，一大批江苏、浙江孤儿被无奈的父母遗弃于上海，随后又被转送到内蒙古、山东、河北等地。据保守估计，其人数至少有五万之巨。今天，他们被通称为“上海孤儿”。1980年代后，渐渐得知身世的他们，开始了艰难的寻亲之旅。
刘正峡拉着两耳站在学校门口，见人就喊：“谁家孩子的耳朵上被剪了疤啊？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孩子......”一直喊哑了嗓子。这是2007年五一，无锡宜兴官林小学操场。由寻亲大姐吕顺芳组织的第八次孤儿寻亲会在此举行。 与去年的情形相同，往来者匆匆，没人领他回家。 47年前，不足两岁的他被人从上海育婴堂抱走，转至河南三门峡的养父家中。成年后寻找亲人，他唯一的线索是双耳的疤痕。那是他记忆的源头。就在他被弃之前不久，生母拿剪刀剪他的左耳。一剪子下去，没剪透，他喊疼死了妈妈不要剪啊！有邻居劝妈妈住手。左耳鲜血淋漓，但没剪透。母亲又把剪刀向他的右耳伸去。咔的一声，右耳剪透了。踏上寻亲路时他才幡悟母亲的良苦用心。因为他找遍全身，发现自己除了这双耳的疤痕，再无其它标记。 这一方式不是他母亲的独创。在耳朵上剪疤，或在身上烫疤，等等，原是苏皖一带农户为免混淆而在猪牛羊等牲畜身上作的记号。类似种种，在上世纪60年代困难时期，被苏皖等地的数万父母淋漓尽致地用到他们所抛弃的子女身上。半个世纪过去了，父母们带着残缺的梦老去，或逝去，他们失散的子女们带着累累伤痕，踏上返乡寻亲之途。那梦了千百回的家园，终将在依稀残梦里召唤他们一生…… 骨肉离别 1960年4月14日，安徽无为县中医杨健安握着毛笔写下一张字条，泪珠随即打了上去。字条干了，他折好塞进5个月大的八女儿海霞襁褓中。思量再三，又把襁褓解开，抱出瘦弱的女儿担在腿上。他握一根缝被长针，往孩子右大腿内侧柔嫩的皮肤上刺去。孩子哇地一声哭了，小腿挣扎起来。父亲紧咬嘴唇，还是完成了生平仅有的这一次刺字----他刺了一个杨字。他原打算刺繁体的“木易”，笔划太多，又改了简写。血水未尽之际，他涂了层墨水上去。这项工作完成，孩子的哭声已嘶哑。他泣不成声抱住女儿亲了又亲：“你不要怪爸爸，以后爸爸一定会把你找回来！” 两天后，孩子被妻子抱往上海。婴儿带着疤痕，揣着父亲泣血而就的字条，躺在上海市静安区的一个角落，在哭声中等着她人生命运的一次大转折。 安徽和县乌江镇，宫秀英家的绝境来得更早些。1958年春，37岁的宫秀英将四个孩子一一看过，拉走了5岁的三女儿杨宜翠。上面两个都大了，能记事的，肯定没人要，最小的儿子刚几个月，如果必须送一个，她只能送三女儿。 她把三女儿丢到南京碑亭巷与一枝园交界处的路口，塞块饼子给她：“小翠儿，你在这等着，妈去买点好吃的东西给你。”女儿大口吞着烧饼，直点头。她走了。几个小时后，她发现自己又转回了那个十字路口。女儿已不知去向。 五口之家仍难以支撑，几个月后，她抱着小儿子又赶往南京江浦的一个小村。一路上，她一直让儿子含着咬着她干瘪的乳房，儿子乳牙已经长出，咬得她生疼，吸不出奶来，就放开血迹斑斑的乳头对着她哭。她手里还有一小丁糟面饼，看他哭得厉害，就抠一块放他嘴里，继而再将乳头塞进去。她看见孩子满嘴殷红，却已感觉不到疼痛。把孩子扶稳了坐在路口，她把最后一块饼塞到他嘴里，又喂了他一口血。然后转身离去。 两年后，她42岁的丈夫杨岐昆活活饿死。 宫秀英拉着小翠儿往南京奔时，无锡宜兴官林镇农妇谢秀妹正带着她的小女儿吕雅芳往上海去。35岁的谢秀妹从宜兴坐船到常州，又转火车来到上海街道，为的是给她这两岁还不会走路的小女儿，找一个不会挨饿的未来。 她把女儿丢在一家饭馆门口，转脸就走。上海会有饭吃的，上海会有饭吃的，上海会有饭吃的！她神经质般一路念叨着，回到一贫如洗的家里。家里还有三个等吃的孩子。送走一个并没能换回充饥之粮，只让她此后常从思儿的梦里哭醒。像杨健安一样对大都市满怀期待的父母们并不知道，曾经的人间天堂早已不是他们儿女的救命稻草。 那是一个狂热的年代。“一九五八年，吃饭不要钱，如今实现了，快活上了天。”吃食堂吃光了口粮，连粮种也成盘中餐。断粮后三年饥荒，苏皖一带饿死无数，哀鸿遍野，骨肉分离几成平常。 上海民政志载，上海社会福利机构1958年共收容婴幼儿1770人入院，其中弃婴占98%。1959年收婴3525人。1960年1~3月，共有弃婴5277人入院，最多的一天收容109人。1960年年收容量创历史最高纪录。 1960年5~6月，中央曾连续发出关于京津沪等城市粮食供应告急的文件，6月6日发出《关于为京津沪和辽宁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中称，北京存粮为7天，天津10天，上海已无存粮。 从外地急调奶粉，派人赴东北、西北、华北等地动员当地群众来领养，这些都难解燃眉之急。最终经周恩来出面与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乌兰夫协商，弃婴们被引向一条漫长的求生路。“内蒙古草原上有牛，也有牛奶，把孤儿们接到内蒙，由草原上的牧民抚养吧！” 他们被统称为“上海孤儿”。1960年初，第一批孤儿越千里关山，坐火车到达内蒙古。至1963年，内蒙一共接收了3000余名上海孤儿。据曾参与过孤儿接收工作的乌兰夫女儿云曙碧回忆，牧民家庭最多一户收养婴孩达五六个。 很快内蒙也满了，有文献记载草原上曾出现溺婴事件。地方政府严查此事后，来自苏浙皖各地的弃儿开始沿着铁路线、车轮所到处寻找其他的栖身之所。山东、山西、河南、河北、陕西，吉林、新疆，凡有火车汽车所到处，孩子们走一路，丢一路。至今已无人说清，北上这一路究竟留下了多少孩子抛别家乡的哭声，事后人们估算的一个保守数字，是5万人。 至1964年，粮食短缺问题得到解决，孤儿北送工作相应停止。此后时势渐转，劫后余生的家人们投入到另一项工作去----在茫茫人海中，捞针一般去寻找当年被弃的亲人。 寻亲路上，54岁的王海庚行程最远。1958年，6岁的他是一个六口之家的长子。靠着父亲在铁路局的微薄收入，生活并不丰裕，因此当年6月2日，三妹刚生下来，就有人想来抱走。全家人都不同意。几个月后，父亲遭人诬告入狱，很快被送往青海服刑。年轻的母亲二臂伤残，无工作能力，陪她终日落泪的，是4个年幼的孩子。 反革命家属的帽子让他们在政治上与经济上遭遇双重孤立。王母很快哭瞎了双眼。1959年春夏之际，7岁的王海庚放学回家，发现三妹没了。再问母亲，说趁着还没饿死，送到上海铁路医院了。 痛哭并不能阻挡接下来的厄运。他和两个妹妹被寄养到淮北、上海的两处亲戚家，曾经一个温暖的家，就这样支离破碎。至1960年初，饥荒席卷城乡，亲戚家也没有余粮了。兄妹三人又回到一贫如洗的盲母身边。 在屈辱与歧视中挣扎求生的母子四人，一直没有停止对父亲与小妹的思念。有时，王海庚甚至要为小妹庆幸，他一厢情愿地认为，被送出的小妹从此有了个好成分，摘掉黑五类的帽子，肯定过得比他们都要好。他多少次暗下决心，总有一天要熬出头来，一家人团圆。 1966年文革开始，14岁的王海庚借红卫兵大串联之机取道兰州，只身前往青海寻找父亲，几经辗转八千里云月，一无所获。直至1979年春，在上海的他偶然打听到了父亲在青海曾经的劳改单位。他寄信过去，父亲回了一封，他再回了封长信，寄出第十天晚上，憔悴不堪的父亲一路找到家里来了。分别21年的夫妻相拥而泣后，父亲问：“我还有一个孩子呢？” 王海庚一边奔走为父亲洗冤，一边到处查找小妹下落。然而妹妹比父亲要难找多了，登报寻人，看别的孤儿在上海报纸登的寻亲信息，就跑到河南等地，每次都是无功而返。一筹莫展之际，他就跑到当年丢妹妹的那家医院，一个人枯坐一整天。 十多年过去，三妹始终下落不明。2001年，王父辞世，临终时双眼紧盯着王海庚，不住流泪，只等着他说，我保证会把妹妹找回来的，老人才合目而去。 寻访的过程中，他渐渐发现了很多与他有过类似疯狂经历的寻亲者们。如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导演马克宣，小妹失散30余年后，给他的一封信又被丢失，马家8兄妹向发信地山东牟平县寄出1561封寻亲信，至今无果； 安微和县的张思清兄妹，认下了一位河南邯郸姐姐以慰二老残年，又继续背着老人四处寻找那还在人海漂泊的亲姐姐； 1957年被错划右派的沈建中老人，平反后四处寻找1959年底在上海丢掉的6岁女儿小淮，至1989年辞世时仍无音讯，临终时特意要求子女们把小淮的名字也刻到墓碑上的子女栏中…… 各地寻亲活动越发频繁，而种种机缘巧合，也让一位宜兴女成为“上海孤儿”们首先要找到的人，她就是宜兴官林镇那位农妇谢秀妹的二女儿，现年57岁的吕顺芳，孤儿们叫她寻亲大姐。 20多年前起，她开始到处寻找小妹吕雅芳，在电视中看到河北孤儿郑兰芬寻亲，感觉很像，两下对照资料后便初步认下，郑兰芬跑到她家里，哭着喊谢秀妹妈妈。她们做了亲子鉴定，但结果表明，郑兰芬不是当年的吕雅芳。 节目播出后，全国各地孤儿自发找到吕顺芳，请她帮忙在宜兴一带打听，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而宜兴周边丢弃孩子的家人也来找她，问有没有他们的孩子来寻亲。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她的电话成为寻亲热线，她家里堆满了全国各地寄来的寻亲资料，而她也便顺理成章地成为义务投入孤儿寻亲事业的民间力量第一人，她的作用至今无人取代。 妹妹吕雅芳一直没找到，由她所自发举办的宜兴孤儿寻亲会，却已成功举办了八次。她一年年自费往国内各媒体发函，打电话通知各地孤儿，为他们张罗住行，带他们见亲人，举办地点从宜兴官林汽车站门口，到官林小学校内操场上，参与孤儿与家属人数也在不断增多。但迄今为止，孤儿与家属们确认成功找对的，累计也只有200余对。 这是耗时耗财耗力的事情，每办一回，吕顺芳的嗓子都要哑上好几天。而每次寻亲会后，她都向人诉苦发誓，说“再也不办了，累死了”。可歇不了多久，孤儿来找得多了，她又忘了先前的苦，一如既往地将旁人的事当成自己的事业。但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很多时候，除了大部分孤儿与家属的理解支持，她确实孤立无援。 母亲谢秀妹走了，她剪下老人一缕头发以备将来认亲之用。她说她多少比孤儿们要好些，那么多身世飘零的孤儿，还在寻亲的茫茫大海泅渡。 泅渡 王艳君的童年很幸福。10来岁时，有同学说她是从上海抱来的，她很生气。她哭着回家告诉母亲，母亲一把抓住她的手，就往那个同学家走去。“不要在我女儿面前胡说什么！”同学的父母不停道歉，从此再没什么人敢说她了。 上中学后，她发现同学父母都在40岁左右，且多有兄弟姐妹，而她的父母50开外，还只有她这一个女儿，她满心疑窦。有人嘻笑着夸她：“你看人家王艳君皮肤多好，像上海小姐！”她听了如万箭穿心。回家查户口本，籍贯一栏写的是“本市(唐山)”。想去问父母，又不忍心。母亲因哮喘夜夜咳嗽，她开始幻想将来当一名医生，治好她的病，从而感动她说出真相。然而1976年高中毕业时，高考尚未恢复，7月28日凌晨，震惊世界的唐山大地震却爆发了。 她醒来时，房子塌了，电断了，她被压在重物下，徒劳地叫喊。不知多久，有人在她头顶扒杂物。“君，你在哪里？快回话啊！”是父亲在唤她的小名。父亲把她从瓦砾中救出，父女俩边哭边寻找母亲。没多久，幸运的一家三口都脱险了。但次年5月，母亲突发心肌梗塞去世，王艳君失去了一次得知身世的机会。 成人之后，王艳君越发想了解身世，怕父亲也像母亲那样突然离开她。然而看着猝然苍老的父亲顶着花白头发，每天蹲在小路边等她回家吃饭，她又不忍心去问。 1985年，父亲被查出肺癌入院，她的心再度抽紧。她多希望他能在弥留之际吐露实情，然而老人只是愣愣地一直看着女儿，说不出一句话来。 1997年，有人找到一篇杂志递给她看。上面有一篇《上海22个孤儿寻亲始末》。她开始向《唐山晚报》求援，她的信被登出后，家里的电话渐渐多了起来。一年下去，已有70多名弃儿与她联系上。同时也得知，有不少弃儿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遇难了。 2000年5月，她与另32名唐山弃儿组团从唐山火车站乘车南下，他们来到上海，在黄浦江边洒泪，看东方明珠绚烂了夜上海，都以为是回到了家乡。然而媒体报道之后，一天两天过去，没有一个人来宾馆认他们。临走之前，她才知道，原来当年的孤儿们绝大多数出生地不在上海，而是上海周边的江浙一带。由此，回家的希望也更加渺茫。 此后，她作为唐山寻亲团代表数次赴无锡宜兴，参加吕顺芳组织的寻亲会，至今无果。 也有个别幸运儿，比如徐国志。 1960年7月，他被亲人丢在上海，没能乘上北上的列车，一个多月后被在上海工作的养父母抱走，成为上海人。 徐国志很小就隐约知道身世，但他无所谓，深受养父母宠爱的他根本不认为这有什么区别。刚抱回家时，他骨瘦如柴，邻居都说养不活了，为了让他吃上鸡蛋，养父母跑到农村从农民手中NO一个地买。他要吃蛋糕，哪怕是冰天雪地的，养母也立马就跑到离家半小时路程的静安寺去买来。孩子长到大约100天时，已是个人见人爱的胖娃娃了。当时上海南京路有名的北京照像馆还把他的百日照片放大摆在大橱窗里做广告。 最让他难忘的，是每年夏天养母单位发冷饮，她自己不吃，用毛巾包好一路小跑送到家给他，然后擦掉满头大汗喝点冷开水就急匆匆往单位赶。他就这样在养父母的精心呵护下幸福成长着。 成年后，他突然就想要找找亲生父母。他怕伤了养父母的心，就偷偷找，四下打听，登报，可一无收获。随着年龄增长，寻亲愿望越发强烈，他小心翼翼试探养父母，养母居然极力支持：“孩子，去找吧！找到了你就有了亲妈，也有了亲兄弟或姐妹。我百年后也就放心了。”这朴实善良的话让徐国志激动地抱住了母亲：“妈，即使我找到了亲生父母，你也永远是我的亲妈！你们的恩情我永远不会忘怀！” 他开始积极奔走于此后的每一场寻亲会，同时也积极地参与活动担当义工，遇到有人来认他，略有相似就掏钱做亲子鉴定，几场鉴定做下来，亲人没找到，却认下了很多兄弟姐妹。 接触孤儿越多，他就越发感到幸运。这个群体中，幸运儿是少数，更多人满腹苦泪----徐国志永远记得有一40多岁的男孤儿，向他介绍自己情况时，只说了一句：“我5岁被领过去时，家里面5个姐姐。两年以后，养父母又生了个弟弟……” 之后再无一语，泪水悄然而下。 近20年来，数以万计的孤儿苦苦寻觅，而成功圆梦的，只是极少数人。陕西潼关孤儿何忠的认亲路，便走得一波三折，颇富戏剧色彩。 2004年底，何忠(编者注：此处为化名)从陕西潼关出发，慕名找到宜兴吕顺芳家中。他所述自己从上海育婴堂送出的日期与幼年印象中家庭成员的情况，与宜兴某镇赵家情况刚好吻合。 赵家老太已是86岁高龄，这些年哭儿子都快把眼哭瞎了。1959年底，全家人吃光了缸里最后几粒米之后，她把家中排行最小的3岁儿子送到上海，回来就大病一场。 2004年12月28日的寻亲会上，吕顺芳把何忠介绍给赵老太，老人当时眼睛就直了。“长得跟我那死去的老伴一模一样！”再拉过两个大儿子来一对照，果然相像，再对照离开福利院的批次日期，两下查询结果也一致无异。老太太抱着何忠泣不成声，当场瘫倒在地。 两下认了，吕顺芳很高兴，但还是提醒他们做一个DNA鉴定。老太太拒绝了：“你不要出馊主意！”她当时就把何忠拉回家，而家里听得消息，两个嫂子已忙乎起来。围着好酒好菜，陕西方言与宜兴方言造成的交流障碍已被忽略，一家人哭了笑，笑了哭。 当天下午，赵老太太带着何忠去了赵家的祖坟，给先夫上坟，而家里的大嫂为给小叔子收拾房间，爬梯子竟把腿给摔断了。这一切，让何忠对亲人曾有的一丝抱怨顷刻消散。 几天后，与赵家同在一镇上的兰先生，踏进吕顺芳家门。1960年，父母决定把三儿子送掉，思来想去谁都不忍心，这任务就落到了13岁的他身上。 他把3岁的弟弟一直抱到上海。父母给了他一些钱，除了弟弟吃东西和路费之外，他把剩下的全留在弟弟口袋里，将他往一个像食堂模样的门口一丢，就回来了。 后来找亲人，他从上海育婴堂查到，就在自己把弟弟送掉没多久，一批“上海孤儿”被送到陕西潼关。听说这次也有陕西的人过来，他又感觉有希望了。他补充了一个极为重要的细节：弟弟小时候右臂上有一个大红胎记。 吕顺芳再一端详兰先生的相貌，再联想到刚刚被赵老太太领走的何忠，当即愣住了。何忠也曾讲过自己右胳膊上有一块很大的红胎记，而赵家在领孩子时，她也曾问过有无身体标记，对方并没说出这个细节来！ 她赶紧打电话给赵家，老太太一听说又有人来认何忠，立马急了：“这个儿子就是我的，谁要抢我跟他拼命！”再辗转找到何忠，他也为难：“这边对我这么好，就是这家了吧！”就这样，何忠被赵家盛情挽留了好些天，临走时一直送到车站。自始至终，他没能与那个说出他右臂胎记的那位六旬兄长见上面。 2007年4月底，何忠又悄悄来到宜兴，就在吕顺芳家里见到了兰先生----他真正的大哥。他已经可以确认，这就是他的亲哥哥。但因为兰家与赵家同在一个镇上，他们的喜悦也不敢太张扬。他们害怕一经报道，被赵家见了，徒增老人伤心。但犹豫再三后，他说他最后还是要把真相告诉赵家，请他们继续找真正的儿子。届时如何开口，他也想不清楚。 失散亲人团聚，多数情况下都是好事，但有时骨肉重逢带给亲人的，并不是期待中的福音。 江苏徐州一对老夫妻，1960年初丢掉家中的小儿子。1992年，已成家的长子次子在一次意外中双双丧生，老俩口费尽周折，把小儿子从山东某地找了回来。当时这个儿子年过40，未婚无业。痴心父母把这一切都归咎于他们当年的抛弃，接儿子回家好生服侍，竭力弥补，然而这已不再是当年他们狠心送走的那个嗷嗷待哺的婴儿，而是一个游手好闲贪吃爱赌的无赖。家财很快耗尽，老夫妻的愧疚渐渐消散，代之以委屈，不满，气愤。一年半后，忍无可忍的老汉挥起棍棒把不肖子赶走。 还有人冒吕顺芳的名义，四处收钱，出入往返都让孤儿买单。 近年来随着网络媒体的发达，寻亲活动的参与者与规模都呈增长之势。而经苏沪一带媒体的大力介入，原先的不对等局面，也渐渐有了改观----以往每次寻亲会上，孤儿人数总是多于家人，而最近的几次，渐渐多起来的，却是当年抛掉孩子的家属亲人。 1999年起，绝大多数地区的“上海孤儿”相继明了，他们并不是上海人。通过查找历史资料，互相对照信息，他们的寻亲目标也更为明晰，活动更为频繁。1999年至2001年间，河北的邯郸、邢台、唐山，内蒙的赤峰、陕西的潼关、渭南等地先后组织近10次寻亲活动。2006年一年间，各地组织的寻亲会便达11次之多。 2007年4月底，为分担吕顺芳的压力，南京金陵晚报举办首场南京孤儿寻亲会，寻亲孤儿200余人，认亲家属150余人，有5人当场确认找到亲人。2007年5月1日至3日，吕顺芳再次组织江南孤儿寻亲会，到会孤儿600余人，三天中累计前来认亲家属1500余人，已有60名孤儿与前来认亲的父母或兄弟姐妹初步认下。 这是一条孤独痛苦的路，北上的铁轨上曾留下他们共同的哭声，如今南上归家的荆棘路上，他们建起寻亲网，寻亲QQ群(群号35279673)，互通信息，也互相鼓励。 最近传出的一个利好消息，从理想角度来说，也许可以让这些悲欢离合的故事都不再继续----基因工程。 在今年宜兴的五一寻亲会上，中科院北京华大方瑞司法物证鉴定中心的出现，给很多孤儿与家属们带来福音。该中心主要负责人于晓光提出，既然DNA鉴定是最终确认亲人必不可少的环节，为何不直接将寻亲者的DNA数据入库，以便随时比对？ 目前，北欧一些国家都有“失散人群DNA数据库”，提供服务的研究中心基本上都由官方注资，比如著名的“国际遇难者身份识别”。而个人不管以何种形式入库，费用都是由政府买单。 但一涉及经费问题，于晓光又很为难。最初进入宜兴寻亲会场时，中心是准备收取一些成本费的，但他发现，孤儿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他临时改变方案，现场免费采集了50位初步确认者的血样，之后再去申请赞助，最终得到了含上述50人在内的300份免费进口试剂赞助。 吕顺芳一边紧急将剩下的250个名额分派给各地寻亲孤儿与家属，一边不住慨叹：300个，太少了啊！现在大家都来要名额了！揪心的消息很快传来，先期鉴定的50个血样结果表明----20余对疑似亲人中，存在血缘关系的可能，几乎都为零。在还有更多寻亲者还不知道有基因库这项技术和工程的情况下，想在短期内通过基因库数据的比对一步登天地找到家人，还属于望梅止渴。
2008年7月18日星期五
2008年7月17日星期四
[转贴]天津作家谈47年前的吃人惨剧
天津作家谈47年前的吃人惨剧
以下的全部文字是2007年7月29日〈潇湘晨报〉B07版的文章照录。（摘自大陆论坛资料） 杨显惠，男，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天津作家协会。在甘肃安西、酒泉等地农场工作、生活多年。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夹边沟记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20世纪60年代。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0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甘肃死亡100多万，河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 2007年7月26日。本报深度对话《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杨显惠。 “我的案头总放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袁复生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一本在长沙很难买到的书。 专程去了定王台两天，问了10来家书店，最后才托到熟人从书店的仓库中调了出来这更是一本难读的书读；读了一段就不忍读下一段；读了一篇就不忍读下一篇。但，我还是通宵把它读完，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你。有无数的波澜在我心头掠过；可我说不出一句评论的话语，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人类绝境面前，无力，但更无可回避。
【1】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
潇湘晨报：之前，很多读者是通过《夹边沟记事》知道你的。
这些作品使“饥荒”、‘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术语及其背后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被活生生饿死的面孔和故事，如此具体如此尖锐，不停刺痛着我们记忆的神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沉痛的题材来写作’
杨显惠：我是1979年开始写小说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我觉得该是我写出我的一本好书的时候了。为什么选择夹边沟”来写？我是1965年从兰州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我所在的农建十一师接收过许多劳改劳教农场，同时接收了一些右派和管教干部，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夹边沟。我在回城当了专职作家后再次回到河西的一个农场深入生活，又遇见了从定西地区孤儿院招工到兵团的孤儿们，他们孕育了我的另一本书《定西孤儿院纪事》。
潇湘晨报：《定西孤儿院纪事》，我读了一个通宵，边读边忍住泪水，边读边发消息向朋友推荐，很多时候，读着读着就不忍再读下去，因为太痛苦、太真实。作为作者，你在搜集这些故事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平静、愤怒、痛苦？
杨显惠：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但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就像他们有时候也忍不住一样；泪流满面。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我访问一位女同志，她讲述到一家人都饿死了，就剩下小妹妹和她两个人。这时抢救人命的工作组进了村，要把她和小妹妹送到公社的孤儿院去。但她不理解孤儿院，不知孤儿院情况。就把妹妹托付给一个亲戚，自己先去了孤儿院。她想看看孤儿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好，再去接妹妹。她在孤儿院待了一星期，觉得比在村里吃救济粮还好，就跑回村里去接小妹妹，可是小妹妹已经死掉了。小妹妹在亲戚家生活；工作组怕亲戚虐待她，多次对亲戚说，要叫小姑娘吃够自己的救济粮。亲戚生气，叫小妹妹吃饱，结果撑死了。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跑到院子至抹眼泪，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案头总易放着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
【2】“儿子将她理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
潇湘晨报：我们看历史，经常是大饥荒就是“人相食”，但是你在这本书中写得还是十分克制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吃人的情况确实比较少吗？但从《黑石头》看，连母亲都吃儿子和女儿了，吃不相干的人，似乎应该是更多。
杨显惠：你说得对。我还是举例说明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掀橛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人们没打他嫂子，因为嫂子没吃肉。抢救人命的公安局把队长逮捕了。过些天又放了；因为公安局也觉得队长带着人打死那人是无奈之举。
潇湘晨报：《黑石头》一篇，写的是“扣儿娘”吃了“扣儿的弟弟”和“扣儿”。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O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
杨显惠：这样的事我听得太多了。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再讲一个故事：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至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
【3】他们讲了很多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潇湘晨报：在小说中，很多农民抱着“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的心态，没有去逃荒，在家等死。而与此同时，干部带着气势汹汹的“搜粮队”把农民家仅存的一点口粮全都搜走了，他们搜的这些粮食，最后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救济另外一些快饿死的人了？
杨显惠：搜粮队搜粮的目的有二，一种是搜出来的粮食要接着交公粮交征购粮；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没有完成交公粮和征购粮的任务；上头还在催着要粮；还有一种是把搜出来的粮食放在食堂叫大家吃，因为那时食堂设粮食做饭了，全村都在挨饿。
潇湘晨报：跑到外地要饭的，进了孤儿院的，在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几率要大很多。前者是对“限制人们迁徙自由制度”的一种破坏，“不合法”（当时也有很多“收容所”，要把这些人的生路堵死），后者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道主义产物，是“合法”的。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制度，当时的“法”，本身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足以使许多公民以丧命为代价？
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生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生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历史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通渭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1250万人口；死亡100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点评】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价60年“大饥荒”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像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通渭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1250万人口；死亡100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点评】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价60年“大饥荒”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像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以下的全部文字是2007年7月29日〈潇湘晨报〉B07版的文章照录。（摘自大陆论坛资料） 杨显惠，男，1946年出生于兰州，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天津作家协会。在甘肃安西、酒泉等地农场工作、生活多年。当过农工、售货员、会计、教员、盐场秘书。主要作品收入《这一片大海滩》、《夹边沟记事》、《告别夹边沟》等书。《夹边沟记事》被称为“中国的《古拉格群岛》”。
20世纪60年代。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0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甘肃死亡100多万，河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 2007年7月26日。本报深度对话《定西孤儿院纪事》作者杨显惠。 “我的案头总放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本版采写／本报记者袁复生 《定西孤儿院纪事》是一本在长沙很难买到的书。 专程去了定王台两天，问了10来家书店，最后才托到熟人从书店的仓库中调了出来这更是一本难读的书读；读了一段就不忍读下一段；读了一篇就不忍读下一篇。但，我还是通宵把它读完，迫不及待地想推荐给你。有无数的波澜在我心头掠过；可我说不出一句评论的话语，在仿佛伸手可及的人类绝境面前，无力，但更无可回避。
【1】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
潇湘晨报：之前，很多读者是通过《夹边沟记事》知道你的。
这些作品使“饥荒”、‘自然灾害”这样的历史术语及其背后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个被活生生饿死的面孔和故事，如此具体如此尖锐，不停刺痛着我们记忆的神经。为什么要选择这样一种沉痛的题材来写作’
杨显惠：我是1979年开始写小说的，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已经50岁了，已经浪费过很多纸张了，我觉得该是我写出我的一本好书的时候了。为什么选择夹边沟”来写？我是1965年从兰州上山下乡去了甘肃生产建设兵团的；我所在的农建十一师接收过许多劳改劳教农场，同时接收了一些右派和管教干部，我从他们的嘴里听到了夹边沟。我在回城当了专职作家后再次回到河西的一个农场深入生活，又遇见了从定西地区孤儿院招工到兵团的孤儿们，他们孕育了我的另一本书《定西孤儿院纪事》。
潇湘晨报：《定西孤儿院纪事》，我读了一个通宵，边读边忍住泪水，边读边发消息向朋友推荐，很多时候，读着读着就不忍再读下去，因为太痛苦、太真实。作为作者，你在搜集这些故事时，在写作的过程中，是什么状态；平静、愤怒、痛苦？
杨显惠：在访问的过程中，我努力使自己平静，但是有时候我也忍不住；就像他们有时候也忍不住一样；泪流满面。在定西地区的通渭县，我访问一位女同志，她讲述到一家人都饿死了，就剩下小妹妹和她两个人。这时抢救人命的工作组进了村，要把她和小妹妹送到公社的孤儿院去。但她不理解孤儿院，不知孤儿院情况。就把妹妹托付给一个亲戚，自己先去了孤儿院。她想看看孤儿院的情况好不好，如果好，再去接妹妹。她在孤儿院待了一星期，觉得比在村里吃救济粮还好，就跑回村里去接小妹妹，可是小妹妹已经死掉了。小妹妹在亲戚家生活；工作组怕亲戚虐待她，多次对亲戚说，要叫小姑娘吃够自己的救济粮。亲戚生气，叫小妹妹吃饱，结果撑死了。我听到这儿再也忍不住了，跑到院子至抹眼泪，努力使自己平静下来。我的案头总易放着一包餐巾纸，擦眼睛用。
【2】“儿子将她理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
潇湘晨报：我们看历史，经常是大饥荒就是“人相食”，但是你在这本书中写得还是十分克制的。这是因为当时人吃人的情况确实比较少吗？但从《黑石头》看，连母亲都吃儿子和女儿了，吃不相干的人，似乎应该是更多。
杨显惠：你说得对。我还是举例说明通渭县某村有弟兄俩人。老大去水利工地了；老二在家，家中还有他老婆和嫂子。这男子总从外面检别人家的死孩子吃肉，后来把自己的孩子也吃了。村里活着的人感到了威胁，很恐惧；跟队长去说那人吃开自己的娃娃了，吃得身体那么壮。他一旦把我们拉去吃，我们身体弱得对付不了怎么办？队长和几个人商量一下，认为必须先下手，便带了几个人提了铁掀橛头冲进去，把那个人打死了，把他女入的腿打断了，因为女人也跟着吃肉。人们没打他嫂子，因为嫂子没吃肉。抢救人命的公安局把队长逮捕了。过些天又放了；因为公安局也觉得队长带着人打死那人是无奈之举。
潇湘晨报：《黑石头》一篇，写的是“扣儿娘”吃了“扣儿的弟弟”和“扣儿”。因为吃了自己的子女，所以她活到了9O岁。这个悲剧有在生活中的原型吗？
杨显惠：这样的事我听得太多了。酒泉市某村，一老妇人饿死了，儿子将她埋掉了；过了几天又挖出来刮腿上的肉，拿回去放在锅里煮。队长知道了，叫几个人将地捆起来，骂你这个没良心的，你把你妈身上的肉都刮着吃！儿子回答，我的儿子要饿死了，我要顾儿子，我不刮我妈的肉刮谁的肉去？再讲一个故事：还是酒泉市一个村庄，一妇女吃了自己的孩子，上级领导来此村检查工作，队长汇报了。领导带着人来到妇女家问罪为什么吃自己的儿子？妇女饿得卧在炕上起不来，陪领导的一位干部呵斥起来，领导跟你说话哩，问你为什么吃儿子的肉？妇女还是卧着；回答儿子是我养下的，我想叫他吃我的肉，他活下去，我饿死去，可他还小吃不了我的肉。我把他吃了，我们两个人都死，比起我死了他再饿死，我心至还好受些。那位干部还是气势汹汹地呵斥你胡说，你竟敢说粮食不够吃领导却推了这干部一下，说：走！再不要说了。
【3】他们讲了很多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
潇湘晨报：在小说中，很多农民抱着“政府看着饿死人了，还不放粮吗”的心态，没有去逃荒，在家等死。而与此同时，干部带着气势汹汹的“搜粮队”把农民家仅存的一点口粮全都搜走了，他们搜的这些粮食，最后到哪里去了呢？是不是救济另外一些快饿死的人了？
杨显惠：搜粮队搜粮的目的有二，一种是搜出来的粮食要接着交公粮交征购粮；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生产队都没有完成交公粮和征购粮的任务；上头还在催着要粮；还有一种是把搜出来的粮食放在食堂叫大家吃，因为那时食堂设粮食做饭了，全村都在挨饿。
潇湘晨报：跑到外地要饭的，进了孤儿院的，在饥荒中生存下来的几率要大很多。前者是对“限制人们迁徙自由制度”的一种破坏，“不合法”（当时也有很多“收容所”，要把这些人的生路堵死），后者则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人道主义产物，是“合法”的。这样一个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当时的制度，当时的“法”，本身是存在巨大缺陷的，并且这个缺陷足以使许多公民以丧命为代价？
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生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杨显惠：你得出的结论是正确的，这正是我所认识到的。其实，那时候是没有什么法律的，那时候只有当政者的权力，他们的好恶就是法律，他们说一句话就是法律。建国后制定的第一部宪法，不是很快就被其制定者抛到脑后去了吗？ 潇湘晨报：这本书，写的都是饥荒中的孤儿的故事，从孩子的角度来看当年的饥荒。但现在，这些孩子们也都进入老年了。这样的童年和少年经历，使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身自由的制度，会产生天然的对抗吗？ 杨显惠：这个问题我也无法回答你。虽然访问了一些孤儿，他们对我讲了很多他们的经历，但我不能说真的就搞清楚了他们的内心世界。我感觉到，他们的心灵受到了极深的创伤，他们的经历和童年严重地改变了他们的性格，影响了他们的一生；决定了他们生活的道路，但我看不出他们对大锅饭，对限制人生自由的制度有多么深刻的思索；因为他们中的大多数生活在社会最底层，始终为生计而奔忙。 【4】“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说实话，我们这一代人对饥荒完全没有了概念，就是说，经历了一两代人后，这样惨痛的历史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通渭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1250万人口；死亡100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点评】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价60年“大饥荒”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像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竟然被遗忘被抹去了，大家“一切向前看了”。作为过来人，你觉得今天出现这样的选择性失忆的原因何在？
杨显惠：这与长期以来的虚假宣传、掩盖有关，他们在文章和讲话里回避不掉这段历史的时候，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一句“自然灾害”，也不讲大饥荒的实际情况。也与社会转型有关。整个社会的市场化商品化，使人们只注意了眼前的利益和物质的世界，谁还有暇顾及历史呀？
潇湘晨报：现在有的统计数据，关于定西那场大饥荒中的死亡人数大概有多少？
杨显惠：定西地区在那场大饥荒中死亡的人数我不知道，因为《定西地区志》始终没有出版，但我看到了定西地区几个县的县志《通渭县志》记载大饥荒过去后这个县的人口由28万人变成了18万人。县志说，近7万人死亡，近3万人逃亡外地。
潇湘晨报：定西的饥荒，在当时的甘肃属于重灾区吗？在全国呢？当时还有哪些地方的饥荒特别严重，死人特别多的？
杨显惠：定西的饥荒在甘肃省和全国都属于重灾区，当时的张掖地区也是饥荒的重灾区。甘肃当时是1250万人口；死亡100多万。河南省、安徽省的饥荒也很严重，河南省死亡400万，安徽省死亡380万。最严重的是四川省。四川是天府之国，富饶而美丽，所以四川省调粮支援其他的缺粮省，由于调粮过多，结果四川省饿死的人数比以上三省的总和还要多。
潇湘晨报：为什么这些故事，之前很多人没去写呢？是怕没人关注，还是当时有要求不准写？
杨显惠：你这个问题我无法回答。我至今也没有看到或听到哪级政府下达过不准写这些故事的文件。我也无法猜测之前的很多人为什么没去写。我只能告诉你我为什么去写：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多次在作家代表大会上讲，写作自由。我相信这些讲话是真诚的。社会的确是进步了很多，五六十年代嘴里讲“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实则揪辫子打棍子的时代真正是过去了。
【点评】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这部《定西孤儿院纪事》写的是“受苦人的绝境”，“定西专区”是1960年左右的“大饥荒”在甘肃省内的一个“重灾区”。作者在忠实史料事实和当事人陈述事实的基础上，创作出一个个具有高度典型性和独特性的作品。完全是白描的手法，纪实性的语言，平实的语调，将一幕幕饥饿与死亡的惨烈情境撕裂在人们眼前。其实，对中国当代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对“右派”的遭遇和价60年“大饥荒”的灾难有一定的心理预期，为什么这些作品会一次次冲破人们的心理疆界？这是因为现实“绝境”的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像力，是作家虚构不出来的。这些以细节构成的个人的故事，使惨绝人寰的灾难变得具体可感，将之铭刻在我们的情感记忆中，不再容易被任何人用抽像的数字和话语所模糊遮盖，逼迫要继续活下去的人们不得不面对、反思。我们常说，文学的力量在于虚构，但在这样的真实面前，你会觉得一切虚构都失去了力量。
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典型调查
[原创]哭天：大跃进·苦日子重灾区典型调查文章提交者：京客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环 江 悲 歌 余习广 李君
大放高产“卫星”的滚滚狂潮，构成大跃进时代极富特色的人文景观。原本山恶水险，鲜为人知的广西环江县，也一举跃上举世瞩目的显赫地位,在中国大跃进史上留下了显赫一时的篇章。 1958年9月，环江放出水稻亩产13万多斤的“卫星王”，10月，又放出日产万吨钢的“卫星王”，号称创下当时人类粮食和钢铁生产史上最大的奇迹。环江“卫星王”，对当时狂燥热昏的大跃进的中国社会，几度产生兴奋剂般的刺激效应。 “卫星”上天，悲歌动地。环江勇夺“卫星王”，也创下了由此引发的“苦日子”中骇世悲剧。 环江“卫星王”的代价，是全县十六万民众，“苦日子”惨死五万人！ 环江悲歌的炮制者，县委书记洪华曾对亲信说过：“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
一、大山窝里的“共产”风波 1997年初，当我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采访有关当事人，了解“环江惨案”的有关详情时，一位当年的环江县委干部对我前后谈了近十多个小时有关“环江惨案”的前前后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写环江惨案，是我多年搅动不安的心愿，真是太惨了！但对我来说，又才学不够，几易其稿，笔力不足。要写环江惨案、写洪华，还要写环江的特点和地理环境，大山窝里闹出那么大的‘共产’风波，不出鬼才怪了！环江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大山区，许多地方都是山大石头多，田土象鸡窝，吃饭全靠天，人多难干活。合作化时就不顾民意，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大跃进年代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上上下下都是大唱高调，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耕田机械化，灌溉自流化，出门坐汽车，飞机满天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硬是要在这里搞集体化，公社化，食堂化，共产化，天堂化，结果闹出了那么惊人的环江惨案。” 可是，翻阅当年的历史档案，“环江卫星”和“环江惨案”的“始作踊者”??洪华的说法却大不一样：“我调到环江来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环江是山大坡陡石头多，穷山恶水出刁民。真是胡说八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只要有了人，高山要它低头，河水要它让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环江，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为云贵高原南延部分,地势较高。全县90%为山地。四边山岭绵延，中部偏南为丘陵，多为石山，略呈盆地。连绵起伏的群山环抱着大大小小的田垌，村落星罗棋布，或十几户，或三五十户，或百十来户，散落其间。西北部为金坳山脉；东北部为胸伟的苗岭山脉九万大山,为县境内最高地区，主要为土山，植被发育，森林茂盛。山坡陡峭，多悬崖绝壁，似刀劈斧砍而成，地势险峻。许多地方原本地少人稀，往往要翻过几座大山，穿过几个坳口，才有三五户一屯或单家独户的人家。在那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山腰上，人们常常用石头垒起一道道石墙，挑来泥土填地种上庄稼。甚至在石缝里填上泥土种旱粮。
环江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交融地区，这里居住着壮、苗、汉、毛南、瑶、布依、仫佬等民族。据1987年统计，环江县有31.6万余人。其中壮族22.5万余人，毛南族5.3万余人，苗族0.3万余人，瑶族3500余人，汉族2.8万余人，余者为其它民族。 环江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县治在思恩镇，距南宁334公里。全县总面积为4572.31平方公里。环江建置历史悠久，自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置环州设思恩县，至今以有一千三百多年。置县以来，行政辖区变化较大，南、北部几次被分治。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384年）析思恩东北部设安化厅，1912年改为安化县，1913年改称宜北县，1951年8月，思恩、宜北两县合并置环江县。198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成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小环江流经县境，故名环江县。 环江县农业以种植水稻、玉米、豆类和木薯为主。解放前，一些民族尚在原始部落状态，千百年来刀耕火种，人力畜耕，生产力十分低下。主要是大石山区的农户一年一度在山窝、山坡或深山老林烧荒播种，秋季收割。 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江的刀耕火种现象还能常见。解放前的水稻种植也是人工手耕为主，平均亩产仅93公斤。因环境恶劣，除极少数人外，人们生活贫苦，而山区民众生活则处于极端困苦状态。
据《宜北县志》载：“全县贫苦农民占90%以上，一日三餐稀饭，少油盐，日常不过清水煮菜。”而《环江县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有这样的记叙：解放前毛南山乡，九分石头一分土。十年九旱穷山沟，一年普遍缺2?3个月的口粮，每天只能吃两餐拌瓜菜或红薯的稀饭，经常缺少油盐。上南村人均旱地九分，外人嘲笑“有女莫嫁上南村，挑水好比上天门，早晨吃点苦麻菜，夜晚啃点雷公根。”景阳乡142户，580人，一般早上吃包谷粥，常年累月吃红薯、南瓜，缺少油盐。比较好的家庭，有时煮菜时将火麻捣碎放进菜里当油吃。一般农家自种棉花，自织自穿。穷人则往往衣不遮体。
环江山大林密，历代视为偏远荒蛮之地。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95%以上。千百年来，各民族杂居相处，风行诸多原始愚昧野蛮的习俗，至二十世纪，人们仍在诸多神话口传中，寄托着善良纯真的信念和期望。 正因为如此，有史以来，环江都是出名的贫困山区，至今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48个山区贫困县之一，属国务院帮助广西的重点扶贫县。
解放前，环江县以自然经济为主，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原始经济为辅。据解放后环江县88个小乡（全县125个小乡）第二、三期土改的统计，解放前占农村总户数3.7%的地主，占有耕地14.89%；占农村总户数2.9%的富农，占有耕地9.41%；而占农村总户数54.9%的贫雇农，则占有耕地31.1%。部分贫苦农民以地租的形式向地主上缴租地的费用，经济剥削造成的贫富不均客观存在。而在一些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贫富分化现象并不凸显，民众生活方式，基本上是草棚茅舍，温饱难求。
1951年10月，环江县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至1953年土改结束，全县农民人均拥有耕地2.4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实行轻徭薄赋，农民生活逐渐有了改善。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4989.38万公斤，农业人口人均有粮333公斤，基本上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1952年至1955年间，环江农村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运动。也正因解放前环江县诸多地区就有原始部落的集体协作生产习惯，农民们对集体生产，但土地和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所有的形式也容易接受。农业收入除交公粮外，余下全由农户自由支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高。1952年春，三乐乡塘兰村组成环江第一个互助组??崖日坚互助组。1954年2月，以崖日坚互助组为主转建成塘兰农业社，这是环江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文将要说到，崖日坚这个农业生产集体化的带头人，在大跃进年代中，却因为批评县委书记洪华大搞弄虚作假，坑害农民的“反瞒产”运动，而死于非命。
1955年8月22日，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省委书记陈漫远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各级干部回县以后，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大批“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由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张德亲自挂帅督导，很快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1956年1月，环江县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必须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交给高级社统一安排，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在大办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干部对农民采取“一哄二抬三强迫”的办法，一时闹得民心慌慌，乱子四起。 干部们对农民大搞宣传攻势：“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土地是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共产党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合作化是让农民共同富裕的路。”“合作化，集体劳动，走苏联老大哥的路。苏联的集体农庄，拖拉机耕地，自流化灌溉，康拜因收割，种地不用人力，全都是机械化大生产。”“实现合作化，搞集体生产，人多力量大，搞起生产有干劲。”“入社光荣，不入社可耻。”…… 干部们在农村和社会上大造“入社光荣”的政治声势。尤其在转高级社时，入社成为政治待遇，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实行群众评议，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入社，否则入社后实行管制劳动改造。因此，不入社的人社会地位比地富还低。许多没入社的群众只好蜂拥而至。对还不愿入社的人，一卡二压三批判。 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对不愿入社的群众实高压，发动已经入社的社员，开会批斗那些不愿入社的群众，经常是边批斗边打骂，搞得那些不愿入社的人一听说开会就紧张害怕。你越害怕，批斗会还开得越热闹，白天开了晚上开。有的干部还实行严厉手段，对没有入社的群众，牲畜不能上山吃草，孩子不能上学读书……结果全县很快实现了高级社化。 高级社给农村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恐惧、担忧、困难和麻烦。 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充公，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共产，耕牛、农具充公，干部捏着社员饭碗。因此，一说到马上要搞高级社，农民们怕共产，纷纷卖牛、杀猪、宰羊、杀鸡杀鸭、砍树……一时间造成环江县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1955年发生春旱，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的5618万公斤，下降到4749万公斤，减产15．47%。 其中减产严重的地方，如下南区，粮食减产31．2%。而粮食减产，征购粮反倒增多。因而造成严重粮荒。据1956年3月统计，全县农村粮食缺口达500多万公斤，其中下南区缺粮106．5万公斤，缺粮户4466户，占总农户数的86．3%。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下南的老秀才编了首民谣，农民们拿了做歌唱：“高级社，不高级，集体生产真寒心。干部脸色象老爷，出工分粮都扯皮。出工要跑几十里，收工摸黑没饭吃。一年到头忙生产，年底粮食难充饥。不管天，不管地，要田拖牛单干去。”由此而来，社员拉牛退社的现象大量发生。据水源、下南、驯乐3个区的不完全统计，要求退社的农户有566户。
为此，1956年8月，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远和景阳两个高级社进行调查研究。王定是一个求实爱民的干部。他根据希远社采取的“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确定了符合县情而又能应付八方的政策：地处山区，居住分散，群众文化低，生产力水平低，并社转社过快，规模过大，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统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大社划小。措施有三：规模过大，居住过于分散的社，分为若干独立核算的小社；保持大社原有组织，下设若干独立核算的分社；大社规模不变，对一队多屯，各屯收入又悬殊的生产队，适当分小，自负盈亏，单家独户则采取“包产到户”。凡山区社队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大社划小”、“三包到队”、“包产到户”的情况。但是，环江县委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却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随后，县委经过试点，很快在全县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因而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894．5万公斤，比1956年增产739万公斤，增长17．78%，山区社队小作物生产得到恢复，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提高而深受社员欢迎。
1957年2月，广西省委工作组到环江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当他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省委。在省委几次督促下，宜山地委几经肯定又“纠偏”的风波，终于对环江县委进行了改组。1957年5月，宜山专署副专员戴春涛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成员大多数人“靠边站”。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环江县委于8月18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到会干部有三千多人。接着，全县开展起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对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副书记东丙庚、陈朝鲜、水源区委书记覃春田、明伦区委书记邹本源、大安区委副书记韦灿如进行严厉批判，并将其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县直机关和区乡干部中，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株连，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还有一大批支持和实行环江县委改革方案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
1957年12月，“为了加强环江县委的领导班子”，中共广西省委决定调洪华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环江本来就因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而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县，从此，环江县的人民就在洪华的统治下，踏上了大跃进?苦日子那暗无天日的路程！ 环江县的大跃进，始发于1957年冬，勃起于1958年初。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视察山东的消息。当历城县干部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发话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多，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很快，“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传至毛南山乡。8月25日，环江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由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江琴堂做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报告。 8月，人民公社化运动一风吹。8月25日晚，中共环江县委召开电话会议，全县12万多干部群众到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听取县委领导人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报告。当夜，全县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在一派热闹声势下，“到会的12万多干部群众都签名要求加入人民公社”，县委当晚宣布“环江县实现人民公社化”，环江县原10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46342个农户，以区为单位，合并为8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区）、红日人民公社（水源区）、红星人民公社（川山区）、和平人民公社（下南区）、卫星人民公社（大安区）、先锋人民公社（明伦区）、火箭人民公社（为才区）、上游人民公社（驯乐区）。入社的户数、人口、耕地，均为100%。原来的108个乡，改为108个生产大队。1959年3月，又将8个人民公社划分为17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立后，公社实行高度共产化，对生产资料实行无偿调拨；劳动力则按军事编制，编成团、营、连、排、班，实行统一调度。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当时环江县委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干部军官化，社员战斗化。”“并一度推行伙食供给制、工资制，同时以自然屯或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据统计，全县共建食堂1984个，就餐人数达155745人。全县还建立了幸福院（敬老院）110个，入院户数990户，1320人；全县创办托儿所444个、幼儿园35所。” 从此，环江人民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一个不少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开始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在此后的人民公社中，缺衣少食地生活了三十多年。 而洪华则领导着环江县委，从此跨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创下诸多“人间奇迹”！
二、人神共主创奇观
发动大跃进，中共几次重要会议选址很有讲究：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等等。广西、四川、河南、湖北、上海等地，省委主要领导人均受毛泽东十分赏识。此际，陈漫远虽然下台了，但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却势头日盛。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包括九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南宁中央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并弦外有音地说，1957年的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周恩来检讨不迭。 南宁会议确定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以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全面升温。 南宁会议刚结束，1月31日至2月15日，中共广西省第一届委员会第六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大会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并提出广西农业大跃进的五年指标：到1962年前，实现粮食亩产八百斤，提前五年跨“纲要”。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追求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确定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抡起大棒，大批右倾保守的“观潮派”，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实行“插红旗，拔白旗”。又挥舞大旗，为全面来临的大跃进高潮加压提速。 南宁会议广西开，广西大跃进运动要搞起来 历来低产落后，灾荒不断的广西大跃进怎么搞？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1955年至1956年春，由于高级社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55年遭受旱灾和水灾，国家征购“过头粮”等，致使56年广西发生春荒，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三县饿死550人，14700多人流离失所，讨饭渡荒。 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报告强调，这一事件的客观原因，是水旱灾害和56年春雨连绵，早熟作物减产50%左右。但另一方面，事件发生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共广西省委、省人委主要负责人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严重，问题发现后，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对负有责任的干部长期不作严肃处理。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贺希明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平乐事件震动全党，也给广西省上上下下的干部敲响了警钟：人民的生活、生死，岂能漠视！ 大跃进刚开始，省改自治区后的自治区委负责人班子，他们从反面吸取教训，认为广西原领导班子出了事，要改变中央对广西的看法，必须下大决心，把广西的大跃进工作搞上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平乐事件余威犹在，一些干部还跟不上自治区党委的步伐。于是，在“全国一盘棋”的局势中，一场“反右倾，拔白旗”运动，大批促大干，迅速扭转了全区局面。大跃进在广西迅速升温。 6月，广西在大规模批判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高潮中，自治区党委召开一届三次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党政军民号令：1958年，广西要大批右倾保守，大战粮食、钢铁卫星，粮食要翻一番，总产要达到216亿斤。广西的大跃进，伴随着动地战鼓冲天而起。 8月10日至13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会议提出，1958年，广区自治区要实现粮食“千斤区”，争取实现“一千五百斤区”。会议决定，苦战3个月，搞好中晚稻田间管理，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做好水利建设准备工作。会后，各地对增产指标又层层加码，订出“万斤县”、“万斤乡”、“万斤亩”等跃进指标。然而，他们忘了，平常年份，广西大多数地区粮食亩产才二三百斤。 柳州是广西的典型。8月，柳州地委召开地委扩大会议，贯彻自治区党委一届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地委书记贺亦然心急火燎，召集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亲自布置督促各县制订跃进指标。。当时，环江县属柳州专区管辖，洪华风尘仆仆地赶到柳州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大批促大干！”由此而来，大会特别强调开展反右倾斗争，批斗了一大批重实际、讲真话、或对大跃进初澜中显露问题表示异议的人。地委提出了农业大跃进的宏伟目标：亩产达到3000斤，争取5000斤；总产165亿斤，争取275亿斤。“力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 就在会议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8月中下旬，跃进“卫星”如火如荼。湖北麻城放出水稻三万六的“大卫星”后，刘建勋急了。8月19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地、县委书记紧急电话会议。刘书记对主持会议的区委副书记说：“毛主席在看着各省放卫星呢！广西落后了，要让毛主席看得上，广西必须放大卫星，争上游。”他告诉全区地、县干部：“今年丰产了，但缺少一颗大卫星，这是缺点。湖北亩产三万六的卫星，是把九亩移到一亩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五万到十万斤一亩，恐怕是放不出去的。”并强调：“现在不管一切，必须拿下大卫星！” 8月28日，自治区党委、区人委会发出《关于开展高额丰产竞赛运动的决定》。从此，大规模“丰产试验田”和“卫星田”到处出现。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市）、县委必须抓紧落实粮食高产工作。 区委着了急，地委火烧心！柳州地委紧急召开地、县、乡、社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基本方针，就是“放出大卫星”！会议大唱“敢想、敢说、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的高调。贺书记在会上摆开胡萝卜加大棒的架势，言明了一个中心思想：放卫星争上游的，重奖！放出卫星，“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一辆小汽车。”放不出卫星的，“拔白旗”！ 贺亦然特意私下召见洪华，千叮咛，万嘱咐：环江一定要拿第一。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并明确指示，一定要解放思想，从方法上想办法。是要学麻城，移禾并蔸，要多弄几亩田。拿了第一，一定重奖。贺亦然亲自给洪华倒茶点烟，并请喝酒吃饭，边吃边谈。 洪华受宠若惊。在贺亦然办公室，洪华拍着胸、捏着拳：“贺书记，您放一百个心。不夺全国第一，我绝不见您！”并马上给县里打长途电话，布置县委立即开展“放大卫星”工作。并指示由县委分工负责农业的书记江琴堂主持，由曾兼任过城管区委第一书记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季桂明、城管区委副书记韦玉昆、城管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李钰金负责，在城管高级农业合作社搞移禾并蔸的“高产试验”。 家里做好了安排，洪华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地、县干部会议上，他多次拍着胸膛下保证：“耕地三十万，总产百五十亿斤粮，只准超过不减少，保证亩产五万三”，“誓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胆气包天，豪情冲天！ 在四级干部会的擂台赛上，洪华玩了个绝活。当力争第一，大放指标“卫星”的鹿寨县委书记报标打擂发完言后，洪华“蹬、蹬、蹬”几个大步跨上擂台，猛地把白衬衫扣子一把扯开，只见里面汗衫上写了五个鲜艳红字：“誓死夺第一。”台上台下，掌声雷动，叫好声连片。 洪华这下子可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会议一散，急急匆匆赶回环江。在县委干部动员会上，洪华向全体与会者宣布：“区委和地委都在看着俺们，环江要放就放他个十万斤以上的大卫星，小的没啥意思了。”主席台上，洪华十分亢奋，一口山东话震得山响：“放卫星，就得学麻城。麻城九亩并一亩。俺就搞它个十亩二十亩并一亩。麻城放三万六，谁说俺就不能放它个十万二十万斤的大卫星？” 会下，洪华也照猫画虎，把红旗公社定为重点，叫来季桂明，又点烟，又倒茶，亲口布置说：“粮食卫星，红旗公社放十多万斤的，全县放一批，几个公社都放，红旗是大头。放好了，我先放一句话在这里，一定嘉奖。放坏了，就自己掂量。” 季桂明十分激动：“洪书记您放心，一切有我呢。拼着命一条，我也不会辜负您！” 布置完毕，洪华前呼后拥下乡了。一路巡来，一路安排放“放卫星”。洪华也真够辛苦忙乎的，他还要安排钢铁战线的“元帅升账”，一天到晚风尘仆仆，时常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消停，一边吃，一边谈。他还时常找来季桂明，亲自安排放“大卫星”的细节，了解情况，下达指示。 季桂明召集红旗公社的社队干部，反复开会斟酌研究，落实放“大卫星”的措施。
8月22日，季桂明、韦玉昆、李钰金到城管农业社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有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欧后裔、副大队长欧谈基和杨全明、会计曾海涵、文书韦树高、妇代会主任吴彩繁、省下放干部李光宗和部分生产队长。会上，李钰金传达上级领导关于放“大卫星”的指示精神，介绍湖北麻城，搞移禾并蔸，放出亩产几万斤的“先进经验”。经过一阵热热闹闹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县城二码头和公路之间的一块半月形、一亩多地的“卫星田”里，放“大卫星”。 地点确定之后，干部们下起了真功夫。首先，派出社员把在块田里快要成熟的禾稻移出里，然后用几十个人深犁一尺五，按氮、磷、钾肥的比例，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倒进地里，耙融捣烂。又砍竹子，修木桩，从8月24日到27日，准备了四天。由于主要男劳力已经调到“钢铁战场”“大炼钢铁”去了，因此，县委一声令下，抽调了城关大队的“后方”主要是妇女劳力、县直机关干部、集中待命的中小学教师，共计一千多人一齐出动，从8月28日到29日，到半月形的斗丘田附近的三乐、城管、要良、中山等大队，选出八九十亩中稻，把长势好、快要成熟的禾谷，连根带泥包好，搬到斗丘田来并蔸（见1961年3月2日中共柳州地委《关于洪华罪恶事实》。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据罗克正、欧谈基、江琴堂等人的回忆，当时“并了五六十亩”）。 季桂明发话，移禾并蔸，密度要禾挨禾，禾挤禾，小孩坐到禾穗上，也要掉不下来。而那八九十亩田里其它的稻谷，人踩牛踏的，基本绝收。 禾苗太密，几天就会发黑发软。他们又派出专人，6个社员在“卫星田”的四周，日夜不停地给禾谷鼓风喷水降温。还每隔1.7到2米打一排木桩，横竖都拦上竹片，边打桩拉篾片分格，边将禾谷一蔸一蔸地紧紧顶牢实，田边的四周也打桩拉围，压紧顶牢，以防倒伏。并且每晚都在这块“卫星田”的四周点灯诱蛾。 一千多人大战两昼夜，终于准备就绪了 万事俱备。洪华向地委汇报了放“卫星”的准备，说是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亩产要超过十万斤！接到环江县委的报喜，贺亦然欣喜若狂，赶紧上报自治区。于是，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委向各新闻单位及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地委和自治区委又分别安排了一大批干部、专家，组成检查验收团赶赴环江。刘建勋亲自交代，到时候他会守着电话，等着为广西争光的环江“卫星”。 终于，环江“高产卫星”上天了！这亩产13万多斤的奇迹，真是惊天动地。而且这是在县委大院场上，由几百位干部群众现场验收的数字。材料报上去，一路赞叹声。
三、神话时代的神话
1958年9月初，环江县委大楼，县委书记处办公室。 洪华书记慷慨激昂：“解放思想，反对右倾保守，是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前面几次放卫星，同志们工作扎实，取得成功。这次放大卫星，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措施。县委内部要统一思想，任何保守情绪，都要彻底粉碎！红旗公社放水稻大卫星，桂明同志要立军令状，保证不出任何问题。说实在的，这次放卫星，上至区党委，下至老百姓，都看着我们。成功了，有功庆功。给我弄出麻烦来，哼哼…….”洪华发哽的山东口音，令人不寒而栗。 县委副书记兼红旗公社党委书记季桂明马上接口道：“洪书记放心，我拿党票保证，红旗公社的水稻卫星，一定要夺全国冠军！一定按照确定的方案做好，保证不会出问题。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要靠我们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去实现。” 县委宣传部长拿着《人民日报》来说话，几分诌谀地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党的指导方针和口号。《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得好，我们今天真是生活在一个神话般的时代。多精辟呀！大跃进时代，就是神话时代。我们这次放卫星，一定会创造毛泽东时代最辉煌的神话般奇迹来。洪书记放心，我们向您立下军令状，如果放卫星出了问题，任凭党处罚！” 洪华急躁地站起身来，捧起茶杯两眼杀气腾腾：“各位，我再说一遍，我向地委书记处立了军令状，放不好这颗卫星，拿我是问。共产党人，就要有这种胆略气魄！那我今天把话说到前面，这颗卫星放不好，我就拿你们是问！”在会后说到放“卫星”时，有人提出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洪华两眼一瞪：“怎么办？还杀头哇？共产党人要有不怕开除，不怕降级，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嘛！” 洪华私下里向他的亲信口述机宜之余，曾十分动感情地说：“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全国都在大跃进，放卫星，哪有那么多真的？”
1958年9月9日。 历史似乎特意为环江创造了那一天，那是环江县创造历史奇迹的一天——环江县创下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高产纪录”！ 三天后的《广西日报》，为环江的这一天留了整个头版，详细报道了环江县创造历史奇迹的这一天。《广西日报》的套红栏大标题格外震人：“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报纸还刊发了这样两幅新闻照片：一个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禾稻上面，就象坐在一张硕大的睡莲叶上安安稳稳，眉开眼笑。照片的说明是：小孩在试验田的稻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照片似乎让读者的确无可置疑。另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的形象照。 在应邀而来的电影摄影师叶宁的导演下，9月9日一清早，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约六千多人，从四面八方向实验田涌来…… 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写的通讯报道《高产颂》，使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气腾腾，人喊马嘶的场面—— “9月9日一清早，当雾气还密密地笼罩着四周群山的时候，络绎不绝的人们，云集到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一块一亩三厘田的周围。人们来自最边远的公社。来自柳州地区其他十几县。当然，还有来自自治区党委、人委的代表，和有关方面的学者专家。六千多男男女女，围得这块已熟透了的高产田水泄不通。千万只眼睛充满兴奋和期待的光彩，紧盯着那块有点象马蹄形的悬旗挂彩稻田，看它究竟能必多少谷子……” 收割前，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先是估产。“有人问社干部李钰金同志这块田多密。她的回答是请大家坐到上面去试一试。”结果还真有人踏上了禾谷。摄影机、照相机忙个不停：自治区农垦厅陈任生、民政厅张显龙、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秦振武和两名公社干部先上了去，七八个记者和摄影师也坐了上去… 记者一支笔，招出来尽是大人物。“自治区农垦厅陈副厅长、民政厅张副厅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秦副主任和两个社的干部，先后坐到禾上面；闪七个人已经够重的了，可是，七八个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为了抢上这个动人的镜头，也纷纷踏上禾面，是十几个人的重量，并没有给禾苗带来多在影响。人们又推测这样密的禾可以产多少斤谷！有的伸一只手；有的说可达七八万；但消息录通点的人却伸了两把巴掌。据说县委向地委报了十万斤的估产数。十万斤这是个不免使人咋舌的数字。所以，当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同志宣布开镰时，鼓掌声响得象春雷一样。” 那是一个何等庄严而又热烈的场面呵！人群如涛，锣鼓如雷，彩门如虹。一部部照相机在按动快门，电影摄影机忙得不亦乐乎。
10点15分，洪华出场了。旗门开处，站出一个北方大汉。此人貌不出众，却威风凛凛。只见他踌躇满怀地环视着四周的人群，麻脸上坑坑点点，也都流光溢彩。他把系有红绸的镰刀，象授功勋章似地递到领头开镰者的手上，授予红旗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覃建勋，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副大队长欧谈基和杨全明，大队妇代会主任吴彩繁等人，而第一个从洪华手中接过镰刀的领头开镰者，更是精神抖擞，神气活现——此人就是这块高产卫星的炮制者季桂明。一眼看得出，这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善于钻营官道的干部。 10点24分，开镰了！罗克正一声令下，496位“十万斤亩野战军”奉命下田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四百多个男女社员，以军事化的速度行动，投入战斗了。七八十把镰刀不停地舞动；三十架打谷机在飞快地转；数不清的人来往搬运割下的禾和打下的谷。可是，太密了，禾苗密到一条禾杆紧挨着一条禾杆；密到宽些的镰刀伸都伸不进，而不得不用的办法。因此尽管人们的干劲再大，收割的速度是很缓慢”。 太阳步步升高,天也越来越炎热,可是扩音机里传出的”已收二分五,得谷二万五”的喊声,不但使大家忘记了疲劳,而且使人变得更加兴奋,情绪高昂。
“从上午十时许收割开始，到晚上九时三十分结束，收了将近12个小时长的时间，不少人连饭都没有很好吃，可是那高涨的情绪，却始终没有一点松弛。而当司磅员最后宣布一亩零七厘五田收谷14万多斤时，更爆发了一阵纵情的欢呼。” 还留下0.055亩供人们参观。 “卫星”田离城不过3里，收割的谷子，由人们一担担从田里挑进城，在县城主要街道上示威般地转了一圈之后，运到了县委院子的球场上。名为“挑粮游行”。 球场上金灿灿的稻谷堆积如山。 经过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30分，整个收割才宣告结束。 每一担谷子都要过磅，而每一台磅称都有上级机关的干部监督，每一担谷子过磅后，就有专人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后，都会有人把累计写在挂着的黑板上，一码一码地过称，这当然是让人信服的了！ 收割宣告结束后，县委书记处书记江琴堂为丰产报道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由18.9亩移禾并蔸的高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1.13亩，已收1.075亩，经过严格的登记和累计，所收的干谷达到140217.4斤，折算亩产130434.14斤。尚留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就这样，环江县创造了全国，不！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水稻亩产最高纪录！环江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奇迹！环江《跃进报》最先报道了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奇迹！ 水稻亩产13万多斤！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它把山高水冷，正常年景水稻平均亩产二百多斤的记录，一下子提高了430多倍以上！ 大批各级政府要员当场验收，为这颗“特大卫星”发射成功，打上了权力和机威的大印。被邀请“参加验收的有：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书记江琴堂，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陈东，自治区林垦厅副厅长陈住生，民政厅副厅长张显龙；中共柳川地委代表、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延年、组织部长马振东、自治区工农业生产检查团柳州分团副团长秦振奋武、政协区委会副主席丘辰。” 参与验收的还有一大批奉命而来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大名也垂昭历史：“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作物栽培学教授翁德齐，遗传选种学教授吴如岐，广西大学教授龙季和，区农耕研究院所技师陈士宏、杨半年和有关农业科研机关的水稻技术人员等。” 记者们当然不可或缺，邀请来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南宁电影制片厂、自治区电影摄制组的记者和摄像师等，共计35人之多！创下大跃进以来，一次放“卫星”到场记者最多的记录。 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呢？知情者后来把真相告知了历史：原来，为了放出“放大卫星”，环江县委领导人事先做好安排。在“挑粮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县委事前的交待，从路经的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上一担担谷子，等“挑粮游行”的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一路上，“挑粮游行”队伍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 尽管如此，组织策划者们还生怕达不到“卫星”指标，他们事先又指示安排，要挑谷的社员们趁乱出蛊，浑水摸鱼，趁着过枰现场乱哄哄的场面，过完称后，挑起担子，不准倒上谷堆，又在场上三转两转，插进等待过枰的人群，再次过枰。即“团团转”过枰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趁乱之际，要求过磅划码人员一码多划，有的划码人乘上级机关的监督干部不注意，一码就划上它四五道。 这样一来，累计的数字节节升高，十几个小时下来，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特大卫星”，还就真的超过了环江县委的原定计划。 据当事人的回忆，9月9日这一天，尽管绷着劲，“洪华的心里那个高兴，就不用提了，好象每个麻子眼里都往外闪烁着喜悦。” 那是一个神话般的时代！那是一个假话连天，不齿于人的时代！那是一个良心扫地，人性泯灭的时代！ 9月12日，《广西日报》整个头版套红，发表环江水稻“创全国最高纪录”的报道，还发表了由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写的通讯报道《高产颂》。 12日的《广西日报》还刊登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给环江县委和县人委的贺信：《祝贺环江创水稻高产新纪录》，热烈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为此，《广西日报》郑重发表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该报二版还发表了记者黄义杰、骆正元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 在一版的下角，还加了一幅“跃进漫画”，并刊登了一首画配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9月12日的《南宁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着一“人间奇迹”！其标题特别震撼人心：“见过吗？听过吗？想过吗？中稻亩产十三万斤！我区环江红旗人民公社破全国纪录”。 9月18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向全世界宣告了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特大喜讯”。 …… 据现在可考的历史资料，当年全国对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人间奇迹”的报道及有关评论，高达3864篇以上。
环江的神话，震撼中外。多少年来，群山屏隔，闭塞落后的环江，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荣耀。国内外赶来参观的人群，潮水般涌向环江，涌向那块斗丘田。 西方社会为中国人“放卫星”的大胆想象惊叹不已。苏联老大哥则一惊一诧：倘若中国最贫瘠的山地，也能亩产13万多斤，那么赫鲁晓夫在和毛泽东宣告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进军中，岂不会落伍三秋！苏共秘电驻华使馆，务必查清其真谛。苏联专家风风火火，直赴广西。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国大地上，跑来跑去，名符其实地成了追星族??追赶中国大陆的跃进“卫星”，以证其实。 也有诚心的信徒。紧靠广西的北越领导人，为此食指大动：广西毗邻越南。若能取得真经，也亩产十万八万，那还怕什么贫穷饿饭，革命岂能不成。北越政府匆匆派出农业考察团，专程赴环江取经。但实地一看，全傻了眼：环江人吹嘘的“高产卫星”，除深翻土地多施肥外，没有其他高招。越南人上报的结论是：亩产十三万，不过是蒙骗上级的神话。
高产“卫星”震动京华。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谢觉哉的《观花之诗》，其中之一《听说环江丰收》为五言诗一首。诗人颂到：“环江试验田，亩产十三万。还有九百六，平均一万八。土肥水种密，禾上人可站。做了水稻王，又做钢铁汉。全县定计划，炼铁三百万。信不信由你，环江正在干。”这里，谢觉哉所写到的关于环江放“钢铁卫星”的事，我们将在下面专门讲到。 毛泽东更是感慨万千：全国高产的形势喜人，也逼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我们跃进半年多就解决了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人民日报》有几篇好文章，要看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我看我们是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不要迷信洋人和神仙。……毛泽东舒心开怀地指点着说：“粮食产量这么高，要组织人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点头频频的听众无不开心大笑…… ——这真是一个人神共主的时代！ 时隔30年后，原环江红旗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1988年的县委副书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那时代的人，胡话当神话，简直是发癫了！” 那狂热的时代，发癫的人们，还有那周期癫狂中多灾多难的民族……
四、 “钢铁卫星大王县”
“是英雄，处处都要争上游，时时都要放光彩！”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患上了英雄狂妄症。 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想当上时代叫响的英雄人物，那就要有藐视群雄、颐使众生、吹牛夺魁、“卫星”顶天的豪气和胆气。洪华在环江百姓私下有三个诨名：“洪卫星”、“洪大胆”、“洪霸天”！ 洪华干这个真格行。“粮食卫星”放出了全国第一，“钢铁卫星”他也曾两度夺得全国第一。洪华也因此被自治区委领导人刘建勋称为“毛主席的好干部”。 的确，大跃进有时代大气候，责任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在基层。但是，基层干部的素质，直接决定了灾难的程度。象洪华这样一大批闻风发热，欲望膨胀，踏着人民血肉身躯往上爬的干部，则导致悲剧上升到极端。
58年夏粮丰收，“高产卫星”捷报频传。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全党必须重点搞钢铁。 7月下旬，“全党动员，大办钢铁”的口号，刚刚提到广西自治区委主要议事日程上来，环江县委就闻风而动，摆开了大办的架势。 8月8日，《广西日报》报道，到7月30日止，环江县已有40个乡办起炼钢铁工业，97个炼炉上马。县委还将全县兴建炼铁炉的计划，由原来的150个增至200个，生铁产量由三万吨，增加到四万吨；还决定产钢五千吨。 “全民大办钢铁”，环江一马当先。 无偿平调劳力。大炼钢铁，建炉、采矿、砍树、烧炭、运输都要大批劳力。县委一声令下，计划通知到社，各公社主要劳力即丢妻弃子，抛下正待收获的庄稼，自带工具、粮食，按行动军事化原则，编入钢铁野战大军，奔赴“钢铁战场”。8月29日，《广西日报》报道：当时环江全县“钢铁大军”编一个师，3个团，8个营，1个独立营，40个连，120个排，下设战斗班。3000人编一个团，1000人编一个营，150至300人编一个连。各团设政治部，负责抓政治思想。到8月28日止，已有3个团9000多人到达县办的平地、平治、龙水、都川铁矿厂等钢铁工地，与各厂原有的“钢铁野战军”会合成11000多人的“钢铁大军”，投入采矿、建炉、炼铁的紧张战斗。
环江县“大炼钢铁”的高潮是在十月份，共有九万多人投入钢铁战场，而全县总人口才十六万多人。
强迫投资。白手兴业，炼钢铁要建炉，要设备、要资金。县委的办法：一动员，二劝捐，三强迫。共产主义是人民大众的事，先从老百姓那里共出工业化的积累资金和物资来。 建炼钢、炼铁炉要砖木，县委指示，各社队要充分动员群众，动员捐献投资。于是，全县普遍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动员投资。 此招实为缺德和野蛮。各社、队召开社员大会，让大家先自报家产，自认投资，再动员左邻右舍互揭家底，检举揭发，层层加码。结果形成你争我吵，挟私报复，互揭阴私，必至对方倾家荡产而后快的局面。干部却稳坐一边操纵会场，最后拍板定案。倘若有人“不老实”，当场召开“辩论会”。 辩论会就是批斗会，被辩论者要站到台上低头认罪，任由他人揭发批判。弄不好一绳子捆起来，吊打拷问不一而足。如果还不服气，干部带上民兵和积极分子，抄家、拿钱，抢物、拆房、揭瓦、撬砖。运用此法，平治乡在7月份，两天内强迫群众献瓦两万块，砖六千块。 8月23日—26日，环江县委号召全民动员，为“大炼钢铁“捐献投资。3天内搜刮木材14662根，瓦52240块，砖17.6万块，工具6000多件。8月8日，《广西日报》发表环江县委副书记梧裕茂的文章：《环江县委领导土法炼铁的经验》，向全省各地，介绍环江县委动员投资的“先进经验”、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提高了群众认识，各乡立即掀起群众投资热潮，把炼铁炉建起来了。 环江大炼钢铁，拆房建炉，几年后民众的房屋还逐渐恢复建立起来了；但毁林烧炭，则祸害子孙。树大林茂的环江大小山岭几千座，刀斧过后，全都成了荒山秃岭。 最为惨重的是对人的奴役和迫害。为了放“钢铁卫星”，“钢铁战士”们经常日夜不停地连轴苦战几个通宵，稍有松懈，耳光煽，皮带抽，便会应时上身。可怜的还要数“解放出来”的妇女。 7月底，环江县开始筹建红旗钢铁厂。该厂设在离县城约50多公里的白合仓。8月1日，建起第一个土高炉，到9月中旬，建成土高炉23个。该厂4000多钢铁战士中，有娘子军227人，大部分是侗族青壮年妇女，还有60多岁的老太太。 建炉期间，男的砌炉，女的运料。当时大雨滂泼，但干部们口口声声要突击赶工，坚决不让停工避雨。不少妇女正值例假经期，也被迫顶风冒雨挑土担石，晚上一直干到转钟3点多，早上天刚亮又得爬起来接着干。 干部们还经常别出心裁，来考验妇女的“战斗意志”。常见的是“紧急备战”抢运燃料。一逢炉前燃料紧张，干部们就下达战斗命令，规定妇女运输队连夜出发，翻山过坳，到炭场院挑上满满一大担炭，又火速赶回，到第二天上午11点前必须赶到炉群。否则，就以“落后分子”、“破坏大炼钢铁”论罪。有多名妇女因劳累过度而流产。到1959年初，这支妇女运炭队，有一半人劳累成疾。后来因体虚多病，很多人在大饥荒中早早死去。哪位妇女想轻松一些少受累，来吧，干部在床上等着哩，上了床，就能安排炊事员、广播员、通讯员…… 采矿、碎石场这种重劳力活，也有很多妇女。采矿连80多人，一部分男劳力抽去砍柴烧矿，实际挖矿的劳力就剩了妇女。一个妇女每天规定任务，要挖2吨矿石，遇到突击大会战，竟然要挖5吨。晚上，还要轮流和男子一起烧矿。 红旗钢铁厂干部对“妇女战士们”提出：“草地作毡天作帐，荒山野岭作食堂！”妇女们被迫吃在山头，干在山头，住在山头。 8月下旬，全国各地“钢铁卫星”纷纷上天，生产指标层层加码，形势逼人。8月22日，广西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布置钢铁生产。要求动员全党全民，全力以赴，大办钢铁。各地第一书记挂帅，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行动，务必完成当年钢铁生产任务。会后，各地区大搞小土群。 9月4日，自治区党委批转达《柳州地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情况报告》。5日区党委发出通报，号召全区各地向柳州学习，为大炼钢铁做贡献。随后，全区各地掀起献售废旧钢铁支援生产“抗旱”运动。
9月9日，中共柳州地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确定9月份全地区产铁万吨，钢万吨。环江县委决定将当年炼铁任务，由4万吨增至8万吨，县设钢铁办公室，洪华亲自挂帅。县委提出口号：“要让铁水奔流满环江！” 当时，“钢铁卫星”一个一个发射上天，柳川还没放出大“卫星”。贺亦然亲临环江督阵。环江县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全县4个炼铁基地扩大为6个，3个县委书记下到炼铁现场挂帅督战。
“钢铁战线”轰轰烈烈，但“钢铁卫星”还不见大的起色。区委负责人真是焦急万分。9月16日，区党委召开钢铁生产电话会议。韦国清就钢铁生产，提出12条。刘建勋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周密布置计算，力争全区钢铁生产在9月20日来一个大跃进，日产2000吨以上，月底达日产5000吨左右，确保当年钢铁生产任务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全县钢铁生产会议上，洪华对各级钢铁生产干部们说：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是钢铁铸成的。现在，钢铁生产任务重，时间紧，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有的人还有右倾思想，这不符合大跃进的要求。我现在提醒这些人，必须丢掉右倾保守思想，鼓足干劲，拼性命也要拿下钢铁生产达指标。要不，危险得很呢，你就会被丢进太平洋去了。经过县委认真决定，最后决定，9月29日，放“钢铁大卫星”，全县日产生铁达到一千吨。 洪华的主意很明确，只要区党委下指示，环江每次都要争第一，当先进！结果，只要自治区党委一开会，强调钢铁生产，环江闻讯就放“大卫星”。 环江“钢铁卫星”终于放射上天了！ 10月1日，《广西日报》向国庆节献礼的套红标题赫然醒目：《我区钢铁产量猛增，罗城环江成为日产生铁千吨县》，柳州地区的罗城和环江这两个“卫星”搭档，双双夺得广西“钢铁卫星”桂冠。报道说：本区炼铁先进旗帜——环江，9月29日产铁1014.4吨，放出全区第二个大炼钢铁卫星。环江由此成为全国大炼钢铁中，73个日产千吨县之一。
广西钢铁生产大跃进在全国挂了号，但自治区负责人认为必须乘东风，鼓干劲，进一步掀起钢铁生产新高潮，打好十月份“钢铁战线的淮海大战”。10月15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本月一定要超额完成生产，要求动员全民大放“钢铁卫星”，中央分配的任务只许超过，一斤也不许少！ 10月14日，忻城县放出日产煤57万吨的“大卫星”。实际上是把大炼钢铁以来挖出的煤，和全县已探明而末挖出的矿藏量，加在一起放了日产量的“卫星”。 10月15日，环江县委炮制出全国最大的“钢铁卫星”：日产生铁63321吨。16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欢呼环江炼铁巨星型卫星上天》。10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环江钢铁卫星的发射情况，并发表社论：《祝广西大捷》。 报道说，10月初，环江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奋战红十月，力争10月20日以前放出钢铁大卫星。接着，全县抽调9万多人，会同宜山、河地两县的支援部队，组成12万多人的钢铁大军，展开生铁生产“淮海大战”。各级党委书记分别亲临矿山、炉边、窑边督战，设英雄塔和光荣榜。烧炭队每人日产木炭800斤；挖矿队每人日产矿石5吨，最高达10吨；挖窑工每人日挖6个土方，运煤每人日运5吨。经过3天4夜，备足煤柴等燃料23718吨，矿石220260吨，建成大中小型铁窑21837个。10月5日，环江生产生铁63321.5吨，另有烧结铁51800.8吨。北京大学和地质学院师生应命参加验收。 “钢铁卫星”形势喜人！刘建勋告诉各地、市委钢铁生产的主管书记，放钢铁卫星，要放连珠炮！10月17日，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提出本月超额完成当年钢铁生产任务，力争11月完成当年钢产量10万吨的任务。不仅放钢铁、煤炭和木材“大卫星”；还要放运输钢铁、煤炭、木材“大卫星”。各地党委要抓好10月下旬钢铁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的指挥工作。 在“人炼钢铁，钢铁炼人”的口号下，10月，大办钢铁运动进入新高潮。全区最多时投入钢铁生产劳力720万人，占全区劳动力一半。 10月18日，鹿寨县8万多人（占全县总劳力95%）在柳江，融安、石龙、大苗山等县2.6万人参战下，放出生铁日产20万吨的巨型卫星。19日，区党委、人委发贺电热烈祝贺。20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论广西大捷》。 洪华真有那么一股争狠求胜不服输的霸蛮精神，容不得别人超过他。于是??10月21日，环江又创造出另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当时全国炼钢最高日产量的“大卫星”：环江县日产钢13416吨！ 而环江有史以来就是一个缺铁的山区。历史上只有一个平治锅厂炼过一点铁水铸锅，就连群众家中日常使用的铁器也很匮乏。大放“钢铁卫星”的日子里，社员家家户户的铁锅、铁器都收去砸毁，扔进了炼钢炉！ 砍树毁林砸锅炼铁，9万多人苦干半年，环江炼出的钢铁，能用的不上几吨，其他都是百无一用的“烧结铁”。 于是，环江好多年铁器为罕！ 于是，环江人好多年后，一提起大炼钢铁，就伤心落泪！
五、 “卫星”英雄霸王胆
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环江县日产钢一万三千多吨，并不是洪华之流的唯一杰作。洪华，环江人称“洪大胆”。至今，大跃进的过来人，一说起“洪大胆”来，最深的印象，就是“洪大胆”放起“卫星”胆大包天不要命！ 洪华书记，一米七八的山东大汉，方方正正的脸膛上，麻麻点点，环江的老百姓私下里叫他“洪麻子”、“洪大胆”、“洪阎王”、“鬼见愁”。洪华，1918年生，本名王荣耀。出身农民，高小肄业。河北玉田县第二区东范家坞人。1935?1937年到辽宁省抚顺煤矿当工人，后回家务农。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洪华。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区区委委员，冀东第十八地委保卫干事，组织干事，武清工委书记，县委书记。民国36年后历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警备四团政委，第四野战军补训二师政委，十三兵团留守处政委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较大的战斗数十次，屡立战功。南下广西后，厉任南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接受组组长，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宾阳地委委员，国营柳州机械农场，西江机械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农村工作场站处副处长。 1957年12月—1960年3月，洪华调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刚来环江，能说会道，又有风度，许多干部群众都还是很敬佩他的。但时间不长，只要一说“洪麻子”来了，吓得满街的人们老远能躲就躲，不能躲就赶紧闪到路边或店铺里去，生怕惹火烧身。据说，就连小孩子哭闹时一听说“洪麻子来了”，也吓得连忙止住哭声。因此，又有人私下叫他“鬼见愁”。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闹到鬼见到他都发愁的地步，天怒人怨，其人所为，可想而知。
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同事回忆起他来，仍心有余悸地评论说：“洪华身上，有一股凶气和狠劲，人见人怕。” 县委书记王定因高级社运动造成社员生产积极下降，出现粮荒，而主张大社分小社，山区包产到户，1957年反右斗争被打成环江右派集团头目，县委因包工、包产、包资到户被改组。洪华调任县委第一书记，第一件事，就是大力进行“反右斗争”。一时间闹得环江更加人心惶惶，而洪华很快就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和嘉奖。从此以后，洪华的口头禅，是“党叫咋干就咋干”，“誓死当左派”。 中共中央发动起大跃进，很快，全国掀起大放高产“卫星”的高潮。洪华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观风看潮，紧跟形势。洪华曾经对县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说过：“大跃进，主要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说的就是解放思想的问题。怎么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呢？还是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怎么才能大跃进呢？那就是鼓足干劲，大放卫星！高产卫星放上去了，就证明你是大跃进了，就证明你是鼓足干劲了。高产卫星放得多，放得大，你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大英雄！” 洪华全身都绷紧了劲，一心要争上游，当英雄。他也自认为“看清了形势，认清了道路，生死要争当“毛泽东时代的大英雄”！洪华在环江放起了“高产卫星群”！而且“高产卫星”放得一个更比一个大。亩产十三万多斤“高产卫星”，不过只是洪华“高产卫星群”中，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颗！ 红旗公社发射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高产卫星”之前，洪华就热昏了头脑，在全县布置起“大放卫星”的“全民运动”。 早在8月31日《广西日报》套红丰产榜上，环江名列第四，声称全县早稻平均亩产841斤。 9月1日，就在亩产13万“卫星王”发射前11天，洪华授意季桂明在红旗公社安排收割了一块中稻田，声称面积2分8厘，除留4厘田作现场标本外，已收2分4厘，“实收”干谷11921斤8两，折合亩产50090斤。加验收的有广西自治区党委检查团柳州分团副团长秦振武、环江县委副书记季桂明、县人委农业科邓鲁之等。环江因此受到嘉奖。从此，环江掀起“发射高产卫星社会主义竞赛高潮”。 9月6日，红日公社隆胜大队发射一颗红薯“卫星”，声称1370亩红薯长势良好，试收5分地，收红薯74416斤，合亩产148832斤。 9月13日，火箭公社声称，又出现大面积中稻高额丰产田。到13日止，全社已收1014亩3分，产干谷85588410斤，亩产平均8438斤2两8钱。 高潮迭起，层层出奇，是环江县委邀功的招数。 10月3日，《广西日报》报道：《环江三千多亩中稻亩产超过万斤》。报道说：“到9月26日，全县已收割中稻53523亩，总产161311835斤，平均亩产3013斤多，其中亩产万斤以上三千多亩，比去年亩产261斤增产十倍多高产的秘诀在于，普遍深耕8寸到1尺2寸，少数达到1尺5寸；每亩施肥两千担以上，全县人民在县委号召下，展开了增加有效分蔸，植过来，合计164.4来万蔸。” 报道说：“由于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风，他们就用三丈长的竹筒做了50根通风筒，还在空中安装了24台风扇，用人工通风。因为当地是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寒山区，阳光不足，社员们又拿出了几十块镜屏，上午放到西方，下午放到东方，进行反射。” 贫瘠的土地，愚昧的见识，上级又只教了深翻和密植几手“绝活”。山区的人们，就连编造神话也是那么贫乏干瘪，竹筒、风扇、反光镜，送上天的“卫星”，说不尽的拙劣的和痴笨！ 环江创造水稻亩产13万多斤高产记录！ 环江900多亩中稻平均亩产17009斤！ 环江3000多亩中稻亩产万斤以上！ 环江日产生铁63321.5吨！ 环江日产钢13416吨！ 一颗颗“卫星”，连珠炮似地从环江腾空而起，尤其是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使环江县变成了勇冠广西、名扬全国的红旗县。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也自然变成了战功显赫、上级钦赏的英雄。从自治区委到柳州地委，洪华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在柳州地委为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召开的三级干部庆功会上，洪华被披红挂彩，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上台领到了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亲授的一面几丈长的大红旗。 洪华马上打电话给在家的书记，要组织群众欢迎红旗。洪华带着红旗到县那天，县城的群众倾城出动，欢声雷动。锣鼓声、鞭炮声汇合成惊天动地的声浪。县委事先组织好的八条大汉，把洪华高高地抬了起来，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洪华身后，那面被举得高高的大红旗，迎风飘展。欢迎队伍不断地向洪华、向红旗撒去五彩缤纷的花粉。满街满地，尽是花瓣和鞭炮的尸身。 半年后，人们饿着肚皮，抬着死尸，从这条街上走过。大街上时常有哭丧的嚎啕声，传入县委大院，传入洪华耳中。
洪华书记，曾布置放出了无数鬼惊神泣的一颗颗“卫星”，环江也因此一次次从上级机关领回一面面红旗。洪华在环江任职两年多时间，环江竟领回红旗96面之多！ 是的，洪华正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他是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政治浪潮中培养出来的“扛红旗的英雄”。 洪华也总是以英雄自居，党的化身自居。他要人们臣服顺从，他要有一方诸候的至尊和权重。他狂妄地在大会上说：“什么叫党？党在哪里？要不要党？党不是抽象的，第一书记就是党！”又说：“拍我洪华的马屁有什么不好，总比拍国民党的马屁好吧！”对于凡是敢于不服从甚至顶撞他的权威的人，洪华决不轻饶！ 就在洪华炮制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神话时，尽管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政治高压如雷霆万钧，但还是有一些正直的人们，在顽强地坚持自己。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收割之后，环江县委要求参加验收的自治区、专区领导干部和专家在验收喜报上签名时，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陈东就断然拒绝。县委当然拿自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也没办法，但是背后也有人说他“右倾”。还有许多人公开说：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外地一些大学生和教授以写信的方式，对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怀疑和质问。 环江县林业局干部谭绍儒以“广西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直接上书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和批评搞“亩产十三万多斤”的错误做法。环江县城管大队良伞屯在忻城县林业局工作的干部陆佩林，看了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有关报道后，非常气愤地说：“一亩田能收十三万多斤谷子，不信！”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广西农学院翁德齐教授就因为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怀疑和质疑，受到广西农学院党委的批判和处分。 洪华得知有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大卫星”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时，怒火中烧，多次强调：一定要坚决打击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右倾反动思想，刹住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猖狂势头。”按照有关规定和惯例，谭绍儒的上书被转回环江。在洪华的亲自安排下，公安部门以高效工作方式，在全县铺天盖地全面铺开，圈定对象排查，找线索，查笔迹，终于很快就破获此案。谭绍儒因此受到严惩，大会批，小会斗，漫骂捆绑，毒打酷刑，摧残折磨，弄得他几乎精神崩溃。并于1959年被开除回家，饱经风霜。 陆佩林也因说了那句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话，而被打成“中右”，清洗回家。三乐大队塘南生产队在广西师范学院上学的学生崖玉钟，因为说了几句怀疑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话，被批判斗争了一年多。县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连元，就因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不满，直斥其为“吹牛”而被送去“小劳改”。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因为说这种做法是“劳民伤财”，便又受到批判斗争。洪华凶神恶煞地告诉手下，对王定这种坏人坏事，决不能手下留情！ 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记载：在环江当年因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不满，而单是集中关押于县劳改队进行“小劳改”的干部，就高达93人！至于外地因此而受到批判斗争者，不知几何。 专制的权力要有专制的权威。在环江，洪华的话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抗旨不遵，否则必定严惩不怠。据后来他的处分材料说，洪华作威作福，专横跋扈。洪华在环江，真是享尽一方诸侯的威势。他这个人，好自以为是，又好大喜功，而且生活上喜欢奢侈享受，作风上喜欢手下人阿瘐奉承，吹吹拍拍。 洪华在环江抖起威风，那可是非同一般。在环江境内，洪华要到哪里去，事先都要给下面打电话，布置下级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洪华的随行人员，总是带着四大员：卫生员、电话员、警卫员、材料员，加上其他随从工作人员，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有一天，洪华要到川山公社巡视。一个个电话，事先已传递到公社，公社连夜派人通知到大队和生产队。从公社干部到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人人出动，家家户户通知，惟恐漏掉一家一户。有的人连夜跑上几十里山路，赶到深山僻岭里的村村寨寨，指令山民百姓，要准时到达洪华必经之地的路边，夹道欢迎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山民百姓怎敢违抗？半夜，人们就打着火把，从四村八寨翻山越岭往公路边赶路，有的凌晨两点多就赶到公路边恭候圣驾。 川山公社，四面八方几千条火把如长龙摆尾，急匆匆地划破黑夜，向公路靠拢。全公社18000人口，当天出动了11000人，欢迎的队伍从川山排到河老，竟有5里路之长！ 洪华到川山，登上山顶之时，俯视四乡八野，一览众山小，傲笑天地低，竟然得意忘形，几声大笑，昂首招摇，在社队干部陪同下，踏进公社办公楼。
当年太平天国军扎环江，翼王石达开游白龙洞时曾经石壁题诗。县委有人向洪华推荐，说题诗很值得一看。洪华指示县委办公室，“通知下面”。办公室主任赶紧打电话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到大队和生产队，要求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主要干部带队，组织社员群众沿途欢迎，“规模要大，群众要多，情绪要高，口号要响亮。要安排好生活。”次日，洪华带着四大员，由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等部门的官员陪同，来到白龙洞。沿途欢迎的人们就象迎接国家元首那样，还专门有人负责段段传信，传信的人赶到下一段，告诉一声：“来了！”洪华还在几里路以外，干部们就赶紧带着社员群众手舞足蹈，高呼口号。洪华一行人到达白龙洞后，按照“迎来送往”的惯例，欢迎的社员群众原地待命，要直到洪华一行人离去才能解散。有的社员饿了一天也没吃没喝，等送走洪华，回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天黑了。
这里还发生了一个插曲。石达开白龙洞石壁题诗，的确引起了洪华的兴趣。石达开诗曰： 挺身登峻岭，举目望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照日虹。 共产党人是高抬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又有很重的份量。洪华兴致勃勃，品诗论史，高谈阔论：“人生要象石达开，那还是有些意思的！建功立业，封王封帅，名垂青史。”没想到有人真不识趣，说了一句：“可惜翼王没落个好下场。”洪华闻声，怒火万丈，破口大骂。后来终于趁着运动之机找个碴子，将此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 洪华原本是想附庸风雅一番，以名留青史。但搜肠刮肚，终因思路不佳，才学不及，只好提起笔来写了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己也不满意，无奈，只得作罢。没想到下山的时候又摔了一跤。因此，洪华倒台后，有人说他是倒在白龙洞的。
六、 高征购的“红旗县”
“环江卫星”放高产，高产先进征购多。 用洪华自己的话来说，环江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产了那么多粮食，不支援国家工业化，还叫什么共产党人！还叫什么大跃进！高产了当然就要高征购。 按说呢，你放“卫星”，一亩就产粮13万多斤，一个“高产卫星群”就是两亿多斤，国家征购一亩来个几万斤不说，就是征上万儿八千斤的，也只是小菜一碟了。但“卫星”是吹的，粮食是要地里长的。“高产卫星”与实际产量之间的窟窿，要靠农民的口粮去填补。“夺民口中食，为我顶上冠”，浮夸干部大大加深了“苦日子”灾荒程度。 高产“卫星”放的越大，征购越多，饥荒越重，人民群众所遭遇的苦难，也就越加深重。
1958年秋收后，广西的粮食征购任务完成的不好。各地区这一年的年景还是不错的，当然也只是正常的可丰收年景，与高产“卫星”相去甚远。但丰产不丰收，各地普遍存在着因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吃粮超度，又加上搞大兵团作战，各地普遍发生粮食粗放粗收，甚至于大量粮食烂在地里，没人管没人收的情况。 因此，1958年底至1959年初，广西普遍发生粮荒，而粮食征购任务远远达不到指标数字的规定。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感觉脸上无光，很是恼火。 刘建勋几次在相关会议上强调：1958年我们广西粮食生产情况是好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生产实现了大跃进。但是，现在广西的粮食征购情况很不好，粮食征收不上来。我们广西的大跃进生产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有些干部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叫实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方面叫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完成任务有困难。我看困难是有的，在于这些干部思想方法有问题，起码是思想保守，右倾情绪。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一听到农民喊叫粮食紧张，就慌了手脚，就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怀疑党的粮食征购方针。农民喊粮紧，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想要多留后手粮，多吃些粮食，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强教育和领导。这几年来我们总是遇见这件事情。农村要加强领导工作，要开展反对瞒产和反后手粮的运动…… 1958年12月20日至30日，广西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确定1959年1月至3月，开展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运动，总结成绩，纠正错误。会议提出1959年工农业生产指标，钢20万吨，铁40万吨，粮食在1958年229亿斤基础上翻一番，达到460亿斤，人均粮食2000斤以上。 1959年2月，刘建勋代表自治区党委，在广西农业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1958年广西粮食总产230亿公斤，比1958年要翻一翻。要让广西大跃进的步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实际产量117亿斤）。 1958年12月，贺亦然在柳州地区县委书记会上宣布：1958年柳州地区粮食总产55亿公斤（实际16.9亿公斤）。也比1958年要翻一翻。 环江的跃进规划，则比1958年翻了两番。1959年元月，洪华在环江县四级干部会上宣布：环江县1958年粮食总产3.3亿斤（实际上只有1.05亿斤，还有水份）。 这一连串的“卫星”，害人不浅。 1958年，自治区给柳州地区的征购任务，是8亿6000万贸易粮，合原粮12亿3000万斤约占柳州地区粮食总产16亿9000万斤的72.8%,比1957年实际完成数增加2.14倍,后来作了调整,也只完成了3亿7739万斤贸易粮。
倘若依此数上交国库，那么16万环江人民，一年只有2500万斤粮食留作口粮，种籽和饲料粮。即使不留种籽和饲料，人均一年也只能留粮156斤；按7成出米率计算，人均口粮一年只有110斤左右，人平均每天吃米仅为3两！最后，不管洪华使出多大的本事，环江也只完成征购任务2680万斤贸易粮，约合3775万斤原粮，这也占去全县粮食总产量的36%。加上正当夏收、秋收之时，全民大炼钢铁，环江县9万人上阵，田野里只有老弱病残妇唱主角，夏粮、秋粮失收严重；而全县各地大搞水利工程，大搞“大兵团作战”，敞开肚皮吃饭。因而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一下达，就把环江县闹了一个鸡飞狗跳墙。
1959年，柳州地区下达给环江县的征购任务,是7100万斤贸易粮,约合1亿斤原粮,环江县全部的实际粮食总产量,还要多出1940万斤，比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增加4.8倍。后来虽调整为5600万斤贸易粮,约合8000万斤原粮,也还占全县实际产粮总数的76%左右。
粮食产量可以吹牛皮，放“卫星”。但国家征购，可是死任务，是要扎扎实实，一担担过称上交，一车车装满运走的。洪华在地委打擂，立誓保证环江粮食总产150亿斤。这区区1亿斤原粮的征购任务还能交不出！ 交！粮食上场就开始交，洪华交征购粮也要放“卫星”，当英雄！柳州地委在年初征购方案中，分配给环江县的征购任务是1260万斤。洪华为了放出交征购“卫星”，早在1958年初，经过精心做好了交粮工作布置，夏粮刚收上来，7月30日，全县一天内上交1447万斤公粮，一天交了全年的粮，还超额14.8%完成任务。
当时夏粮刚收，而水稻还末成熟，在县委“先公后私”，强令数字下达指标的压力下，许多社、队竟将新收粮和库存粮全数上交国库。社员口粮颗粒不留。
征购任务放“卫星”上交后，新的超额交粮任务又下来了。洪华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对各公社党委书记连批带训，强硬规定交粮任务和日期，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党纪处分。 仓库里的粮食拉走了，刚扬完场的粮食也拉走了；有的地方，甚至刚收割上来的粮食，就全数指定为征购粮，颗粒不剩，任务完不成怎么办？ 洪华心里很紧张：你放出的“高产卫星”那么大，产量报上那么高，征购任务交不出来，如何对上级作出交代！不惜代价，一定要把粮食搞出来。 丰产后的粮食到什么地方去了？从中央到地方，得出的结论是：相当多的粮食被“瞒产私分”了！
于是，1958年12月，自治区党委在来宾县召开了“反瞒产”、反右倾的“红粮现场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贺希明杂会上作了反瞒产私分的主题报告。 会后，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朱渭川赶到环江，亲自出马，指导环江的反瞒产私分工作。 按照上级的布置，洪华一直在积极部署环江县的“反右倾、反瞒产”运动。洪华告诉县委工作组：“粮食还有，都被下面瞒产私分了！不要心慈手软！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也要把粮食弄出来！” 牛皮吹得大，田里长出的粮食，实际上就只有那么多。交不出粮食，洪华就说基层干部和社员瞒产私分，闹本位主义，破坏国家征购计划。于是在环江县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深重的“反瞒产”运动。1959年春季的环江，天高皇帝远，全国各地大都在整风纠社，环江却在自治区党委和地委支持下，大搞起“反瞒产”。 由地委布置安排，由洪华主持，1959年2月27日??3月3日，柳州地区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反瞒产私分的“红粮”现场会，组织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反瞒产”。 会前，水源公社事先制造一些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然后现场会以此为例，向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施加压力，逼他们层层自报所谓“后手粮”，全面开展“反瞒产”斗争。 仅仅这次现场会，柳州地区就逼出各县上报的完全是虚假的2亿7296万斤“后手粮”。 这次现场会后，环江县各公社开展起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由各大队先报一个上报产量最多的生产队为标兵，要求所有的生产队一律向它看齐，达不到指标的，就是“瞒产私分”，就要批判斗争，不给饭吃，甚至要送去“小劳改”。 洪华亲自到城管公社陈双大队，抓反“后手粮”的典型，指导全县的“反瞒产”运动。他把大队和小队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全部集中到大队，搞核实产量。让各队当面报产。 报高产的当场受表扬，产量报低了的当场批斗。又让报高产的人，去批斗报低产的人。如果查出谁有“瞒产私分”错误，或是有嫌疑，立即撤职，送往县办和社办的劳动教养集训队、劳改队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就在洪华亲自抓典型的这次核实会上，被斗致伤又连饿带病，致使13人死亡。洪华恶狠狠地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 上行下效，全县反“反后手粮”的运动，毒打致死者达几百人之多。 报了瞒产，就得交粮。社队所存的有限的口粮，甚至公共食堂的存粮，也被逼得当作“后手粮”交出来了。在这场“反瞒产”运动中，搞出“瞒产私分”的粮食2941万斤。结果，集体的存粮挖空了，农民的口粮搞光了。 尽管如此，环江县的粮食征购任务也只完成了2680万斤，而其征购率已达实际年产量的34%，比1957年上升了13?9%。 1959年2月，环江县粮食全面告急，每人一天半斤原粮也保不住了。但洪华仍在下劲搞反瞒产，征购还在催着交，粮食不断外运，断炊的生产队越来越多。到四五月间，明伦、水源等公社已大部断粮，饿死人的事件日有发生。 幸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开始传达，自治区党委批了统销粮，环江县统销100多万斤粮食，紧急抢运给断粮地区，严重的局面才有所好转。饿死的百姓也要争当“红旗县”，洪华搞起粮食来，真的象环江民众说的那样：“灭绝天良，丧失人性“。他却每每在办公室对着大大的红色奖旗眉开眼笑，一看就是半天。 人们说：“洪书记只要看到红旗，心情就好了。”
七、 “引蛇出洞”反右倾和“更大跃进”
1959年春荒。 环江危急！柳州危急！！广西危急！！！广西1959年的春荒，比起1956年的春荒，，那可不是一个级别了。 据《广西省志•大事记》载：1959年初，农村饥荒抬头，4月，全自治区农村48%的公共食堂断粮，有的因无米下锅而停炊。 至1959年6月，在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中，据不完全统计，广西断粮断炊或缺粮少食的人群达到460万以上，因饥荒引起的病情达174万人以上，死亡达16万人以上。情况非常严重。而对此自下而上都在层层隐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按照大跃进年代中的自上而下的惯例，从中央到地方，往往都把灾情说成是因卫生问题引起的病情，以免给“三面红旗”抹黑。于是，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就按这样的调子，向中央汇报。1959年6月2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批转区卫生厅党组《关于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报告》，并将报告上报中央。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1?5月共发生痢疾86000多人，腹泻16万多人，传染性肝类300余人（据3市17县报告）。痢疾3月13080人，4月26143人，5月32037人。腹泻，3月10286人，4月53948人，5月95520人。今年4月痢疾发病数与58年同期比较，增加2.4倍。我区近几个月痢疾和腹泻的发病数在全国列居第一、二位，更突出的是南宁上丰年发生小儿麻痹症330多人（柳州市、梧州市、武鸣、贵县、左江、宾阳、南丹、贺县等市县亦有少数病例报告）在6月初发生食物中毒1361人。邕宁县凤亭河水库3月25日__4月15日，发生痢疾、腹泻1479人，占民工总数16.4%；大厂锡石矿6月中旬发生水肿病9313人，占全部职工10.23%。”而此前的几番材料，基本调子是如此。
从1959年春荒开始，广西的断粮、肿病、死人事件，就不断地让中央领导人和毛泽东担惊。而全国粮食、病人、死亡统计材料，广西每每名列前茅。当然，比较起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更大灾难，1959年的春荒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1959年春荒，柳州灾情，又名列广西前茅。 环江在灾荒、病情、死人问题上，总是位列柳州地区排头兵。 1959年的春荒救灾，广西只是下了一场毛毛雨，但好赖也缓了一下灾情。 好景不长。四月开始发救济粮，饥民们都指望着收了夏粮吃饱饭。八月，又开始反右倾、反瞒产，环江人民又断了期盼中的生路。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请命上书毛泽东，天威不测，毛泽东盛怒之下，扭转了前期纠左整风的大趋势。会上，刘建勋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发言积极，滔滔不绝，也很有几分气势。回到广西，刘建勋连应召集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并亲自打电话到柳州，向贺亦然透露马上就要传达和部署“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接到中共中央和区党委通知后，柳州地区连忙召集会议，部署“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为主题的全面社会运动。庐山的风，一直吹到了柳州地区每个县委书记的耳朵里，环江又是运动的重点“红旗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和柳州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8月8日—8月14日，环江县委召开公社领导、政法、公安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争上游”的精神，检查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部署“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 10月下旬，柳州地区召开地、县、社、队四级干部大会，全面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蛇出洞，全面发动，耐心启发；人人鸣放，畅所欲言；统一行动，打击从严。 应该说，大跃进以来的巨大灾难，已经现实地暴露在全党全民眼前，1959年上半年纠风整社，社会民心的不满情绪也充分表达，上下皆知。因此，全党再搞“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党内党外都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极权体制自上而下的高度压力下，一些干部违心跟潮，一些干部昧心出手，而洪华一类的干部，则喜逢良机兴风作浪大显身手。 在环江县委召集的干部大会上，洪华拍桌打椅地高喊，今年上半年，有些坏人利用党的整社之机，向三面红旗发起猖狂进攻，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骂我们大跃进搞糟了，骂我们人民公社刮了共产风了，骂我们大炼钢铁劳民伤财，跟秦始皇修长城一样了，骂我们公共食堂断了老百姓的生路了，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断子绝孙、比国民党还坏了。总之，比蒋介石骂我们还凶。我们共产党被国民党骂了那么多年，越战越强，还怕你骂么？可耻的是，我们共产党干部中，听到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无动于衷，还有人随声附和。这次反右倾，要引蛇出洞，先让人家骂，骂得越凶越好，等你骂完了，我再下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对庐山会议的形势逆转，广大农民知之甚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大多数社员以为又是上半年整风整社的风头，什么都说，一吐为快。且大跃进以来受苦受难，广大群众实在难以忍受，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很快，全区农村迅速掀起大鸣大放高潮。 1959年11月1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批转柳州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 据报告称，四级干部大会后，社教运动在“全区326个公社，2791个大队，已全面铺开。到14日止，全区已有80%左右的大队形成鸣放高潮，进展较快的鹿寨、米宾、柳城、南丹、环江、柳江等县，90%以上大队进入鸣放高潮。据16个县初步统计，到12日止（有4个县只统计到10日），参加鸣放的共达145万人，占农村成年人口的96.26%，已鸣放的116万多条，占参加鸣放人数的80.28%,占农村成年人口的77.33%,到15日止鸣放面达到农村成年人口的90%左右。共鸣放出各种意见654万多条，多的有一个人鸣放30多条意见的。柳城一个富裕中农，共发言20多次，一次最多发言两个钟头，气势汹汹。南丹小阳公社一个富裕农民声称是代表群众意见，说‘就是枪毙我也要讲’，一连串讲了22条，控制会场达一小时半之久。 其中，正确或建设性意见占52.31%；认识模糊占23%；错误意见和反动言论占24.69%。问题性质来看：大部分是集中总路线、人民公社、粮食问题、市场供应、八字宪法，党的领导、干部作风等上面。据柳城49万条意见排队，属总路线，大跃进的占12.5%，人民公社13.1%，粮食问题28%，八字宪法8.7%，食堂和其它生活福利11.4%，党的领导12.5%，干部作风4.8%，其他9.4%。 有些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攻击党的领导，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比日本鬼子还不如’、‘国民党的狗还有骨头吃，现在连人也没有骨头吃’、‘你们过去讲剥削农民，我看共产党比地主还厉害’。甚至于说‘共产党比土匪还毒’。南丹县一个富裕农民把县委书记比做‘活阎王’，说国民党有五好（吃好、穿好、睡好、做工自由好、买卖东西好），共产党有五光（猪光、鸡光、犁光、称锤光、树木光），‘过去猪吃糠，现在人吃糠，人屎猪屎无法分得出来’。有的公开说‘共产党长不了，最多还有五六年’。 （二）、攻击总路线和大跃进，把多快好省说成是‘多快好损’；说‘大跃进，丰收是干部吹出来的’，‘五八年不如五七年，五九年不如五八年’。‘你讲社会主义好，好我的鸟，现在一无肉，二无酒，三无烟抽’。说‘大跃进有三多，荒田多，病人多，缺点多’，把大炼钢铁说成是‘山穷树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说‘五九年大丰收是因为风调雨顺，天养人肥绿绿，人养人皮包骨’。有的说‘大跃进以来没吃过一餐饱饭，这样下去，再过三年人都会绝种’。 （三）、否定人民公社优越性，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互助组’。说‘初级社好，高级社不错，人民公社越搞越糟’，‘公社化后人瘦，猪瘦、人不如狗’，说公社化是‘人归大队，鱼归大塘，社员无米无糠’。有的说‘五七年粮食大把，猪鸣鸭成群，公社化吃不饱，穿不暖，又没钱用’，把供给制说成是：‘懒汉不好’。对集体养猪也诬蔑，说‘个人养猪比象大，集体养猪比鼠小’，说参加食堂后，‘屙屎狗都不吃，放田也不肥’。把公共食堂说得一无好处。 （四）、粮食鸣放的意见占的比重最大。说：‘谷子黄一块，收一块，交一块（入库），加班加点辛苦干，收了谷子一扫光，政府得丰收，农民受饥寒，种田的人反而没饭吃。一年到头闹紧张，社员八月吃老糠。’ 总起来说是公社化后不如公社化前，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一名话，‘今不如昔’。有些富裕农民不仅鸣放而且提出要求。来宾陶邓公社一个富裕农民要求取消计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河池莫四生产队富裕农民莫芝兰说：‘不要公社，我们保证吃好穿好。来宾和平公社富裕农民陶志明老婆说：‘把土地分给我们，不得吃也不找你们。’” 环江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鸣大放，也搞得如火如荼，对“三面红旗”，民怨冲天。 环江“卫星王”所在的红旗公社，鸣放集中在公社化、共产风、放卫星、大炼钢铁、高征购、吃食堂、断粮断炊、浮肿死人。 在“卫星王”发射地的红旗公社本乐大队鸣放中，364人对放“卫星王”提出意见380多条。有的说：“种田人就应该本本分分把秧种下去，把禾侍候好，田里才能长出好收成。共产党种田是拿着屁股当脸描，劳民伤财。尽让干部露脸，老百姓遭罪。” 有的说：“亩产十三万斤，神仙都想不出来的事，共产党就这么吹了，也还就这么信了，丢人哩！天天参观，有什么好看的，你放卫星就来人看，老百姓饿肚子，人都要断气了，也没听说共产党派干部来看看，关心关心我们社员是死是活。” “干部尽瞎吹，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这种丢人的话说出去也就信了，还登报广播。现在我可明白了，上面让你放卫星，高产哩，你还不得多交，生产的粮食共产党都征光了，让我们社员受苦饿肚子呢。干部都没了良心，你把口粮抢走了，把社员都饿死了，往后谁给你种粮呢？” 还有的说：“赶上大跃进，共产党把我们老百姓尽往死里整，活在这年岁，命不好，还不如国民党的时候。吃食堂吃食堂，只有食堂，没得吃，哪天得吃几餐饱饭，就死了也好，免得受这个罪。” 关于“共产风”。有的说：“共产党太狡滑了，土改先分点地给你，让你尝点甜头。跟着就搞合作化、公社化，把我们农民的土地、牲口、房屋都共了产，搞得你家破人亡，穷光蛋一个，只差老婆没叫共了产。说是集体主义生活，也搞得你夫妻分离，妻离子散，老婆叫你摸不到边，跟共了妻也差不多了！”有社员说：“共产风刮了起来，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凶，干部带队上门抄家，连马桶也不给你剩一个，让我们社员怎么活？毛主席也要拉屎的，不知道他的马桶共不共产？”“共产党这么搞下去，人都没有做活的心思了，粮食减产，人没吃的，人急要造反的呢！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共产党坐江山，要想天长地久，还是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要让老百姓有饭吃嘛！”
关于粮食问题。社员们鸣放最尖锐的就是公共食堂和断粮饿饭，老百姓讲的是自己的亲身感受。 有的说：“给地主干活，做细活、重活，逢年过节，地主还要巴结做工的，买肉打酒，让你吃饱喝足了好好干活，田里才长庄稼。共产党拿人不当人，尽让你干活，不让你吃饭，恨不得天下田里都是亩产十三万斤，国家全拿走，城里人和干部吃得舒舒服服，好吃好喝，农民一粒粮不吃，全交回家才好。这么干，社员哪里有命在？我看共产党只管干部和城里人吃饱吃好，不管农民是死是活。” 有的说：“刚解放，共产党的干部和和气气；合作社，共产党的干部神神气气；公社化，，共产党的干部浑身杀气。动不动就罚饭，打人。哪朝哪代，老百姓遭的罪也没有现在多。自古以来，受灾了朝庭就要放粮，饥荒了就要赈灾，地主老财都施粥舍米行慈善。现在可好，尽说人民公社是天堂，还天堂呢！饿死这么多人，干部一出门，路上都是浮肿病人，不该看不见吧！食堂几个月都不冒烟了，社员光吃野菜，干部还抄家查粮，连人性也没有了。” 还有人说得让干部当场下不了台：“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土匪也不如，光晓得搜刮百姓，一点仁慈也没有。土匪抢劫还给人留个路费钱，现在可好，饿死这么多人，干部就只管抄家抄粮，粒米不留！” …… 环江县委会议上，洪华穷凶极恶地说：“这些人，不往死里弄还了得呀！对共产党仇恨在心，时刻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恶毒谩骂我们党和干部，这是最危险的敌对势力，不把这些反动势力连根铲除，我们的政权就十分危险。对这些坏人讲仁慈，施仁政，我们党和国家就危在旦夕！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你说粮食征多了，农民挨了饿，这是和坏人一个鼻孔出气嘛。就是把这些坏人都饿死了，又有什么不好？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对敌人讲仁慈，还是对党和国家讲党性、讲立场！” 在洪华眼里，不满的人都是阶级敌人，饿死的人都是坏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搞出粮食！ 把饥饿的群众当做心怀不满的阶级敌人来对待，洪华之流对农民群众的情绪和态度可想而知。环江民众危在旦夕。
九、 悲歌八百音
“粮食卫星”上天，环江百姓倒地！ 稍稍有些人性的人们，都在为倒毙街头、村口和田野里的死尸而惊骇。同类相怜、人性相通，有良知的人开始起来抗争。有人先是向县委反映灾荒真情，县委的反应，是严惩“右倾”。于是有的人就越级上告，有的人向报社投诉。但是，上告材料纷纷转到洪华手里，上告者被定为反党分子，受到严厉惩办。 人民求生无路，上告无门！
罹难的良知
永安公社党委书记覃恢汗，在外当公社书记倒也精神十足，劲头高扬。但当他于1959年7月回到家乡水源公社和平大队龙门屯时，耳闻目睹，惨相刺心，令他良心有知：他自己的父亲，被捉到水源公社综合农场，在强迫劳改中死去；他亲眼看见有一家三口人死绝，无人埋葬，死尸倒在家里；有位妇女死在离水源村不远的路上…… 刀子割肉，砍到自己身上，是痛的。杀父之仇激怒了他。一回到永安公社后，他就向那里工作的县长和一位县委委员，汇报了永安公社的问题，接着又直接缶县委汇报。 反右倾时，水源公社党委书记韩祖文趁机报复。他捏造事实，告发覃恢汗回家时，开地主分子会了解情况，攻击水源红旗公社。结果，覃恢汗被县委停职反省处分8个月，捉拿去小劳改。 1960年1月间，城关公社副主任莫日忠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已死了几个人，回来向医院院长反映。院长向洪华作了汇报。洪华竟然说：“莫日忠反映社员没吃，病人死的多，真实岂有此理！这个人一贯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 反右倾斗争，莫日忠被撤职反掉了。 县法院院长覃盛华向县人委干部韦初，于1959年6月26日向县委汇报，明伦公社有病人1600人，1415人出不了工，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5月6日死146人，浮肿59人，丢荒600亩。 在反右倾斗争中，覃盛华因此被撤职，发落到川山公社，当商店门市部主任。 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志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县委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旁没人埋的真实情况。洪华恼了，说他“对党不满，是反对党的领导”。1959年10月16日被停止反省，管制劳改，规定他每天要捡牛粪三担。在机关被斗了11天，反右倾又被当作“反面教员”批斗。 上告无门 向县委领导机关反映、汇报、申诉，无济于事。那些为民请命的干部群众。天真地以为只是黑云压城，遮了环江一方天日。他们渴望上级党和政府，尽快拯救环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们越级申诉，上告洪华等干部欺上压下，草菅人命的罪行。 但是，他们错了！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被当作是命根和法宝，洪华，正是“三面红旗”的一员猛将。对洪华的态度，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从自治区委委到柳州地委领导人，对洪华严峻时刻“立场坚定、斗争性强”，报高产不心虚，上交国库征购粮带头又不手软，十分好感，早就酝酿进一步培养重用。上诉信，被纷纷转到洪华手里。 洪华下令，这是“坏人攻击三面红旗”的证据，一定要查出严办。他责令公安局将这些上告信拍成照片，然后翻阅干部档案，查对笔迹，追查破案。 为严加防范，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还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有一封洛阳公社砂石大队写给报社的信，反映群众现在全部吃木薯，有很多人中毒死亡。这封信转到洪华手中扣压，被翻拍成照片，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县人委干部谭少儒写的。洪华马上下令将人捉来，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批斗，并押到洛阳公社去斗争。洪华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逮捕法办，由于意见不一致，多数人认为达不到逮捕程度，最后定为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洪华还说处理太松了，便宜了他谭少儒。 罗城县交通局干部覃瑛，回到环江县吉祥公社老家，见到大批群众断粮饿死，而有的干部还在那里一边大吃大喝，猜码作乐；一边吊打群众逼粮。覃瑛义愤填膺，投书告发。没想到信转回环江县委，被查出来。环江县委立即派出公安局到罗城追捕抓人。幸好柳州地委有个部长在罗城工作，出面阻拦，说没经过上级批准，不能跨县抓人。覃瑛才幸免于身陷囹圄。 求生无路 环江粮尽，饿殍载道。 许多社员不甘心坐在家里等着饿死，纷纷外逃求生。金城江、贵川等地流浪着大批环江讨饭人。 情况反映到环江后，县委认为这是给环江县委脸上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县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坚决把逃难到外地的“盲流”抓回来，坚决把想要逃难出外的社员就地堵住，“坚决刹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的歪风邪气，坚决打退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猖狂进攻。” 因此，环江县委派出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在全县各主要路口设置检查站，并通知各单位和各公社，坚决把出外的社员堵住，劝说不听者，一律关押。同时，还手执县委开具的证明，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荷枪实弹，前往各地追捕。把逃难讨饭的饥民，当作外逃犯，绳捆铐拖，一串串押回环江。 从金城江、贵川等地追捕回来150多人，有的遣送原籍，有的关押入狱。被关押的饥民，因监狱拥挤，生活虐待，有的人根本不给饭吃，又让“在押犯”搞重力活。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又累又饿，死去４４人。 还有许多外流饥民没法追捕回来，水源公社党委书记韩祖文，遵照洪华的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坚定党性”与“自然规律” 早在1959年上半年，环江县部分地区开始缺粮断炊，引发疾病和死人。环江县上上下下议论纷纷，表示关注和不安的情绪现形于色。
这股议论缺粮死人的“歪风邪气”，很快引起洪华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股用感情来代替党性，用缺粮死人来攻击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的“歪风邪气”，具体就是冲击他的领导地位的逆流，必须坚决扼制，坚决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 1960年2月6日，正是春荒大饥馑，肿病死人如“龙抬头”之时，洪华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目含凶光，杀气腾腾地说：“有些人在去年春天见有些病号，背地里嘀嘀咕咕，在他们看来，好象有人病的责任，也应由党负责??听说，现在又有人吹风吹雨，这是个本质问题。这些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另一方面看党的笑话，这不是右倾机会分子是什么？”他进而强调，“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 洪华告诉他的部属：“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他还灭绝人性的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六亿人口。饿死的人是体质问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嘛。” 站在“坚定的党性立场”，洪华把人民的生命真是视如蚍蜉虫蚁一般。有生有死，生死相续，中国老百姓人多死不绝，饿死些老百姓，不就象死了一群蚁蝼一般，值不大惊小怪的，只要放了“卫星”，保了“三面红旗”，死多少人也没关系。这就是洪华一类干部的社会发展观，这就是他们眼中的自然发展规律。 洪华的“自然规律”，悖天理，反人性。卫生部门曾向洪华汇报，浮肿病是缺粮和劳累过度引起的。并写了专门报告。 洪华看过，很不高兴地说：“这个原因要找一下，不一定是粮食吃得少引起的。理发店的人有粮食，也有一人浮肿。这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现在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少，包括领导干部在内也有这种思想。” 他还要县卫生院开浮肿病现场会，公社第一书记参加，通过访谈，证明浮肿不是缺粮引起的。结果这种会议，在浮肿如潮的环江县无法开成洪华的预期效果。 洪华还不甘心，专派县卫生院院长去明伦调查病情，以证明有病与粮食无关。院长去了，调查结论当然相反，经统计，明伦公社3个月死了112人。他回来向洪华据实汇报。洪华听到汇报，大发脾气：“算了算了，谁叫你们去给我到处找死人去？！哪年没有死人？死这几个人，叫你们调查的越来越多。罗志杰第一次调查102人，你又给我调查了112人，再搞两次人都死完了。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也和罗志杰一样右倾？” 洪华需要的是这样的聪明人：披着科学的羊皮，揣着狼子野心，去证明浮肿死人与缺粮无关，为洪华的高征购政策开脱罪责，做一个可耻的帮凶。但是，人命关天，聪明的人，有良知的人岂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生清名，绑在洪华的战车上。 面对下级雪片般飞来的浮肿死人汇报材料，洪华抖出了他的苦衷和真情：“你写它（死人情况报告）有什么用？你报给我，叫我怎么样处理？向地委报不是不报？报了咱们是红旗县…….要巩固三面红旗。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越在风吹草动的时候就越应该站稳立场，辩明方向。” 多么标准的语言和立场！庐山会议后，全国都是大饥荒，浮肿死人各地都有发生，中央即定路线不变，“三面红旗”还要继续高举，“更大跃进”还要继续唱高调，“高产高征购”还要继续加码。死人的事，报上去又有什么样用，何况上级还要“红旗县”的粮，去周济其他灾区。洪华有洪华的眼界！洪华有洪华的思维方式！
环江冤魂
尽管处处防范，严加封锁，不让环江大量饥饿死人的真相传出去。但是，洪华却还在一意孤行，成千上万的环江百姓还在倒下来。
1959年初，一边春荒，一边反“后手粮”，到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掀起“更大跃进”，环江县反右倾反“后手粮”运动愈演愈烈，环江县百姓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闭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死亡，也愈演愈烈。 集体、国家的粮食仓库已统统封闭了公社、大队干部无权开仓；洪华严令，“死人也不动摇，一定要拿到粮食交国家！”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姆指，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伤口中搓盐；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点燃引线…… 总之，为了要粮，人类所能想到的酷刑，环江都用上了。家家户户被翻箱倒柜，自留地的产品全被没收，社员“自行安排生活”。 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国家征购，自留地的一点粮食也搜去交了国库，公共食堂停伙，环江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停伙最长的驯乐公社，达130天；大安公社，停伙115天；就连环江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也停伙108天。停伙时间最短的公社，也有一个月以上。 人们申诉被迫害，求援又无望，上告也无门，外逃则无路。吃野菜、啃树皮、咽粗糠，难以活命，肝炎、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加，饿死人现象普遍发生。
据一份统计材料说，仅1959年至1960年，环江全县死亡24000人。人们试图按多年的平均死亡率计算，从中扣除一部分作正常死亡。 但是，据知情者反映，当时属于正常死亡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对粮食有权支配的干部及其亲属；其他的人，即使到了自然死亡年龄，但导致的直接死因，也是因饥饿引发而死。而省委工作队和县委上报中共中央的材料，先是报告死于饥荒的人大约在一万九千多，后来又上报说死难者为三万多人。这不包括因干部打死逼死的人数在内。
据环江前县委书记王定说，他有一份当年广西自治区公安厅的调查材料：环江县在“苦日子”中因饥饿病死的人数，总计五万多人。应该可以认定，王定提供的这份因死人统计数字，比较可信。环江县在“苦日子”总计死亡人数，当在五万多人。 据原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回忆：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１３０多天，最短的也有１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１９５４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１５．７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１９５９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１７万多人；而到１９６２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１２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４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１９９５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５万多农民。”
据环江县委的整风运动汇报材料：环江县17个人公社中，两年饿死千人以上的有9个公社，饿死400—1000人的有5个公社。而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说，死人最多的驯乐公社，饿死了2526人，城管公社死了2000多人。城管公社的陈双大队，是洪华反“反后手粮”的重点，原有800人，死234人，占26%以上。付点中山大队原有1212人，死562人，死亡率为46.57%。驯乐公社康林大村的死亡率也达45.6%。整个自然村死绝,一人不剩的有水源公社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的岩口屯。驯宁大队原有人口640人,死去278人,因而不能再单独立为一个大队,只好与太平大队合并。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死绝9户,无依无靠的孤儿94人。
在这些地方,死人开始由生产队负责埋葬。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体病身弱的活人,抬不了那么多的死人去埋,只好各户自理,哪户死人哪户自己埋。那些家人大部分死了的户,死了大人剩小孩的户,尸首无人掩埋,有的停尸家里,有的死在门口,有的横尸村头。 刚死人的时候还有棺材装，人死多了,没棺材,只好用竹席、杉树皮包着埋。后来死人什么也没有裹，光着尸体，挖个坑往里头一扔，甚至就往野地一扔，连埋也不埋了。失去主人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疯了，叼着人肢、人头满山乱跑。活人又想方设法打狗吃肉，人打狗肉的主意。环江大地，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而洪华呢？县委小灶烹炸煎炒，干部们吃香喝竦，酒足饭饱。洪华每到一地，各社干部小灶专门加菜加酒。各公社、大队干部也贪污、挪用、大吃大喝，“小灶鱼肉鸡蛋不断天，酒席长流，吃饱喝足，根本不顾社员的死活。”
政审死尸
老百姓逃难、上告，为洪华所不容。就是饿死，也开罪了洪华。 环江县死的人太多了。刚死人的时候还有人去埋，死的人多了，人们就麻木了，活人也朝不保夕，死活都听天由命了，哪里还顾得上去埋死人？城市乡村，街头巷尾，经常能见到倒伏的死尸，这使得洪华和县委很是头痛：死人究竟有碍瞻光，更有碍于“红旗县”的声誉。为此，县委几次要求各地解决死人掩埋问题。但死尸仍旧时常可见。 对死人问题，洪华怎么看待？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揭发批判洪华时愤怒地声讨说，下面只要一说死人问题，洪华就怒火连天，大发雷霆之怒，狠批一通。谁说他就查谁的问题，就整谁。搞得下面的干部谁也不敢说死人的事。与会代表认为洪华对死人问题上，“灭绝人性，丧尽天良；丧心病狂，不顾人民死活的大搞高征购，直接造成环江今天的严重后果。”
1960年春节，洪华同县委的其他领导人上街，看见圩亭里的木板上，躺着一具死尸。他恶狠狠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这是找别扭。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份看！” 又有一次，洪华从水源公社回县城，途径那康大队，见一个群众死在路边，他恶眉一皱，说了声“叫人埋算了”，扬长而去。一天，一个转业军人死在水源街上，正好洪华路过水源。洪华见到尸体后大怒，下令：“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来！” 当死人越来越多，病人自身难保，到处死人，无人埋尸的时候，有人向洪华汇报，说死人没有人埋葬。洪华听了，气冲冲地说：“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一种表现！”
十、 “环江惨案”动风雷
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开始对“大跃进”刹车，相继批转了广西自治区委、广东省委、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些文件，作出纠正“共产风”的具体指示。8月23日和30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 此后，全国部分农村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跃进”风向逐渐转换。 8月21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呈上《关于三级干部会议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 报告说，几年来粮食征购任务增加很大，使农民口粮大为下降，不少地方征购了农民保命线以下的口粮，造成全区浮肿、干瘦等病的人数达100万，非正常死亡达30万。其中曾放出粮食亩产13万斤高产卫星的环江县饿死1.9万人。自治区党委和人委采取抢救措施：（1）报经中央同意，减少广西部分粮食征购任务，并两次增拨各地灾区粮食指标4100万公斤，平均每人10公斤；（2）发动各地抓“瓜菜代”工作。至2月底，共种下瓜菜253万亩，抽50万劳动力建小球藻（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大力推荐的“代食品”——引者），（3）8月，拨129万元民政事业费，用于生产抢救病人的营养饼。拨小麦150万公斤，大米50万公斤，专供浮肿病人食用；（4）抽调劳动力，最多时每天出动80万人收集，制作代食品，一年累计生产代食品3894.5公斤,配给各灾民。这些措施,“有效制止”了粮荒及因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的蔓延。 政治运动要抓典型。环江和洪华就是现成的典型。广西区党委运动争先，洪华就成了运动的靶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洪华处处设防，严加封锁，环江大量饿死人的真相，还是不断反映到自治区委和柳州地委，一些上诉材料寄到了中央有关部门。 1960年，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由区共青团委干部李月清带队，来到环江。洪华如临大敌，派出两个县委副书记跟随，暗中监视检查组的行动。年轻人冲劲足，初生牛犊不怕虎。李月清等人到明伦调查，发现死人严重，于是挂长途电话，准备向区党委汇报。电话挂不通，又改拍电报。电报稿在邮电局又被秘密扣压，转交给了洪华。 洪华见后大怒，责骂李月清等人“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看来思想不是跃进的人”，“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他找来李月清等人，责问检查组为什么不向县委汇报，而直接报区党委？ 洪华不断对检查组施加压力，直到检查组把死人数由801人，改为250人，把死亡原因说运动是猪丹毒传染病、牛瘟和钩虫、绦虫病引起的，洪华才允许检查组向区党委汇报。 在明伦，两位县委副书记背着检查组，召开了4次秘密会议，在会上对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威胁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处处受阻，困难重重。 洪华错误地没有看清新的时代潮头。他下错了赌注。洪华声昭天下，自然在劫难逃了，他必然要被吞没！ 1960年底至于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彻底揭开了“环江事件”的盖子。环江县委进行整顿。1960年7月17日，因发现洪华在环江县工作期间发生明伦、水源等公社有饿死人事件，洪华被撤消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职务，降级任地委财贸办公室主任。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又因在“环江事件”中对大量人员死于饥饿被停职反省。 据当事人回忆：开始，洪华还想逃避过去，私下去找地委书记贺亦然，想让贺书记保他过关。没想到贺亦然对他毫不留情。那一段时间，洪华精神状态急剧变坏，几天批判斗争下来，人整个就垮掉了。饭也吃不下，晚上睡也睡不好，没多久精神就垮了。后来，他嘴巴上是深刻检讨，并经常是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希望领导上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但他心里是不服的。 当时他还对人说，“环江事件”不能全怪他，由他来负责任是不公平的。环江放卫星，亩产十三万斤也好，放万钢也好，都是区委和地委布置的任务，不干行吗？第二次检讨会下来，他还对身边的干部说：“上面要高产，我也是不得已嘛，没想到弄成今天这情况，我成了替罪羊。” 广西“苦日子”死人最多的县：环江、临桂的领导人，在“三反”运动中首当其冲。广西自治区委、柳州地委决定把洪华抛出来，加速查处。区地检查团的领导人亲自出马，调查全面突击展开。广西公安厅又派出专门人员，协助对环江死亡人员进行逐一核定，确定环江的死难者人数为五万多人，占全县16万人口的33%以上。 大跃进至苦日子，环江每三人中死一人！ 柳州地委作出决定，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刘建勋批准，于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宣布对洪华逮捕法办。 朱渭川书记代表地委宣布：洪华因严重浮夸，漠视人命，将1958年全县8526万斤粮食，上报为2亿1830斤，造成环江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严重缺粮，非正常死亡一万九千人。洪华家庭出身是富农（实际上为下中农），是钻进党内的“地主阶级代言人”，予以清除出党，立即逮捕法办。 1963年10月7日，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判处洪华5年徒刑。1966年3月服刑期满，他被安排在来宾华侨农场当一般干部。1972年4月12日，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终于病死来宾。 1960年底至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中，因“环江事件”，环江一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全县共有139名县、社、队干部被批判斗争，153名干部作检讨，32名干部受到处分。其中，除洪华外，8人被开除党籍，4人被开除公职，2人被劳动教养，6人被逮捕法办。
对于洪华这位一手炮制“环江卫星”、用好几万环江人民血肉之躯铺垫升官坦途的洪华书记，提到他，受难者至今仍是恨得牙根痛，对笔者声言，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据说，当洪华被逮捕法办的消息传来，环江民众欣喜若狂，人们奔走相告，拍掌称快，皆曰洪华可杀，竟有病者乐极生悲，狂喜昏死过去。
后 记
1967年2月10日，这对环江人民来说，是一个“令人悲喜交加”的日子，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之日，‘走资派’洪华之流遭灭顶之灾”的日子（环江县造反组织“联合总部”《号外》，1967年2月11日）。
这一天，“环江县直属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在县人民礼堂召开批斗洪华大会。前几天的广播中，女播音员用她那激动高亢的声音，向“17万英雄的环江儿女”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 环江城乡，顿时“比过年还要热闹”。人们奔走相告，抚额相庆；男女老幼，结伴同行，2月10日天刚亮，环江县城已经被来自四乡八寨的乡亲们挤得水泄不通，人民礼堂的大门前不大的地方，竟然拥挤了几千人，附近几条街上的人群还在不断地向这边涌来。人们都想“亲身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亲眼看一看反革命杀人犯洪华的丑恶嘴脸和可耻的下场”。 批斗大会上，“洪麻子早已失去了往日欺压人民，不可一世的威风，在我革命人民的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中，低下了他的狗头。” 洪华面对着纷纷涌向台前，声称“恨不得吃他的肉、剥他的皮”激愤的人群，吓得几度瘫倒在地。 上台的控诉者们，以亲身的经力和见闻，“声声血，字字泪地控诉了当年洪华对环江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这个残杀了几万环江人民的侩？子手讨还血债！”会场内外，时而口号声惊天动地，时而哭泣声令天惨地恸！ 1970年代末期，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洪流中，洪华的家属到处上访，要求为他平反昭雪。洪华之妻多次到广西自治区委，拿着当年洪华记录的上级指示精神的笔记本声言，倘若不予平反，那就“让大家都当官不成”。当年洪华放“环江卫星”的得力助手、粮食亩产13万斤“卫星”炮制人季桂明，时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高职，贺亦然时任区政协主席。还有许多当年的当事者在台上。
洪华翻案了！
1981年8月17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批准区纪检委、高级法院党组关于对洪华案撤消原判，党内给予撤消职务、恢复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的复查处理意见。 复查意见这样说：应该强调洪华所犯错误的时代背景，应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应过分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同时，又肯定洪华对环江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上级党委应承担一定责任，也考虑到洪华自1939年入党后，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还考虑到洪华已经病故，改变给予其处分也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作出上述决定。 为洪华翻案的消息传到环江，那些从大跃进—苦日子年代活过来的环江民众叫骂连天，怨声载道。 一位大跃进的受难者，在接受采访时曾悲愤地说：“当年祸害百姓的那些干部，除了文化大革命曾受过几天冲击外，哪一个受到过清算！象洪华这样害死几万人的官员，平反的平反，翻案的翻案，补发工资的补发工资。但那几万死难的环江父老乡亲，还有我死去的一家三位亲人，谁又为他们伸过冤！历史还有没有公道？” “历史还有没有公道？”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作出回答！ 余习广 1988年8月 一稿于颐北 2004年4月 二稿于兰芷斋
环 江 悲 歌 余习广 李君
大放高产“卫星”的滚滚狂潮，构成大跃进时代极富特色的人文景观。原本山恶水险，鲜为人知的广西环江县，也一举跃上举世瞩目的显赫地位,在中国大跃进史上留下了显赫一时的篇章。 1958年9月，环江放出水稻亩产13万多斤的“卫星王”，10月，又放出日产万吨钢的“卫星王”，号称创下当时人类粮食和钢铁生产史上最大的奇迹。环江“卫星王”，对当时狂燥热昏的大跃进的中国社会，几度产生兴奋剂般的刺激效应。 “卫星”上天，悲歌动地。环江勇夺“卫星王”，也创下了由此引发的“苦日子”中骇世悲剧。 环江“卫星王”的代价，是全县十六万民众，“苦日子”惨死五万人！ 环江悲歌的炮制者，县委书记洪华曾对亲信说过：“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
一、大山窝里的“共产”风波 1997年初，当我到广西壮族自治区首府南宁采访有关当事人，了解“环江惨案”的有关详情时，一位当年的环江县委干部对我前后谈了近十多个小时有关“环江惨案”的前前后后。他深有感触地对我说：“写环江惨案，是我多年搅动不安的心愿，真是太惨了！但对我来说，又才学不够，几易其稿，笔力不足。要写环江惨案、写洪华，还要写环江的特点和地理环境，大山窝里闹出那么大的‘共产’风波，不出鬼才怪了！环江是一个少数民族杂居、生产力非常落后的大山区，许多地方都是山大石头多，田土象鸡窝，吃饭全靠天，人多难干活。合作化时就不顾民意，闹得天翻地覆。但是，大跃进年代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上上下下都是大唱高调，什么一天等于二十年，跑步进入共产主义，什么耕田机械化，灌溉自流化，出门坐汽车，飞机满天下，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硬是要在这里搞集体化，公社化，食堂化，共产化，天堂化，结果闹出了那么惊人的环江惨案。” 可是，翻阅当年的历史档案，“环江卫星”和“环江惨案”的“始作踊者”??洪华的说法却大不一样：“我调到环江来之前，就有人对我说过，环江是山大坡陡石头多，穷山恶水出刁民。真是胡说八道！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大跃进的年代里，只要有了人，高山要它低头，河水要它让路！什么人间奇迹都能创造出来！” 环江，地处云贵高原东南麓，为云贵高原南延部分,地势较高。全县90%为山地。四边山岭绵延，中部偏南为丘陵，多为石山，略呈盆地。连绵起伏的群山环抱着大大小小的田垌，村落星罗棋布，或十几户，或三五十户，或百十来户，散落其间。西北部为金坳山脉；东北部为胸伟的苗岭山脉九万大山,为县境内最高地区，主要为土山，植被发育，森林茂盛。山坡陡峭，多悬崖绝壁，似刀劈斧砍而成，地势险峻。许多地方原本地少人稀，往往要翻过几座大山，穿过几个坳口，才有三五户一屯或单家独户的人家。在那九分石头一分土的山腰上，人们常常用石头垒起一道道石墙，挑来泥土填地种上庄稼。甚至在石缝里填上泥土种旱粮。
环江是一个以少数民族为主的多民族交融地区，这里居住着壮、苗、汉、毛南、瑶、布依、仫佬等民族。据1987年统计，环江县有31.6万余人。其中壮族22.5万余人，毛南族5.3万余人，苗族0.3万余人，瑶族3500余人，汉族2.8万余人，余者为其它民族。 环江地处广西壮族自治区北部，县治在思恩镇，距南宁334公里。全县总面积为4572.31平方公里。环江建置历史悠久，自唐贞观十二年（638年）置环州设思恩县，至今以有一千三百多年。置县以来，行政辖区变化较大，南、北部几次被分治。至清光绪三十一年（1384年）析思恩东北部设安化厅，1912年改为安化县，1913年改称宜北县，1951年8月，思恩、宜北两县合并置环江县。1986年11月，经国务院批准，后成立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大、小环江流经县境，故名环江县。 环江县农业以种植水稻、玉米、豆类和木薯为主。解放前，一些民族尚在原始部落状态，千百年来刀耕火种，人力畜耕，生产力十分低下。主要是大石山区的农户一年一度在山窝、山坡或深山老林烧荒播种，秋季收割。 直到20世纪70年代，环江的刀耕火种现象还能常见。解放前的水稻种植也是人工手耕为主，平均亩产仅93公斤。因环境恶劣，除极少数人外，人们生活贫苦，而山区民众生活则处于极端困苦状态。
据《宜北县志》载：“全县贫苦农民占90%以上，一日三餐稀饭，少油盐，日常不过清水煮菜。”而《环江县毛南族社会历史调查》一书中有这样的记叙：解放前毛南山乡，九分石头一分土。十年九旱穷山沟，一年普遍缺2?3个月的口粮，每天只能吃两餐拌瓜菜或红薯的稀饭，经常缺少油盐。上南村人均旱地九分，外人嘲笑“有女莫嫁上南村，挑水好比上天门，早晨吃点苦麻菜，夜晚啃点雷公根。”景阳乡142户，580人，一般早上吃包谷粥，常年累月吃红薯、南瓜，缺少油盐。比较好的家庭，有时煮菜时将火麻捣碎放进菜里当油吃。一般农家自种棉花，自织自穿。穷人则往往衣不遮体。
环江山大林密，历代视为偏远荒蛮之地。文盲、半文盲占人口总数95%以上。千百年来，各民族杂居相处，风行诸多原始愚昧野蛮的习俗，至二十世纪，人们仍在诸多神话口传中，寄托着善良纯真的信念和期望。 正因为如此，有史以来，环江都是出名的贫困山区，至今仍是广西壮族自治区48个山区贫困县之一，属国务院帮助广西的重点扶贫县。
解放前，环江县以自然经济为主，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原始经济为辅。据解放后环江县88个小乡（全县125个小乡）第二、三期土改的统计，解放前占农村总户数3.7%的地主，占有耕地14.89%；占农村总户数2.9%的富农，占有耕地9.41%；而占农村总户数54.9%的贫雇农，则占有耕地31.1%。部分贫苦农民以地租的形式向地主上缴租地的费用，经济剥削造成的贫富不均客观存在。而在一些尚处于原始部落状态的少数民族居住的山区，贫富分化现象并不凸显，民众生活方式，基本上是草棚茅舍，温饱难求。
1951年10月，环江县开始进行土地改革。至1953年土改结束，全县农民人均拥有耕地2.4亩，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共产党实行轻徭薄赋，农民生活逐渐有了改善。当年全县粮食总产量为4989.38万公斤，农业人口人均有粮333公斤，基本上能够解决温饱问题。 1952年至1955年间，环江农村经历了从“互助组”到“合作社”运动。也正因解放前环江县诸多地区就有原始部落的集体协作生产习惯，农民们对集体生产，但土地和农具、耕牛等生产资料仍归农民所有的形式也容易接受。农业收入除交公粮外，余下全由农户自由支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较高。1952年春，三乐乡塘兰村组成环江第一个互助组??崖日坚互助组。1954年2月，以崖日坚互助组为主转建成塘兰农业社，这是环江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后文将要说到，崖日坚这个农业生产集体化的带头人，在大跃进年代中，却因为批评县委书记洪华大搞弄虚作假，坑害农民的“反瞒产”运动，而死于非命。
1955年8月22日，中共广西省委召开区委书记以上干部会议，省委书记陈漫远传达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各级干部回县以后，按照县委的统一部署，全县大批“小脚女人”的“右倾保守思想”，由县委书记县委书记张德亲自挂帅督导，很快掀起农业合作化高潮。1956年1月，环江县农村普遍建立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的农户必须把土地和生产资料全部交给高级社统一安排，取消土地分红，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在大办合作化运动中，各级干部对农民采取“一哄二抬三强迫”的办法，一时闹得民心慌慌，乱子四起。 干部们对农民大搞宣传攻势：“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土地是共产党分给农民的，共产党带领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合作化是让农民共同富裕的路。”“合作化，集体劳动，走苏联老大哥的路。苏联的集体农庄，拖拉机耕地，自流化灌溉，康拜因收割，种地不用人力，全都是机械化大生产。”“实现合作化，搞集体生产，人多力量大，搞起生产有干劲。”“入社光荣，不入社可耻。”…… 干部们在农村和社会上大造“入社光荣”的政治声势。尤其在转高级社时，入社成为政治待遇，对地主、富农、反革命份子，实行群众评议，表现好的，可以摘帽入社，否则入社后实行管制劳动改造。因此，不入社的人社会地位比地富还低。许多没入社的群众只好蜂拥而至。对还不愿入社的人，一卡二压三批判。 干部们为了完成任务，对不愿入社的群众实高压，发动已经入社的社员，开会批斗那些不愿入社的群众，经常是边批斗边打骂，搞得那些不愿入社的人一听说开会就紧张害怕。你越害怕，批斗会还开得越热闹，白天开了晚上开。有的干部还实行严厉手段，对没有入社的群众，牲畜不能上山吃草，孩子不能上学读书……结果全县很快实现了高级社化。 高级社给农村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给农民带来了许多恐惧、担忧、困难和麻烦。 高级社实行生产资料充公，生活资料按劳分配。用群众的话来说，就是土地共产，耕牛、农具充公，干部捏着社员饭碗。因此，一说到马上要搞高级社，农民们怕共产，纷纷卖牛、杀猪、宰羊、杀鸡杀鸭、砍树……一时间造成环江县农业生产的大破坏。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受到严重挫折，加上1955年发生春旱，导致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 1955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县粮食总产量由1954年的5618万公斤，下降到4749万公斤，减产15．47%。 其中减产严重的地方，如下南区，粮食减产31．2%。而粮食减产，征购粮反倒增多。因而造成严重粮荒。据1956年3月统计，全县农村粮食缺口达500多万公斤，其中下南区缺粮106．5万公斤，缺粮户4466户，占总农户数的86．3%。群众生活十分困难。下南的老秀才编了首民谣，农民们拿了做歌唱：“高级社，不高级，集体生产真寒心。干部脸色象老爷，出工分粮都扯皮。出工要跑几十里，收工摸黑没饭吃。一年到头忙生产，年底粮食难充饥。不管天，不管地，要田拖牛单干去。”由此而来，社员拉牛退社的现象大量发生。据水源、下南、驯乐3个区的不完全统计，要求退社的农户有566户。
为此，1956年8月，环江县委书记王定亲自带领调查组，深入到毛南族聚居的希远和景阳两个高级社进行调查研究。王定是一个求实爱民的干部。他根据希远社采取的“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确定了符合县情而又能应付八方的政策：地处山区，居住分散，群众文化低，生产力水平低，并社转社过快，规模过大，经营管理过分集中统一，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因此必须实行改革，大社划小。措施有三：规模过大，居住过于分散的社，分为若干独立核算的小社；保持大社原有组织，下设若干独立核算的分社；大社规模不变，对一队多屯，各屯收入又悬殊的生产队，适当分小，自负盈亏，单家独户则采取“包产到户”。凡山区社队都可以推行“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1956年农业合作化高潮中，全国各地都发生过“大社划小”、“三包到队”、“包产到户”的情况。但是，环江县委的改革方案和措施，却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随后，县委经过试点，很快在全县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办法。因而有效地解决了社员拉牛退社的问题。1957年，全县粮食总产量达到4894．5万公斤，比1956年增产739万公斤，增长17．78%，山区社队小作物生产得到恢复，群众生活有了较大提高而深受社员欢迎。
1957年2月，广西省委工作组到环江县进行农村社会调查。当他们发现这一情况后，立即报告了省委。在省委几次督促下，宜山地委几经肯定又“纠偏”的风波，终于对环江县委进行了改组。1957年5月，宜山专署副专员戴春涛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县委成员大多数人“靠边站”。 8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指示》，环江县委于8月18日召开了四级干部会议进行传达和贯彻，到会干部有三千多人。接着，全县开展起全民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对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副书记东丙庚、陈朝鲜、水源区委书记覃春田、明伦区委书记邹本源、大安区委副书记韦灿如进行严厉批判，并将其划为“右派分子”开除党籍。县直机关和区乡干部中，也有一大批人受到株连，下放农村劳动改造。还有一大批支持和实行环江县委改革方案的基层干部受到批判斗争，其中6人被判处徒刑。
1957年12月，“为了加强环江县委的领导班子”，中共广西省委决定调洪华任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加大“反右斗争”的力度。环江本来就因推行“三包一奖”，“包产到户”，“小作物下放到户”而成为“反右斗争”的重点县，从此，环江县的人民就在洪华的统治下，踏上了大跃进?苦日子那暗无天日的路程！ 环江县的大跃进，始发于1957年冬，勃起于1958年初。
1958年8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毛泽东视察山东的消息。当历城县干部汇报说，北园乡准备办大农场时，毛泽东发话了：“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它的好处多，可以把工农商学兵合在一起，便于领导。”很快，“人民公社好”传遍全国，传至毛南山乡。8月25日，环江县委召开全县广播大会，由主管农业的县委副书记江琴堂做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报告。 8月，人民公社化运动一风吹。8月25日晚，中共环江县委召开电话会议，全县12万多干部群众到主会场和分会场参加会议，听取县委领导人关于成立人民公社的报告。当夜，全县到处张灯结彩，锣鼓喧天。在一派热闹声势下，“到会的12万多干部群众都签名要求加入人民公社”，县委当晚宣布“环江县实现人民公社化”，环江县原108个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46342个农户，以区为单位，合并为8个人民公社：红旗人民公社（城管区）、红日人民公社（水源区）、红星人民公社（川山区）、和平人民公社（下南区）、卫星人民公社（大安区）、先锋人民公社（明伦区）、火箭人民公社（为才区）、上游人民公社（驯乐区）。入社的户数、人口、耕地，均为100%。原来的108个乡，改为108个生产大队。1959年3月，又将8个人民公社划分为17个人民公社。 人民公社建立后，公社实行高度共产化，对生产资料实行无偿调拨；劳动力则按军事编制，编成团、营、连、排、班，实行统一调度。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当时环江县委提出的口号是：“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行动战斗化，干部军官化，社员战斗化。”“并一度推行伙食供给制、工资制，同时以自然屯或生产队为单位大办集体食堂，吃饭不要钱。据统计，全县共建食堂1984个，就餐人数达155745人。全县还建立了幸福院（敬老院）110个，入院户数990户，1320人；全县创办托儿所444个、幼儿园35所。” 从此，环江人民无论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几乎一个不少地在人民公社体制下，开始了“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并在此后的人民公社中，缺衣少食地生活了三十多年。 而洪华则领导着环江县委，从此跨上“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战车，一路风驰电掣，创下诸多“人间奇迹”！
二、人神共主创奇观
发动大跃进，中共几次重要会议选址很有讲究：南宁会议、成都会议、武汉会议、郑州会议、上海会议，等等。广西、四川、河南、湖北、上海等地，省委主要领导人均受毛泽东十分赏识。此际，陈漫远虽然下台了，但新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刘建勋却势头日盛。 1958年1月，中共中央在南宁召开包括九省市负责人参加的南宁中央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严厉批评了1956年的反冒进，说反冒进是政治问题，使六亿人民泄了气；并弦外有音地说，1957年的右派一攻，把一些同志抛到离右派只有50米远了。周恩来检讨不迭。 南宁会议确定了1958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以高指标、高速度为特征的大跃进运动全面升温。 南宁会议刚结束，1月31日至2月15日，中共广西省第一届委员会第六全体会议在南宁召开。大会传达南宁会议精神，并提出广西农业大跃进的五年指标：到1962年前，实现粮食亩产八百斤，提前五年跨“纲要”。 1958年5月，中共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追求高速度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并确定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毛泽东抡起大棒，大批右倾保守的“观潮派”，要求各个山头、村落、各个机关、部队、工厂、合作社，都要实行“插红旗，拔白旗”。又挥舞大旗，为全面来临的大跃进高潮加压提速。 南宁会议广西开，广西大跃进运动要搞起来 历来低产落后，灾荒不断的广西大跃进怎么搞？这是一个严峻的现实。
1955年至1956年春，由于高级社运动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加上55年遭受旱灾和水灾，国家征购“过头粮”等，致使56年广西发生春荒，尤其平乐地区的平乐、荔蒲、横县3个县，发生大规模饿死人、浮肿病等严重事件。据统计，三县饿死550人，14700多人流离失所，讨饭渡荒。 1957年6月,国务院52次全体会议，监察部部长钱瑛作《关于1956年广西省因灾荒饿死人事件的检查报告》。报告强调，这一事件的客观原因，是水旱灾害和56年春雨连绵，早熟作物减产50%左右。但另一方面，事件发生主要原因，是当时中共广西省委、省人委主要负责人的官僚主义作风问题严重，问题发现后，没有及时总结经验教训，教育干部，对负有责任的干部长期不作严肃处理。同时，国务院作出《关于广西省1956年因灾饿死人问题给有关失职人员处分的决定》，省委第一书记陈漫远和省委书记郝中士、肖一舟撤销党内外职务，3人均调离广西。刘建勋任省委第一书记，贺希明任省委书记处书记兼副省长。同时，分别给平乐地委、专署和平乐、荔蒲、横县三县县委、县政府有关失职人员撤职留党察看、记过、严重警告等处分。平乐事件震动全党，也给广西省上上下下的干部敲响了警钟：人民的生活、生死，岂能漠视！ 大跃进刚开始，省改自治区后的自治区委负责人班子，他们从反面吸取教训，认为广西原领导班子出了事，要改变中央对广西的看法，必须下大决心，把广西的大跃进工作搞上去。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但平乐事件余威犹在，一些干部还跟不上自治区党委的步伐。于是，在“全国一盘棋”的局势中，一场“反右倾，拔白旗”运动，大批促大干，迅速扭转了全区局面。大跃进在广西迅速升温。 6月，广西在大规模批判以陈再励为首的“右派集团”高潮中，自治区党委召开一届三次扩大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大二次会议精神。自治区第一书记刘建勋，代表自治区党委，向全区党政军民号令：1958年，广西要大批右倾保守，大战粮食、钢铁卫星，粮食要翻一番，总产要达到216亿斤。广西的大跃进，伴随着动地战鼓冲天而起。 8月10日至13日，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地县委书记会议。会议提出，1958年，广区自治区要实现粮食“千斤区”，争取实现“一千五百斤区”。会议决定，苦战3个月，搞好中晚稻田间管理，实现农业半机械化，做好水利建设准备工作。会后，各地对增产指标又层层加码，订出“万斤县”、“万斤乡”、“万斤亩”等跃进指标。然而，他们忘了，平常年份，广西大多数地区粮食亩产才二三百斤。 柳州是广西的典型。8月，柳州地委召开地委扩大会议，贯彻自治区党委一届三次扩大会议精神。地委书记贺亦然心急火燎，召集各县县委书记参加，亲自布置督促各县制订跃进指标。。当时，环江县属柳州专区管辖，洪华风尘仆仆地赶到柳州参加会议。会议的主题就是“大批促大干！”由此而来，大会特别强调开展反右倾斗争，批斗了一大批重实际、讲真话、或对大跃进初澜中显露问题表示异议的人。地委提出了农业大跃进的宏伟目标：亩产达到3000斤，争取5000斤；总产165亿斤，争取275亿斤。“力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 就在会议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 8月中下旬，跃进“卫星”如火如荼。湖北麻城放出水稻三万六的“大卫星”后，刘建勋急了。8月19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全区地、县委书记紧急电话会议。刘书记对主持会议的区委副书记说：“毛主席在看着各省放卫星呢！广西落后了，要让毛主席看得上，广西必须放大卫星，争上游。”他告诉全区地、县干部：“今年丰产了，但缺少一颗大卫星，这是缺点。湖北亩产三万六的卫星，是把九亩移到一亩去的。全国卫星没有五万到十万斤一亩，恐怕是放不出去的。”并强调：“现在不管一切，必须拿下大卫星！” 8月28日，自治区党委、区人委会发出《关于开展高额丰产竞赛运动的决定》。从此，大规模“丰产试验田”和“卫星田”到处出现。电话会议要求各地（市）、县委必须抓紧落实粮食高产工作。 区委着了急，地委火烧心！柳州地委紧急召开地、县、乡、社四级干部会议。会议的基本方针，就是“放出大卫星”！会议大唱“敢想、敢说、敢干”，“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只要能想到，一定能做到”的高调。贺书记在会上摆开胡萝卜加大棒的架势，言明了一个中心思想：放卫星争上游的，重奖！放出卫星，“登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的，奖一辆小汽车。”放不出卫星的，“拔白旗”！ 贺亦然特意私下召见洪华，千叮咛，万嘱咐：环江一定要拿第一。要千方百计超过湖北，争取全国第一。并明确指示，一定要解放思想，从方法上想办法。是要学麻城，移禾并蔸，要多弄几亩田。拿了第一，一定重奖。贺亦然亲自给洪华倒茶点烟，并请喝酒吃饭，边吃边谈。 洪华受宠若惊。在贺亦然办公室，洪华拍着胸、捏着拳：“贺书记，您放一百个心。不夺全国第一，我绝不见您！”并马上给县里打长途电话，布置县委立即开展“放大卫星”工作。并指示由县委分工负责农业的书记江琴堂主持，由曾兼任过城管区委第一书记的县委书记处书记季桂明、城管区委副书记韦玉昆、城管区委委员、区妇联主任李钰金负责，在城管高级农业合作社搞移禾并蔸的“高产试验”。 家里做好了安排，洪华心中有数，底气十足。在地、县干部会议上，他多次拍着胸膛下保证：“耕地三十万，总产百五十亿斤粮，只准超过不减少，保证亩产五万三”，“誓争全区第一，全国第一，天下第一！”胆气包天，豪情冲天！ 在四级干部会的擂台赛上，洪华玩了个绝活。当力争第一，大放指标“卫星”的鹿寨县委书记报标打擂发完言后，洪华“蹬、蹬、蹬”几个大步跨上擂台，猛地把白衬衫扣子一把扯开，只见里面汗衫上写了五个鲜艳红字：“誓死夺第一。”台上台下，掌声雷动，叫好声连片。 洪华这下子可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会议一散，急急匆匆赶回环江。在县委干部动员会上，洪华向全体与会者宣布：“区委和地委都在看着俺们，环江要放就放他个十万斤以上的大卫星，小的没啥意思了。”主席台上，洪华十分亢奋，一口山东话震得山响：“放卫星，就得学麻城。麻城九亩并一亩。俺就搞它个十亩二十亩并一亩。麻城放三万六，谁说俺就不能放它个十万二十万斤的大卫星？” 会下，洪华也照猫画虎，把红旗公社定为重点，叫来季桂明，又点烟，又倒茶，亲口布置说：“粮食卫星，红旗公社放十多万斤的，全县放一批，几个公社都放，红旗是大头。放好了，我先放一句话在这里，一定嘉奖。放坏了，就自己掂量。” 季桂明十分激动：“洪书记您放心，一切有我呢。拼着命一条，我也不会辜负您！” 布置完毕，洪华前呼后拥下乡了。一路巡来，一路安排放“放卫星”。洪华也真够辛苦忙乎的，他还要安排钢铁战线的“元帅升账”，一天到晚风尘仆仆，时常连吃饭的时间都不消停，一边吃，一边谈。他还时常找来季桂明，亲自安排放“大卫星”的细节，了解情况，下达指示。 季桂明召集红旗公社的社队干部，反复开会斟酌研究，落实放“大卫星”的措施。
8月22日，季桂明、韦玉昆、李钰金到城管农业社召开干部会议。参加会议的社、队干部有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欧后裔、副大队长欧谈基和杨全明、会计曾海涵、文书韦树高、妇代会主任吴彩繁、省下放干部李光宗和部分生产队长。会上，李钰金传达上级领导关于放“大卫星”的指示精神，介绍湖北麻城，搞移禾并蔸，放出亩产几万斤的“先进经验”。经过一阵热热闹闹的讨论，会议决定在县城二码头和公路之间的一块半月形、一亩多地的“卫星田”里，放“大卫星”。 地点确定之后，干部们下起了真功夫。首先，派出社员把在块田里快要成熟的禾稻移出里，然后用几十个人深犁一尺五，按氮、磷、钾肥的比例，成千上万担各种肥料倒进地里，耙融捣烂。又砍竹子，修木桩，从8月24日到27日，准备了四天。由于主要男劳力已经调到“钢铁战场”“大炼钢铁”去了，因此，县委一声令下，抽调了城关大队的“后方”主要是妇女劳力、县直机关干部、集中待命的中小学教师，共计一千多人一齐出动，从8月28日到29日，到半月形的斗丘田附近的三乐、城管、要良、中山等大队，选出八九十亩中稻，把长势好、快要成熟的禾谷，连根带泥包好，搬到斗丘田来并蔸（见1961年3月2日中共柳州地委《关于洪华罪恶事实》。而《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据罗克正、欧谈基、江琴堂等人的回忆，当时“并了五六十亩”）。 季桂明发话，移禾并蔸，密度要禾挨禾，禾挤禾，小孩坐到禾穗上，也要掉不下来。而那八九十亩田里其它的稻谷，人踩牛踏的，基本绝收。 禾苗太密，几天就会发黑发软。他们又派出专人，6个社员在“卫星田”的四周，日夜不停地给禾谷鼓风喷水降温。还每隔1.7到2米打一排木桩，横竖都拦上竹片，边打桩拉篾片分格，边将禾谷一蔸一蔸地紧紧顶牢实，田边的四周也打桩拉围，压紧顶牢，以防倒伏。并且每晚都在这块“卫星田”的四周点灯诱蛾。 一千多人大战两昼夜，终于准备就绪了 万事俱备。洪华向地委汇报了放“卫星”的准备，说是要放一颗全国最大的“高产卫星”，亩产要超过十万斤！接到环江县委的报喜，贺亦然欣喜若狂，赶紧上报自治区。于是，柳州地委和广西自治区委向各新闻单位及电影制片厂发出邀请，地委和自治区委又分别安排了一大批干部、专家，组成检查验收团赶赴环江。刘建勋亲自交代，到时候他会守着电话，等着为广西争光的环江“卫星”。 终于，环江“高产卫星”上天了！这亩产13万多斤的奇迹，真是惊天动地。而且这是在县委大院场上，由几百位干部群众现场验收的数字。材料报上去，一路赞叹声。
三、神话时代的神话
1958年9月初，环江县委大楼，县委书记处办公室。 洪华书记慷慨激昂：“解放思想，反对右倾保守，是大跃进的指导思想。前面几次放卫星，同志们工作扎实，取得成功。这次放大卫星，一定要有充分的准备措施。县委内部要统一思想，任何保守情绪，都要彻底粉碎！红旗公社放水稻大卫星，桂明同志要立军令状，保证不出任何问题。说实在的，这次放卫星，上至区党委，下至老百姓，都看着我们。成功了，有功庆功。给我弄出麻烦来，哼哼…….”洪华发哽的山东口音，令人不寒而栗。 县委副书记兼红旗公社党委书记季桂明马上接口道：“洪书记放心，我拿党票保证，红旗公社的水稻卫星，一定要夺全国冠军！一定按照确定的方案做好，保证不会出问题。革命的浪漫主义精神，要靠我们认真细致的工作态度去实现。” 县委宣传部长拿着《人民日报》来说话，几分诌谀地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这是党的指导方针和口号。《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说得好，我们今天真是生活在一个神话般的时代。多精辟呀！大跃进时代，就是神话时代。我们这次放卫星，一定会创造毛泽东时代最辉煌的神话般奇迹来。洪书记放心，我们向您立下军令状，如果放卫星出了问题，任凭党处罚！” 洪华急躁地站起身来，捧起茶杯两眼杀气腾腾：“各位，我再说一遍，我向地委书记处立了军令状，放不好这颗卫星，拿我是问。共产党人，就要有这种胆略气魄！那我今天把话说到前面，这颗卫星放不好，我就拿你们是问！”在会后说到放“卫星”时，有人提出万一出了问题怎么办？洪华两眼一瞪：“怎么办？还杀头哇？共产党人要有不怕开除，不怕降级，不怕坐牢，不怕老婆离婚，不怕杀头的五不怕精神嘛！” 洪华私下里向他的亲信口述机宜之余，曾十分动感情地说：“放跃进卫星，是要敢于付出代价的，上刀山，下火海，勇往直前；上天堂，下地狱，在所不惜！全国都在大跃进，放卫星，哪有那么多真的？”
1958年9月9日。 历史似乎特意为环江创造了那一天，那是环江县创造历史奇迹的一天——环江县创下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高产纪录”！ 三天后的《广西日报》，为环江的这一天留了整个头版，详细报道了环江县创造历史奇迹的这一天。《广西日报》的套红栏大标题格外震人：“环江创全国水稻丰产最高纪录。红旗公社一亩一分多试验田，亩产突破十三万斤。” 报纸还刊发了这样两幅新闻照片：一个小孩坐在尚未收割的禾稻上面，就象坐在一张硕大的睡莲叶上安安稳稳，眉开眼笑。照片的说明是：小孩在试验田的稻禾上面爬来爬去也掉不下来。照片似乎让读者的确无可置疑。另一幅为试验田的培育者之一??吴彩繁的形象照。 在应邀而来的电影摄影师叶宁的导演下，9月9日一清早，各路参观验收的队伍约六千多人，从四面八方向实验田涌来…… 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写的通讯报道《高产颂》，使人仿佛又置身于那个热气腾腾，人喊马嘶的场面—— “9月9日一清早，当雾气还密密地笼罩着四周群山的时候，络绎不绝的人们，云集到环江红旗人民公社一块一亩三厘田的周围。人们来自最边远的公社。来自柳州地区其他十几县。当然，还有来自自治区党委、人委的代表，和有关方面的学者专家。六千多男男女女，围得这块已熟透了的高产田水泄不通。千万只眼睛充满兴奋和期待的光彩，紧盯着那块有点象马蹄形的悬旗挂彩稻田，看它究竟能必多少谷子……” 收割前，举行了隆重的开镰仪式。先是估产。“有人问社干部李钰金同志这块田多密。她的回答是请大家坐到上面去试一试。”结果还真有人踏上了禾谷。摄影机、照相机忙个不停：自治区农垦厅陈任生、民政厅张显龙、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秦振武和两名公社干部先上了去，七八个记者和摄影师也坐了上去… 记者一支笔，招出来尽是大人物。“自治区农垦厅陈副厅长、民政厅张副厅长、民族事务委员会秦副主任和两个社的干部，先后坐到禾上面；闪七个人已经够重的了，可是，七八个电影摄影师和摄影记者为了抢上这个动人的镜头，也纷纷踏上禾面，是十几个人的重量，并没有给禾苗带来多在影响。人们又推测这样密的禾可以产多少斤谷！有的伸一只手；有的说可达七八万；但消息录通点的人却伸了两把巴掌。据说县委向地委报了十万斤的估产数。十万斤这是个不免使人咋舌的数字。所以，当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同志宣布开镰时，鼓掌声响得象春雷一样。” 那是一个何等庄严而又热烈的场面呵！人群如涛，锣鼓如雷，彩门如虹。一部部照相机在按动快门，电影摄影机忙得不亦乐乎。
10点15分，洪华出场了。旗门开处，站出一个北方大汉。此人貌不出众，却威风凛凛。只见他踌躇满怀地环视着四周的人群，麻脸上坑坑点点，也都流光溢彩。他把系有红绸的镰刀，象授功勋章似地递到领头开镰者的手上，授予红旗人民公社党委第一书记覃建勋，城关大队党支部书记罗克正，副大队长欧谈基和杨全明，大队妇代会主任吴彩繁等人，而第一个从洪华手中接过镰刀的领头开镰者，更是精神抖擞，神气活现——此人就是这块高产卫星的炮制者季桂明。一眼看得出，这是一个十分精明强干，善于钻营官道的干部。 10点24分，开镰了！罗克正一声令下，496位“十万斤亩野战军”奉命下田参加收割、运禾、脱粒和运输。“四百多个男女社员，以军事化的速度行动，投入战斗了。七八十把镰刀不停地舞动；三十架打谷机在飞快地转；数不清的人来往搬运割下的禾和打下的谷。可是，太密了，禾苗密到一条禾杆紧挨着一条禾杆；密到宽些的镰刀伸都伸不进，而不得不用的办法。因此尽管人们的干劲再大，收割的速度是很缓慢”。 太阳步步升高,天也越来越炎热,可是扩音机里传出的”已收二分五,得谷二万五”的喊声,不但使大家忘记了疲劳,而且使人变得更加兴奋,情绪高昂。
“从上午十时许收割开始，到晚上九时三十分结束，收了将近12个小时长的时间，不少人连饭都没有很好吃，可是那高涨的情绪，却始终没有一点松弛。而当司磅员最后宣布一亩零七厘五田收谷14万多斤时，更爆发了一阵纵情的欢呼。” 还留下0.055亩供人们参观。 “卫星”田离城不过3里，收割的谷子，由人们一担担从田里挑进城，在县城主要街道上示威般地转了一圈之后，运到了县委院子的球场上。名为“挑粮游行”。 球场上金灿灿的稻谷堆积如山。 经过十几个小时，直到晚上9点30分，整个收割才宣告结束。 每一担谷子都要过磅，而每一台磅称都有上级机关的干部监督，每一担谷子过磅后，就有专人把重量记在划码单上，记满一张后，都会有人把累计写在挂着的黑板上，一码一码地过称，这当然是让人信服的了！ 收割宣告结束后，县委书记处书记江琴堂为丰产报道召开记者招待会，正式宣布：这块由18.9亩移禾并蔸的高产试验田的面积共有1.13亩，已收1.075亩，经过严格的登记和累计，所收的干谷达到140217.4斤，折算亩产130434.14斤。尚留0.055亩未收，留待以后组织参观。 就这样，环江县创造了全国，不！是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水稻亩产最高纪录！环江县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奇迹！环江《跃进报》最先报道了这一震撼人心的历史奇迹！ 水稻亩产13万多斤！ 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它把山高水冷，正常年景水稻平均亩产二百多斤的记录，一下子提高了430多倍以上！ 大批各级政府要员当场验收，为这颗“特大卫星”发射成功，打上了权力和机威的大印。被邀请“参加验收的有：中共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书记江琴堂，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陈东，自治区林垦厅副厅长陈住生，民政厅副厅长张显龙；中共柳川地委代表、工业交通部部长张延年、组织部长马振东、自治区工农业生产检查团柳州分团副团长秦振奋武、政协区委会副主席丘辰。” 参与验收的还有一大批奉命而来的学者专家，他们的大名也垂昭历史：“广西农学院院长孙仲逸，作物栽培学教授翁德齐，遗传选种学教授吴如岐，广西大学教授龙季和，区农耕研究院所技师陈士宏、杨半年和有关农业科研机关的水稻技术人员等。” 记者们当然不可或缺，邀请来的新闻单位有：《人民日报》、新华社广西分社、《中国青年报》、《广西日报》、《广西妇女报》、《广西青年报》、广西人民广播电台、《群众艺术报》、《红水河》杂志社、《跃进日报》、《柳州日报》、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南宁电影制片厂、自治区电影摄制组的记者和摄像师等，共计35人之多！创下大跃进以来，一次放“卫星”到场记者最多的记录。 这样一个惊人的数字是怎样炮制出来的呢？知情者后来把真相告知了历史：原来，为了放出“放大卫星”，环江县委领导人事先做好安排。在“挑粮游行”时，一群群社员遵照县委事前的交待，从路经的四个生产队的粮仓里，挑上一担担谷子，等“挑粮游行”的队伍路过时就尾随跟上。一路上，“挑粮游行”队伍的人数增加了两倍多。 尽管如此，组织策划者们还生怕达不到“卫星”指标，他们事先又指示安排，要挑谷的社员们趁乱出蛊，浑水摸鱼，趁着过枰现场乱哄哄的场面，过完称后，挑起担子，不准倒上谷堆，又在场上三转两转，插进等待过枰的人群，再次过枰。即“团团转”过枰法！如此循环往复，同时趁乱之际，要求过磅划码人员一码多划，有的划码人乘上级机关的监督干部不注意，一码就划上它四五道。 这样一来，累计的数字节节升高，十几个小时下来，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特大卫星”，还就真的超过了环江县委的原定计划。 据当事人的回忆，9月9日这一天，尽管绷着劲，“洪华的心里那个高兴，就不用提了，好象每个麻子眼里都往外闪烁着喜悦。” 那是一个神话般的时代！那是一个假话连天，不齿于人的时代！那是一个良心扫地，人性泯灭的时代！ 9月12日，《广西日报》整个头版套红，发表环江水稻“创全国最高纪录”的报道，还发表了由记者黄义杰、张辛、骆正元、杨素珍写的通讯报道《高产颂》。 12日的《广西日报》还刊登了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委给环江县委和县人委的贺信：《祝贺环江创水稻高产新纪录》，热烈祝贺环江创造水稻高产新纪录。为此，《广西日报》郑重发表社论《思想上的又一次解放——欢呼环江中稻大面积高额丰产》。该报二版还发表了记者黄义杰、骆正元的《高产二三事》等文章。 在一版的下角，还加了一幅“跃进漫画”，并刊登了一首画配诗：“稻禾密密像森林，稻杆腰际绕白云；收割要用大锯锯，收下要靠火车运。” 9月12日的《南宁日报》，在第一版显著位置报道了着一“人间奇迹”！其标题特别震撼人心：“见过吗？听过吗？想过吗？中稻亩产十三万斤！我区环江红旗人民公社破全国纪录”。 9月18日，《人民日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向全世界宣告了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特大喜讯”。 …… 据现在可考的历史资料，当年全国对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人间奇迹”的报道及有关评论，高达3864篇以上。
环江的神话，震撼中外。多少年来，群山屏隔，闭塞落后的环江，似乎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荣耀。国内外赶来参观的人群，潮水般涌向环江，涌向那块斗丘田。 西方社会为中国人“放卫星”的大胆想象惊叹不已。苏联老大哥则一惊一诧：倘若中国最贫瘠的山地，也能亩产13万多斤，那么赫鲁晓夫在和毛泽东宣告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的大进军中，岂不会落伍三秋！苏共秘电驻华使馆，务必查清其真谛。苏联专家风风火火，直赴广西。当年苏联专家在中国大地上，跑来跑去，名符其实地成了追星族??追赶中国大陆的跃进“卫星”，以证其实。 也有诚心的信徒。紧靠广西的北越领导人，为此食指大动：广西毗邻越南。若能取得真经，也亩产十万八万，那还怕什么贫穷饿饭，革命岂能不成。北越政府匆匆派出农业考察团，专程赴环江取经。但实地一看，全傻了眼：环江人吹嘘的“高产卫星”，除深翻土地多施肥外，没有其他高招。越南人上报的结论是：亩产十三万，不过是蒙骗上级的神话。
高产“卫星”震动京华。
12月1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谢觉哉的《观花之诗》，其中之一《听说环江丰收》为五言诗一首。诗人颂到：“环江试验田，亩产十三万。还有九百六，平均一万八。土肥水种密，禾上人可站。做了水稻王，又做钢铁汉。全县定计划，炼铁三百万。信不信由你，环江正在干。”这里，谢觉哉所写到的关于环江放“钢铁卫星”的事，我们将在下面专门讲到。 毛泽东更是感慨万千：全国高产的形势喜人，也逼人。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我们跃进半年多就解决了几千年来没有解决的人民吃饭问题。《人民日报》有几篇好文章，要看看，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一天等于二十年，我看我们是创造了神话般的奇迹。不要迷信洋人和神仙。……毛泽东舒心开怀地指点着说：“粮食产量这么高，要组织人研究粮食多了吃不完怎么办。”点头频频的听众无不开心大笑…… ——这真是一个人神共主的时代！ 时隔30年后，原环江红旗人民公社党委副书记，1988年的县委副书记，回忆起当年的情景，深有感触地说：“那时代的人，胡话当神话，简直是发癫了！” 那狂热的时代，发癫的人们，还有那周期癫狂中多灾多难的民族……
四、 “钢铁卫星大王县”
“是英雄，处处都要争上游，时时都要放光彩！”环江县委书记洪华患上了英雄狂妄症。 大跃进,“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要想当上时代叫响的英雄人物，那就要有藐视群雄、颐使众生、吹牛夺魁、“卫星”顶天的豪气和胆气。洪华在环江百姓私下有三个诨名：“洪卫星”、“洪大胆”、“洪霸天”！ 洪华干这个真格行。“粮食卫星”放出了全国第一，“钢铁卫星”他也曾两度夺得全国第一。洪华也因此被自治区委领导人刘建勋称为“毛主席的好干部”。 的确，大跃进有时代大气候，责任不只是，甚至主要不是在基层。但是，基层干部的素质，直接决定了灾难的程度。象洪华这样一大批闻风发热，欲望膨胀，踏着人民血肉身躯往上爬的干部，则导致悲剧上升到极端。
58年夏粮丰收，“高产卫星”捷报频传。8月，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提出粮食问题基本解决了，全党必须重点搞钢铁。 7月下旬，“全党动员，大办钢铁”的口号，刚刚提到广西自治区委主要议事日程上来，环江县委就闻风而动，摆开了大办的架势。 8月8日，《广西日报》报道，到7月30日止，环江县已有40个乡办起炼钢铁工业，97个炼炉上马。县委还将全县兴建炼铁炉的计划，由原来的150个增至200个，生铁产量由三万吨，增加到四万吨；还决定产钢五千吨。 “全民大办钢铁”，环江一马当先。 无偿平调劳力。大炼钢铁，建炉、采矿、砍树、烧炭、运输都要大批劳力。县委一声令下，计划通知到社，各公社主要劳力即丢妻弃子，抛下正待收获的庄稼，自带工具、粮食，按行动军事化原则，编入钢铁野战大军，奔赴“钢铁战场”。8月29日，《广西日报》报道：当时环江全县“钢铁大军”编一个师，3个团，8个营，1个独立营，40个连，120个排，下设战斗班。3000人编一个团，1000人编一个营，150至300人编一个连。各团设政治部，负责抓政治思想。到8月28日止，已有3个团9000多人到达县办的平地、平治、龙水、都川铁矿厂等钢铁工地，与各厂原有的“钢铁野战军”会合成11000多人的“钢铁大军”，投入采矿、建炉、炼铁的紧张战斗。
环江县“大炼钢铁”的高潮是在十月份，共有九万多人投入钢铁战场，而全县总人口才十六万多人。
强迫投资。白手兴业，炼钢铁要建炉，要设备、要资金。县委的办法：一动员，二劝捐，三强迫。共产主义是人民大众的事，先从老百姓那里共出工业化的积累资金和物资来。 建炼钢、炼铁炉要砖木，县委指示，各社队要充分动员群众，动员捐献投资。于是，全县普遍开展“大鸣大放大辩论”，动员投资。 此招实为缺德和野蛮。各社、队召开社员大会，让大家先自报家产，自认投资，再动员左邻右舍互揭家底，检举揭发，层层加码。结果形成你争我吵，挟私报复，互揭阴私，必至对方倾家荡产而后快的局面。干部却稳坐一边操纵会场，最后拍板定案。倘若有人“不老实”，当场召开“辩论会”。 辩论会就是批斗会，被辩论者要站到台上低头认罪，任由他人揭发批判。弄不好一绳子捆起来，吊打拷问不一而足。如果还不服气，干部带上民兵和积极分子，抄家、拿钱，抢物、拆房、揭瓦、撬砖。运用此法，平治乡在7月份，两天内强迫群众献瓦两万块，砖六千块。 8月23日—26日，环江县委号召全民动员，为“大炼钢铁“捐献投资。3天内搜刮木材14662根，瓦52240块，砖17.6万块，工具6000多件。8月8日，《广西日报》发表环江县委副书记梧裕茂的文章：《环江县委领导土法炼铁的经验》，向全省各地，介绍环江县委动员投资的“先进经验”、通过大鸣大放大辩论，提高了群众认识，各乡立即掀起群众投资热潮，把炼铁炉建起来了。 环江大炼钢铁，拆房建炉，几年后民众的房屋还逐渐恢复建立起来了；但毁林烧炭，则祸害子孙。树大林茂的环江大小山岭几千座，刀斧过后，全都成了荒山秃岭。 最为惨重的是对人的奴役和迫害。为了放“钢铁卫星”，“钢铁战士”们经常日夜不停地连轴苦战几个通宵，稍有松懈，耳光煽，皮带抽，便会应时上身。可怜的还要数“解放出来”的妇女。 7月底，环江县开始筹建红旗钢铁厂。该厂设在离县城约50多公里的白合仓。8月1日，建起第一个土高炉，到9月中旬，建成土高炉23个。该厂4000多钢铁战士中，有娘子军227人，大部分是侗族青壮年妇女，还有60多岁的老太太。 建炉期间，男的砌炉，女的运料。当时大雨滂泼，但干部们口口声声要突击赶工，坚决不让停工避雨。不少妇女正值例假经期，也被迫顶风冒雨挑土担石，晚上一直干到转钟3点多，早上天刚亮又得爬起来接着干。 干部们还经常别出心裁，来考验妇女的“战斗意志”。常见的是“紧急备战”抢运燃料。一逢炉前燃料紧张，干部们就下达战斗命令，规定妇女运输队连夜出发，翻山过坳，到炭场院挑上满满一大担炭，又火速赶回，到第二天上午11点前必须赶到炉群。否则，就以“落后分子”、“破坏大炼钢铁”论罪。有多名妇女因劳累过度而流产。到1959年初，这支妇女运炭队，有一半人劳累成疾。后来因体虚多病，很多人在大饥荒中早早死去。哪位妇女想轻松一些少受累，来吧，干部在床上等着哩，上了床，就能安排炊事员、广播员、通讯员…… 采矿、碎石场这种重劳力活，也有很多妇女。采矿连80多人，一部分男劳力抽去砍柴烧矿，实际挖矿的劳力就剩了妇女。一个妇女每天规定任务，要挖2吨矿石，遇到突击大会战，竟然要挖5吨。晚上，还要轮流和男子一起烧矿。 红旗钢铁厂干部对“妇女战士们”提出：“草地作毡天作帐，荒山野岭作食堂！”妇女们被迫吃在山头，干在山头，住在山头。 8月下旬，全国各地“钢铁卫星”纷纷上天，生产指标层层加码，形势逼人。8月22日，广西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紧急电话会议，布置钢铁生产。要求动员全党全民，全力以赴，大办钢铁。各地第一书记挂帅，采取紧急措施，立即行动，务必完成当年钢铁生产任务。会后，各地区大搞小土群。 9月4日，自治区党委批转达《柳州地区全党全民大办钢铁的情况报告》。5日区党委发出通报，号召全区各地向柳州学习，为大炼钢铁做贡献。随后，全区各地掀起献售废旧钢铁支援生产“抗旱”运动。
9月9日，中共柳州地委召开地、市委书记会议，确定9月份全地区产铁万吨，钢万吨。环江县委决定将当年炼铁任务，由4万吨增至8万吨，县设钢铁办公室，洪华亲自挂帅。县委提出口号：“要让铁水奔流满环江！” 当时，“钢铁卫星”一个一个发射上天，柳川还没放出大“卫星”。贺亦然亲临环江督阵。环江县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全县4个炼铁基地扩大为6个，3个县委书记下到炼铁现场挂帅督战。
“钢铁战线”轰轰烈烈，但“钢铁卫星”还不见大的起色。区委负责人真是焦急万分。9月16日，区党委召开钢铁生产电话会议。韦国清就钢铁生产，提出12条。刘建勋要求各级党委，必须周密布置计算，力争全区钢铁生产在9月20日来一个大跃进，日产2000吨以上，月底达日产5000吨左右，确保当年钢铁生产任务完成和超额完成。 在全县钢铁生产会议上，洪华对各级钢铁生产干部们说：斯大林同志教导我们说，共产党人是钢铁铸成的。现在，钢铁生产任务重，时间紧，有些同志有畏难情绪，有的人还有右倾思想，这不符合大跃进的要求。我现在提醒这些人，必须丢掉右倾保守思想，鼓足干劲，拼性命也要拿下钢铁生产达指标。要不，危险得很呢，你就会被丢进太平洋去了。经过县委认真决定，最后决定，9月29日，放“钢铁大卫星”，全县日产生铁达到一千吨。 洪华的主意很明确，只要区党委下指示，环江每次都要争第一，当先进！结果，只要自治区党委一开会，强调钢铁生产，环江闻讯就放“大卫星”。 环江“钢铁卫星”终于放射上天了！ 10月1日，《广西日报》向国庆节献礼的套红标题赫然醒目：《我区钢铁产量猛增，罗城环江成为日产生铁千吨县》，柳州地区的罗城和环江这两个“卫星”搭档，双双夺得广西“钢铁卫星”桂冠。报道说：本区炼铁先进旗帜——环江，9月29日产铁1014.4吨，放出全区第二个大炼钢铁卫星。环江由此成为全国大炼钢铁中，73个日产千吨县之一。
广西钢铁生产大跃进在全国挂了号，但自治区负责人认为必须乘东风，鼓干劲，进一步掀起钢铁生产新高潮，打好十月份“钢铁战线的淮海大战”。10月15日，自治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会议，提出本月一定要超额完成生产，要求动员全民大放“钢铁卫星”，中央分配的任务只许超过，一斤也不许少！ 10月14日，忻城县放出日产煤57万吨的“大卫星”。实际上是把大炼钢铁以来挖出的煤，和全县已探明而末挖出的矿藏量，加在一起放了日产量的“卫星”。 10月15日，环江县委炮制出全国最大的“钢铁卫星”：日产生铁63321吨。16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欢呼环江炼铁巨星型卫星上天》。10月17日，《人民日报》报道了环江钢铁卫星的发射情况，并发表社论：《祝广西大捷》。 报道说，10月初，环江县委号召全县人民奋战红十月，力争10月20日以前放出钢铁大卫星。接着，全县抽调9万多人，会同宜山、河地两县的支援部队，组成12万多人的钢铁大军，展开生铁生产“淮海大战”。各级党委书记分别亲临矿山、炉边、窑边督战，设英雄塔和光荣榜。烧炭队每人日产木炭800斤；挖矿队每人日产矿石5吨，最高达10吨；挖窑工每人日挖6个土方，运煤每人日运5吨。经过3天4夜，备足煤柴等燃料23718吨，矿石220260吨，建成大中小型铁窑21837个。10月5日，环江生产生铁63321.5吨，另有烧结铁51800.8吨。北京大学和地质学院师生应命参加验收。 “钢铁卫星”形势喜人！刘建勋告诉各地、市委钢铁生产的主管书记，放钢铁卫星，要放连珠炮！10月17日，区党委召开地、市委第一书记电话会议，提出本月超额完成当年钢铁生产任务，力争11月完成当年钢产量10万吨的任务。不仅放钢铁、煤炭和木材“大卫星”；还要放运输钢铁、煤炭、木材“大卫星”。各地党委要抓好10月下旬钢铁战线上的淮海战役的指挥工作。 在“人炼钢铁，钢铁炼人”的口号下，10月，大办钢铁运动进入新高潮。全区最多时投入钢铁生产劳力720万人，占全区劳动力一半。 10月18日，鹿寨县8万多人（占全县总劳力95%）在柳江，融安、石龙、大苗山等县2.6万人参战下，放出生铁日产20万吨的巨型卫星。19日，区党委、人委发贺电热烈祝贺。20日《广西日报》发表社论《群众运动威力无穷?再论广西大捷》。 洪华真有那么一股争狠求胜不服输的霸蛮精神，容不得别人超过他。于是??10月21日，环江又创造出另一项令人瞠目结舌的当时全国炼钢最高日产量的“大卫星”：环江县日产钢13416吨！ 而环江有史以来就是一个缺铁的山区。历史上只有一个平治锅厂炼过一点铁水铸锅，就连群众家中日常使用的铁器也很匮乏。大放“钢铁卫星”的日子里，社员家家户户的铁锅、铁器都收去砸毁，扔进了炼钢炉！ 砍树毁林砸锅炼铁，9万多人苦干半年，环江炼出的钢铁，能用的不上几吨，其他都是百无一用的“烧结铁”。 于是，环江好多年铁器为罕！ 于是，环江人好多年后，一提起大炼钢铁，就伤心落泪！
五、 “卫星”英雄霸王胆
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环江县日产钢一万三千多吨，并不是洪华之流的唯一杰作。洪华，环江人称“洪大胆”。至今，大跃进的过来人，一说起“洪大胆”来，最深的印象，就是“洪大胆”放起“卫星”胆大包天不要命！ 洪华书记，一米七八的山东大汉，方方正正的脸膛上，麻麻点点，环江的老百姓私下里叫他“洪麻子”、“洪大胆”、“洪阎王”、“鬼见愁”。洪华，1918年生，本名王荣耀。出身农民，高小肄业。河北玉田县第二区东范家坞人。1935?1937年到辽宁省抚顺煤矿当工人，后回家务农。1939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化名洪华。历任村党支部书记，分区区委委员，冀东第十八地委保卫干事，组织干事，武清工委书记，县委书记。民国36年后历任冀东军区十五分区警备四团政委，第四野战军补训二师政委，十三兵团留守处政委等职，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参加较大的战斗数十次，屡立战功。南下广西后，厉任南宁市军事管制委员会航运接受组组长，中共贵县县委书记，宾阳地委委员，国营柳州机械农场，西江机械农场场长兼党委书记，中共广西省委农村工作场站处副处长。 1957年12月—1960年3月，洪华调任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刚来环江，能说会道，又有风度，许多干部群众都还是很敬佩他的。但时间不长，只要一说“洪麻子”来了，吓得满街的人们老远能躲就躲，不能躲就赶紧闪到路边或店铺里去，生怕惹火烧身。据说，就连小孩子哭闹时一听说“洪麻子来了”，也吓得连忙止住哭声。因此，又有人私下叫他“鬼见愁”。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闹到鬼见到他都发愁的地步，天怒人怨，其人所为，可想而知。
三十多年过去，当年的同事回忆起他来，仍心有余悸地评论说：“洪华身上，有一股凶气和狠劲，人见人怕。” 县委书记王定因高级社运动造成社员生产积极下降，出现粮荒，而主张大社分小社，山区包产到户，1957年反右斗争被打成环江右派集团头目，县委因包工、包产、包资到户被改组。洪华调任县委第一书记，第一件事，就是大力进行“反右斗争”。一时间闹得环江更加人心惶惶，而洪华很快就得到上级领导的器重和嘉奖。从此以后，洪华的口头禅，是“党叫咋干就咋干”，“誓死当左派”。 中共中央发动起大跃进，很快，全国掀起大放高产“卫星”的高潮。洪华这个人的特点，就是观风看潮，紧跟形势。洪华曾经对县委书记处的书记们说过：“大跃进，主要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说的就是解放思想的问题。怎么才能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呢？还是一个解放思想的问题。怎么才能大跃进呢？那就是鼓足干劲，大放卫星！高产卫星放上去了，就证明你是大跃进了，就证明你是鼓足干劲了。高产卫星放得多，放得大，你就是毛泽东时代的大英雄！” 洪华全身都绷紧了劲，一心要争上游，当英雄。他也自认为“看清了形势，认清了道路，生死要争当“毛泽东时代的大英雄”！洪华在环江放起了“高产卫星群”！而且“高产卫星”放得一个更比一个大。亩产十三万多斤“高产卫星”，不过只是洪华“高产卫星群”中，最为灿烂光辉的一颗！ 红旗公社发射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高产卫星”之前，洪华就热昏了头脑，在全县布置起“大放卫星”的“全民运动”。 早在8月31日《广西日报》套红丰产榜上，环江名列第四，声称全县早稻平均亩产841斤。 9月1日，就在亩产13万“卫星王”发射前11天，洪华授意季桂明在红旗公社安排收割了一块中稻田，声称面积2分8厘，除留4厘田作现场标本外，已收2分4厘，“实收”干谷11921斤8两，折合亩产50090斤。加验收的有广西自治区党委检查团柳州分团副团长秦振武、环江县委副书记季桂明、县人委农业科邓鲁之等。环江因此受到嘉奖。从此，环江掀起“发射高产卫星社会主义竞赛高潮”。 9月6日，红日公社隆胜大队发射一颗红薯“卫星”，声称1370亩红薯长势良好，试收5分地，收红薯74416斤，合亩产148832斤。 9月13日，火箭公社声称，又出现大面积中稻高额丰产田。到13日止，全社已收1014亩3分，产干谷85588410斤，亩产平均8438斤2两8钱。 高潮迭起，层层出奇，是环江县委邀功的招数。 10月3日，《广西日报》报道：《环江三千多亩中稻亩产超过万斤》。报道说：“到9月26日，全县已收割中稻53523亩，总产161311835斤，平均亩产3013斤多，其中亩产万斤以上三千多亩，比去年亩产261斤增产十倍多高产的秘诀在于，普遍深耕8寸到1尺2寸，少数达到1尺5寸；每亩施肥两千担以上，全县人民在县委号召下，展开了增加有效分蔸，植过来，合计164.4来万蔸。” 报道说：“由于高度密植，禾苗不通风，他们就用三丈长的竹筒做了50根通风筒，还在空中安装了24台风扇，用人工通风。因为当地是海拔三千公尺的高寒山区，阳光不足，社员们又拿出了几十块镜屏，上午放到西方，下午放到东方，进行反射。” 贫瘠的土地，愚昧的见识，上级又只教了深翻和密植几手“绝活”。山区的人们，就连编造神话也是那么贫乏干瘪，竹筒、风扇、反光镜，送上天的“卫星”，说不尽的拙劣的和痴笨！ 环江创造水稻亩产13万多斤高产记录！ 环江900多亩中稻平均亩产17009斤！ 环江3000多亩中稻亩产万斤以上！ 环江日产生铁63321.5吨！ 环江日产钢13416吨！ 一颗颗“卫星”，连珠炮似地从环江腾空而起，尤其是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使环江县变成了勇冠广西、名扬全国的红旗县。环江县委第一书记洪华，也自然变成了战功显赫、上级钦赏的英雄。从自治区委到柳州地委，洪华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在柳州地委为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召开的三级干部庆功会上，洪华被披红挂彩，在一片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中，上台领到了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亲授的一面几丈长的大红旗。 洪华马上打电话给在家的书记，要组织群众欢迎红旗。洪华带着红旗到县那天，县城的群众倾城出动，欢声雷动。锣鼓声、鞭炮声汇合成惊天动地的声浪。县委事先组织好的八条大汉，把洪华高高地抬了起来，从街头一直抬到县委会。洪华身后，那面被举得高高的大红旗，迎风飘展。欢迎队伍不断地向洪华、向红旗撒去五彩缤纷的花粉。满街满地，尽是花瓣和鞭炮的尸身。 半年后，人们饿着肚皮，抬着死尸，从这条街上走过。大街上时常有哭丧的嚎啕声，传入县委大院，传入洪华耳中。
洪华书记，曾布置放出了无数鬼惊神泣的一颗颗“卫星”，环江也因此一次次从上级机关领回一面面红旗。洪华在环江任职两年多时间，环江竟领回红旗96面之多！ 是的，洪华正是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他是在大跃进、反右倾的政治浪潮中培养出来的“扛红旗的英雄”。 洪华也总是以英雄自居，党的化身自居。他要人们臣服顺从，他要有一方诸候的至尊和权重。他狂妄地在大会上说：“什么叫党？党在哪里？要不要党？党不是抽象的，第一书记就是党！”又说：“拍我洪华的马屁有什么不好，总比拍国民党的马屁好吧！”对于凡是敢于不服从甚至顶撞他的权威的人，洪华决不轻饶！ 就在洪华炮制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神话时，尽管当时正是反右斗争的政治高压如雷霆万钧，但还是有一些正直的人们，在顽强地坚持自己。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 收割之后，环江县委要求参加验收的自治区、专区领导干部和专家在验收喜报上签名时，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员会组织部副部长陈东就断然拒绝。县委当然拿自治区委组织部副部长也没办法，但是背后也有人说他“右倾”。还有许多人公开说：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外地一些大学生和教授以写信的方式，对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怀疑和质问。 环江县林业局干部谭绍儒以“广西环江县全体农民”的名义，直接上书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反映和批评搞“亩产十三万多斤”的错误做法。环江县城管大队良伞屯在忻城县林业局工作的干部陆佩林，看了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有关报道后，非常气愤地说：“一亩田能收十三万多斤谷子，不信！”当然，在那个年代，讲真话是要付出代价的！广西农学院翁德齐教授就因为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怀疑和质疑，受到广西农学院党委的批判和处分。 洪华得知有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大卫星”持怀疑和反对态度时，怒火中烧，多次强调：一定要坚决打击这股“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三面红旗的右倾反动思想，刹住阶级敌人向党进攻的猖狂势头。”按照有关规定和惯例，谭绍儒的上书被转回环江。在洪华的亲自安排下，公安部门以高效工作方式，在全县铺天盖地全面铺开，圈定对象排查，找线索，查笔迹，终于很快就破获此案。谭绍儒因此受到严惩，大会批，小会斗，漫骂捆绑，毒打酷刑，摧残折磨，弄得他几乎精神崩溃。并于1959年被开除回家，饱经风霜。 陆佩林也因说了那句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话，而被打成“中右”，清洗回家。三乐大队塘南生产队在广西师范学院上学的学生崖玉钟，因为说了几句怀疑环江水稻亩产十三万多斤的话，被批判斗争了一年多。县委财贸部副部长张连元，就因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不满，直斥其为“吹牛”而被送去“小劳改”。已被划为“右派分子”的原县委书记王定，因为说这种做法是“劳民伤财”，便又受到批判斗争。洪华凶神恶煞地告诉手下，对王定这种坏人坏事，决不能手下留情！ 据《环江毛南族自治县县志》记载：在环江当年因为对亩产十三万多斤的神话表示不满，而单是集中关押于县劳改队进行“小劳改”的干部，就高达93人！至于外地因此而受到批判斗争者，不知几何。 专制的权力要有专制的权威。在环江，洪华的话就是圣旨，任何人不得抗旨不遵，否则必定严惩不怠。据后来他的处分材料说，洪华作威作福，专横跋扈。洪华在环江，真是享尽一方诸侯的威势。他这个人，好自以为是，又好大喜功，而且生活上喜欢奢侈享受，作风上喜欢手下人阿瘐奉承，吹吹拍拍。 洪华在环江抖起威风，那可是非同一般。在环江境内，洪华要到哪里去，事先都要给下面打电话，布置下级组织群众夹道欢迎。洪华的随行人员，总是带着四大员：卫生员、电话员、警卫员、材料员，加上其他随从工作人员，前呼后拥，好不威风。 有一天，洪华要到川山公社巡视。一个个电话，事先已传递到公社，公社连夜派人通知到大队和生产队。从公社干部到大队和生产队干部，人人出动，家家户户通知，惟恐漏掉一家一户。有的人连夜跑上几十里山路，赶到深山僻岭里的村村寨寨，指令山民百姓，要准时到达洪华必经之地的路边，夹道欢迎县委第一书记洪华。山民百姓怎敢违抗？半夜，人们就打着火把，从四村八寨翻山越岭往公路边赶路，有的凌晨两点多就赶到公路边恭候圣驾。 川山公社，四面八方几千条火把如长龙摆尾，急匆匆地划破黑夜，向公路靠拢。全公社18000人口，当天出动了11000人，欢迎的队伍从川山排到河老，竟有5里路之长！ 洪华到川山，登上山顶之时，俯视四乡八野，一览众山小，傲笑天地低，竟然得意忘形，几声大笑，昂首招摇，在社队干部陪同下，踏进公社办公楼。
当年太平天国军扎环江，翼王石达开游白龙洞时曾经石壁题诗。县委有人向洪华推荐，说题诗很值得一看。洪华指示县委办公室，“通知下面”。办公室主任赶紧打电话到公社，公社又通知到大队和生产队，要求由公社、大队和生产队三级主要干部带队，组织社员群众沿途欢迎，“规模要大，群众要多，情绪要高，口号要响亮。要安排好生活。”次日，洪华带着四大员，由县委办公室、县委宣传部和县文化局等部门的官员陪同，来到白龙洞。沿途欢迎的人们就象迎接国家元首那样，还专门有人负责段段传信，传信的人赶到下一段，告诉一声：“来了！”洪华还在几里路以外，干部们就赶紧带着社员群众手舞足蹈，高呼口号。洪华一行人到达白龙洞后，按照“迎来送往”的惯例，欢迎的社员群众原地待命，要直到洪华一行人离去才能解散。有的社员饿了一天也没吃没喝，等送走洪华，回到家时，已是第二天天黑了。
这里还发生了一个插曲。石达开白龙洞石壁题诗，的确引起了洪华的兴趣。石达开诗曰： 挺身登峻岭，举目望遥空。 毁佛崇天帝，移民复古风。 临军称将勇，玩洞羡诗雄。 剑气冲星斗，文光照日虹。 共产党人是高抬农民起义的，太平天国又有很重的份量。洪华兴致勃勃，品诗论史，高谈阔论：“人生要象石达开，那还是有些意思的！建功立业，封王封帅，名垂青史。”没想到有人真不识趣，说了一句：“可惜翼王没落个好下场。”洪华闻声，怒火万丈，破口大骂。后来终于趁着运动之机找个碴子，将此人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下放农村。 洪华原本是想附庸风雅一番，以名留青史。但搜肠刮肚，终因思路不佳，才学不及，只好提起笔来写了一句：“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自己也不满意，无奈，只得作罢。没想到下山的时候又摔了一跤。因此，洪华倒台后，有人说他是倒在白龙洞的。
六、 高征购的“红旗县”
“环江卫星”放高产，高产先进征购多。 用洪华自己的话来说，环江放了那么多“高产卫星”，产了那么多粮食，不支援国家工业化，还叫什么共产党人！还叫什么大跃进！高产了当然就要高征购。 按说呢，你放“卫星”，一亩就产粮13万多斤，一个“高产卫星群”就是两亿多斤，国家征购一亩来个几万斤不说，就是征上万儿八千斤的，也只是小菜一碟了。但“卫星”是吹的，粮食是要地里长的。“高产卫星”与实际产量之间的窟窿，要靠农民的口粮去填补。“夺民口中食，为我顶上冠”，浮夸干部大大加深了“苦日子”灾荒程度。 高产“卫星”放的越大，征购越多，饥荒越重，人民群众所遭遇的苦难，也就越加深重。
1958年秋收后，广西的粮食征购任务完成的不好。各地区这一年的年景还是不错的，当然也只是正常的可丰收年景，与高产“卫星”相去甚远。但丰产不丰收，各地普遍存在着因大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放肚皮吃饭，公共食堂吃粮超度，又加上搞大兵团作战，各地普遍发生粮食粗放粗收，甚至于大量粮食烂在地里，没人管没人收的情况。 因此，1958年底至1959年初，广西普遍发生粮荒，而粮食征购任务远远达不到指标数字的规定。自治区党委负责人感觉脸上无光，很是恼火。 刘建勋几次在相关会议上强调：1958年我们广西粮食生产情况是好的，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丰收，粮食生产实现了大跃进。但是，现在广西的粮食征购情况很不好，粮食征收不上来。我们广西的大跃进生产的粮食都到哪里去了？有些干部在自己打自己的嘴巴，一方面叫实现了农业生产大跃进，一方面叫粮食征购任务太重了，完成任务有困难。我看困难是有的，在于这些干部思想方法有问题，起码是思想保守，右倾情绪。尤其是有些领导干部，一听到农民喊叫粮食紧张，就慌了手脚，就否定大跃进的伟大成绩，怀疑党的粮食征购方针。农民喊粮紧，是思想认识问题，是想要多留后手粮，多吃些粮食，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要加强教育和领导。这几年来我们总是遇见这件事情。农村要加强领导工作，要开展反对瞒产和反后手粮的运动…… 1958年12月20日至30日，广西自治区党委在南宁召开地、市、县委第一书记会议，传达中共中央八届六中全会精神，讨论农村人民公社整顿问题。确定1959年1月至3月，开展整顿和巩固人民公社运动，总结成绩，纠正错误。会议提出1959年工农业生产指标，钢20万吨，铁40万吨，粮食在1958年229亿斤基础上翻一番，达到460亿斤，人均粮食2000斤以上。 1959年2月，刘建勋代表自治区党委，在广西农业先进分子代表大会上正式宣布：1958年广西粮食总产230亿公斤，比1958年要翻一翻。要让广西大跃进的步伐迈得更大一些，更快一些（实际产量117亿斤）。 1958年12月，贺亦然在柳州地区县委书记会上宣布：1958年柳州地区粮食总产55亿公斤（实际16.9亿公斤）。也比1958年要翻一翻。 环江的跃进规划，则比1958年翻了两番。1959年元月，洪华在环江县四级干部会上宣布：环江县1958年粮食总产3.3亿斤（实际上只有1.05亿斤，还有水份）。 这一连串的“卫星”，害人不浅。 1958年，自治区给柳州地区的征购任务，是8亿6000万贸易粮，合原粮12亿3000万斤约占柳州地区粮食总产16亿9000万斤的72.8%,比1957年实际完成数增加2.14倍,后来作了调整,也只完成了3亿7739万斤贸易粮。
倘若依此数上交国库，那么16万环江人民，一年只有2500万斤粮食留作口粮，种籽和饲料粮。即使不留种籽和饲料，人均一年也只能留粮156斤；按7成出米率计算，人均口粮一年只有110斤左右，人平均每天吃米仅为3两！最后，不管洪华使出多大的本事，环江也只完成征购任务2680万斤贸易粮，约合3775万斤原粮，这也占去全县粮食总产量的36%。加上正当夏收、秋收之时，全民大炼钢铁，环江县9万人上阵，田野里只有老弱病残妇唱主角，夏粮、秋粮失收严重；而全县各地大搞水利工程，大搞“大兵团作战”，敞开肚皮吃饭。因而1958年的粮食征购任务一下达，就把环江县闹了一个鸡飞狗跳墙。
1959年，柳州地区下达给环江县的征购任务,是7100万斤贸易粮,约合1亿斤原粮,环江县全部的实际粮食总产量,还要多出1940万斤，比1957年实际完成任务增加4.8倍。后来虽调整为5600万斤贸易粮,约合8000万斤原粮,也还占全县实际产粮总数的76%左右。
粮食产量可以吹牛皮，放“卫星”。但国家征购，可是死任务，是要扎扎实实，一担担过称上交，一车车装满运走的。洪华在地委打擂，立誓保证环江粮食总产150亿斤。这区区1亿斤原粮的征购任务还能交不出！ 交！粮食上场就开始交，洪华交征购粮也要放“卫星”，当英雄！柳州地委在年初征购方案中，分配给环江县的征购任务是1260万斤。洪华为了放出交征购“卫星”，早在1958年初，经过精心做好了交粮工作布置，夏粮刚收上来，7月30日，全县一天内上交1447万斤公粮，一天交了全年的粮，还超额14.8%完成任务。
当时夏粮刚收，而水稻还末成熟，在县委“先公后私”，强令数字下达指标的压力下，许多社、队竟将新收粮和库存粮全数上交国库。社员口粮颗粒不留。
征购任务放“卫星”上交后，新的超额交粮任务又下来了。洪华左一个电话，右一个电话，对各公社党委书记连批带训，强硬规定交粮任务和日期，完不成任务的要受党纪处分。 仓库里的粮食拉走了，刚扬完场的粮食也拉走了；有的地方，甚至刚收割上来的粮食，就全数指定为征购粮，颗粒不剩，任务完不成怎么办？ 洪华心里很紧张：你放出的“高产卫星”那么大，产量报上那么高，征购任务交不出来，如何对上级作出交代！不惜代价，一定要把粮食搞出来。 丰产后的粮食到什么地方去了？从中央到地方，得出的结论是：相当多的粮食被“瞒产私分”了！
于是，1958年12月，自治区党委在来宾县召开了“反瞒产”、反右倾的“红粮现场会”。自治区党委书记贺希明杂会上作了反瞒产私分的主题报告。 会后，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朱渭川赶到环江，亲自出马，指导环江的反瞒产私分工作。 按照上级的布置，洪华一直在积极部署环江县的“反右倾、反瞒产”运动。洪华告诉县委工作组：“粮食还有，都被下面瞒产私分了！不要心慈手软！不惜一切代价，千方百计也要把粮食弄出来！” 牛皮吹得大，田里长出的粮食，实际上就只有那么多。交不出粮食，洪华就说基层干部和社员瞒产私分，闹本位主义，破坏国家征购计划。于是在环江县掀起了一场又一场灾难深重的“反瞒产”运动。1959年春季的环江，天高皇帝远，全国各地大都在整风纠社，环江却在自治区党委和地委支持下，大搞起“反瞒产”。 由地委布置安排，由洪华主持，1959年2月27日??3月3日，柳州地区在环江县水源公社召开反瞒产私分的“红粮”现场会，组织3340个社队干部和社员代表前来参观“反瞒产”。 会前，水源公社事先制造一些瞒产私分的假现场，证明群众有粮不交。然后现场会以此为例，向前来参观的干部群众施加压力，逼他们层层自报所谓“后手粮”，全面开展“反瞒产”斗争。 仅仅这次现场会，柳州地区就逼出各县上报的完全是虚假的2亿7296万斤“后手粮”。 这次现场会后，环江县各公社开展起大规模的“反瞒产”运动。由各大队先报一个上报产量最多的生产队为标兵，要求所有的生产队一律向它看齐，达不到指标的，就是“瞒产私分”，就要批判斗争，不给饭吃，甚至要送去“小劳改”。 洪华亲自到城管公社陈双大队，抓反“后手粮”的典型，指导全县的“反瞒产”运动。他把大队和小队干部，党、团员和积极分子，全部集中到大队，搞核实产量。让各队当面报产。 报高产的当场受表扬，产量报低了的当场批斗。又让报高产的人，去批斗报低产的人。如果查出谁有“瞒产私分”错误，或是有嫌疑，立即撤职，送往县办和社办的劳动教养集训队、劳改队去“小劳改”，不给饭吃。
就在洪华亲自抓典型的这次核实会上，被斗致伤又连饿带病，致使13人死亡。洪华恶狠狠地说：“这些人是社会主义的逃兵，斗死几个不要紧！” 上行下效，全县反“反后手粮”的运动，毒打致死者达几百人之多。 报了瞒产，就得交粮。社队所存的有限的口粮，甚至公共食堂的存粮，也被逼得当作“后手粮”交出来了。在这场“反瞒产”运动中，搞出“瞒产私分”的粮食2941万斤。结果，集体的存粮挖空了，农民的口粮搞光了。 尽管如此，环江县的粮食征购任务也只完成了2680万斤，而其征购率已达实际年产量的34%，比1957年上升了13?9%。 1959年2月，环江县粮食全面告急，每人一天半斤原粮也保不住了。但洪华仍在下劲搞反瞒产，征购还在催着交，粮食不断外运，断炊的生产队越来越多。到四五月间，明伦、水源等公社已大部断粮，饿死人的事件日有发生。 幸而，第二次郑州会议精神开始传达，自治区党委批了统销粮，环江县统销100多万斤粮食，紧急抢运给断粮地区，严重的局面才有所好转。饿死的百姓也要争当“红旗县”，洪华搞起粮食来，真的象环江民众说的那样：“灭绝天良，丧失人性“。他却每每在办公室对着大大的红色奖旗眉开眼笑，一看就是半天。 人们说：“洪书记只要看到红旗，心情就好了。”
七、 “引蛇出洞”反右倾和“更大跃进”
1959年春荒。 环江危急！柳州危急！！广西危急！！！广西1959年的春荒，比起1956年的春荒，，那可不是一个级别了。 据《广西省志•大事记》载：1959年初，农村饥荒抬头，4月，全自治区农村48%的公共食堂断粮，有的因无米下锅而停炊。 至1959年6月，在这场空前的大饥荒中，据不完全统计，广西断粮断炊或缺粮少食的人群达到460万以上，因饥荒引起的病情达174万人以上，死亡达16万人以上。情况非常严重。而对此自下而上都在层层隐瞒，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而按照大跃进年代中的自上而下的惯例，从中央到地方，往往都把灾情说成是因卫生问题引起的病情，以免给“三面红旗”抹黑。于是，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就按这样的调子，向中央汇报。1959年6月2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批转区卫生厅党组《关于开展夏季爱国卫生运动的意见报告》，并将报告上报中央。报告说：“据不完全统计，1?5月共发生痢疾86000多人，腹泻16万多人，传染性肝类300余人（据3市17县报告）。痢疾3月13080人，4月26143人，5月32037人。腹泻，3月10286人，4月53948人，5月95520人。今年4月痢疾发病数与58年同期比较，增加2.4倍。我区近几个月痢疾和腹泻的发病数在全国列居第一、二位，更突出的是南宁上丰年发生小儿麻痹症330多人（柳州市、梧州市、武鸣、贵县、左江、宾阳、南丹、贺县等市县亦有少数病例报告）在6月初发生食物中毒1361人。邕宁县凤亭河水库3月25日__4月15日，发生痢疾、腹泻1479人，占民工总数16.4%；大厂锡石矿6月中旬发生水肿病9313人，占全部职工10.23%。”而此前的几番材料，基本调子是如此。
从1959年春荒开始，广西的断粮、肿病、死人事件，就不断地让中央领导人和毛泽东担惊。而全国粮食、病人、死亡统计材料，广西每每名列前茅。当然，比较起1959年下半年开始的更大灾难，1959年的春荒又是小巫见大巫了！ 1959年春荒，柳州灾情，又名列广西前茅。 环江在灾荒、病情、死人问题上，总是位列柳州地区排头兵。 1959年的春荒救灾，广西只是下了一场毛毛雨，但好赖也缓了一下灾情。 好景不长。四月开始发救济粮，饥民们都指望着收了夏粮吃饱饭。八月，又开始反右倾、反瞒产，环江人民又断了期盼中的生路。 1959年庐山会议，彭德怀为民请命上书毛泽东，天威不测，毛泽东盛怒之下，扭转了前期纠左整风的大趋势。会上，刘建勋批“彭、黄、张、周反党集团”发言积极，滔滔不绝，也很有几分气势。回到广西，刘建勋连应召集省委常委会议，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并亲自打电话到柳州，向贺亦然透露马上就要传达和部署“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接到中共中央和区党委通知后，柳州地区连忙召集会议，部署“反右倾”和“更大跃进”为主题的全面社会运动。庐山的风，一直吹到了柳州地区每个县委书记的耳朵里，环江又是运动的重点“红旗县”。
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反对右倾思想指示》和柳州地委召开的县委书记会议精神，8月8日—8月14日，环江县委召开公社领导、政法、公安干部会议，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反右倾，鼓干劲，争上游”的精神，检查工作中的右倾保守思想，部署“反右倾”、“更大跃进”运动。 10月下旬，柳州地区召开地、县、社、队四级干部大会，全面部署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引蛇出洞，全面发动，耐心启发；人人鸣放，畅所欲言；统一行动，打击从严。 应该说，大跃进以来的巨大灾难，已经现实地暴露在全党全民眼前，1959年上半年纠风整社，社会民心的不满情绪也充分表达，上下皆知。因此，全党再搞“反右倾”和“更大跃进”运动，党内党外都存在着不同看法。但在极权体制自上而下的高度压力下，一些干部违心跟潮，一些干部昧心出手，而洪华一类的干部，则喜逢良机兴风作浪大显身手。 在环江县委召集的干部大会上，洪华拍桌打椅地高喊，今年上半年，有些坏人利用党的整社之机，向三面红旗发起猖狂进攻，恶毒攻击我们的党，恶毒攻击社会主义，恶毒攻击三面红旗。骂我们大跃进搞糟了，骂我们人民公社刮了共产风了，骂我们大炼钢铁劳民伤财，跟秦始皇修长城一样了，骂我们公共食堂断了老百姓的生路了，骂我们共产党的干部断子绝孙、比国民党还坏了。总之，比蒋介石骂我们还凶。我们共产党被国民党骂了那么多年，越战越强，还怕你骂么？可耻的是，我们共产党干部中，听到这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不仅无动于衷，还有人随声附和。这次反右倾，要引蛇出洞，先让人家骂，骂得越凶越好，等你骂完了，我再下手，打蛇要打在七寸上…… 对庐山会议的形势逆转，广大农民知之甚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号召大鸣大放，大多数社员以为又是上半年整风整社的风头，什么都说，一吐为快。且大跃进以来受苦受难，广大群众实在难以忍受，干柴烈火，一点就着。很快，全区农村迅速掀起大鸣大放高潮。 1959年11月19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批转柳州地委“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情况的报告”》。 据报告称，四级干部大会后，社教运动在“全区326个公社，2791个大队，已全面铺开。到14日止，全区已有80%左右的大队形成鸣放高潮，进展较快的鹿寨、米宾、柳城、南丹、环江、柳江等县，90%以上大队进入鸣放高潮。据16个县初步统计，到12日止（有4个县只统计到10日），参加鸣放的共达145万人，占农村成年人口的96.26%，已鸣放的116万多条，占参加鸣放人数的80.28%,占农村成年人口的77.33%,到15日止鸣放面达到农村成年人口的90%左右。共鸣放出各种意见654万多条，多的有一个人鸣放30多条意见的。柳城一个富裕中农，共发言20多次，一次最多发言两个钟头，气势汹汹。南丹小阳公社一个富裕农民声称是代表群众意见，说‘就是枪毙我也要讲’，一连串讲了22条，控制会场达一小时半之久。 其中，正确或建设性意见占52.31%；认识模糊占23%；错误意见和反动言论占24.69%。问题性质来看：大部分是集中总路线、人民公社、粮食问题、市场供应、八字宪法，党的领导、干部作风等上面。据柳城49万条意见排队，属总路线，大跃进的占12.5%，人民公社13.1%，粮食问题28%，八字宪法8.7%，食堂和其它生活福利11.4%，党的领导12.5%，干部作风4.8%，其他9.4%。 有些人猖狂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攻击党的领导，说‘共产党不如国民党’、‘比日本鬼子还不如’、‘国民党的狗还有骨头吃，现在连人也没有骨头吃’、‘你们过去讲剥削农民，我看共产党比地主还厉害’。甚至于说‘共产党比土匪还毒’。南丹县一个富裕农民把县委书记比做‘活阎王’，说国民党有五好（吃好、穿好、睡好、做工自由好、买卖东西好），共产党有五光（猪光、鸡光、犁光、称锤光、树木光），‘过去猪吃糠，现在人吃糠，人屎猪屎无法分得出来’。有的公开说‘共产党长不了，最多还有五六年’。 （二）、攻击总路线和大跃进，把多快好省说成是‘多快好损’；说‘大跃进，丰收是干部吹出来的’，‘五八年不如五七年，五九年不如五八年’。‘你讲社会主义好，好我的鸟，现在一无肉，二无酒，三无烟抽’。说‘大跃进有三多，荒田多，病人多，缺点多’，把大炼钢铁说成是‘山穷树尽，家破人亡，妻离子散’，说‘五九年大丰收是因为风调雨顺，天养人肥绿绿，人养人皮包骨’。有的说‘大跃进以来没吃过一餐饱饭，这样下去，再过三年人都会绝种’。 （三）、否定人民公社优越性，说‘公社不如高级社，高级社不如互助组’。说‘初级社好，高级社不错，人民公社越搞越糟’，‘公社化后人瘦，猪瘦、人不如狗’，说公社化是‘人归大队，鱼归大塘，社员无米无糠’。有的说‘五七年粮食大把，猪鸣鸭成群，公社化吃不饱，穿不暖，又没钱用’，把供给制说成是：‘懒汉不好’。对集体养猪也诬蔑，说‘个人养猪比象大，集体养猪比鼠小’，说参加食堂后，‘屙屎狗都不吃，放田也不肥’。把公共食堂说得一无好处。 （四）、粮食鸣放的意见占的比重最大。说：‘谷子黄一块，收一块，交一块（入库），加班加点辛苦干，收了谷子一扫光，政府得丰收，农民受饥寒，种田的人反而没饭吃。一年到头闹紧张，社员八月吃老糠。’ 总起来说是公社化后不如公社化前，解放后不如解放前，一名话，‘今不如昔’。有些富裕农民不仅鸣放而且提出要求。来宾陶邓公社一个富裕农民要求取消计划，‘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河池莫四生产队富裕农民莫芝兰说：‘不要公社，我们保证吃好穿好。来宾和平公社富裕农民陶志明老婆说：‘把土地分给我们，不得吃也不找你们。’” 环江县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大鸣大放，也搞得如火如荼，对“三面红旗”，民怨冲天。 环江“卫星王”所在的红旗公社，鸣放集中在公社化、共产风、放卫星、大炼钢铁、高征购、吃食堂、断粮断炊、浮肿死人。 在“卫星王”发射地的红旗公社本乐大队鸣放中，364人对放“卫星王”提出意见380多条。有的说：“种田人就应该本本分分把秧种下去，把禾侍候好，田里才能长出好收成。共产党种田是拿着屁股当脸描，劳民伤财。尽让干部露脸，老百姓遭罪。” 有的说：“亩产十三万斤，神仙都想不出来的事，共产党就这么吹了，也还就这么信了，丢人哩！天天参观，有什么好看的，你放卫星就来人看，老百姓饿肚子，人都要断气了，也没听说共产党派干部来看看，关心关心我们社员是死是活。” “干部尽瞎吹，水稻亩产十三万斤，这种丢人的话说出去也就信了，还登报广播。现在我可明白了，上面让你放卫星，高产哩，你还不得多交，生产的粮食共产党都征光了，让我们社员受苦饿肚子呢。干部都没了良心，你把口粮抢走了，把社员都饿死了，往后谁给你种粮呢？” 还有的说：“赶上大跃进，共产党把我们老百姓尽往死里整，活在这年岁，命不好，还不如国民党的时候。吃食堂吃食堂，只有食堂，没得吃，哪天得吃几餐饱饭，就死了也好，免得受这个罪。” 关于“共产风”。有的说：“共产党太狡滑了，土改先分点地给你，让你尝点甜头。跟着就搞合作化、公社化，把我们农民的土地、牲口、房屋都共了产，搞得你家破人亡，穷光蛋一个，只差老婆没叫共了产。说是集体主义生活，也搞得你夫妻分离，妻离子散，老婆叫你摸不到边，跟共了妻也差不多了！”有社员说：“共产风刮了起来，比日本鬼子的三光政策还凶，干部带队上门抄家，连马桶也不给你剩一个，让我们社员怎么活？毛主席也要拉屎的，不知道他的马桶共不共产？”“共产党这么搞下去，人都没有做活的心思了，粮食减产，人没吃的，人急要造反的呢！共产党的江山坐不稳。共产党坐江山，要想天长地久，还是要对老百姓好一点，要让老百姓有饭吃嘛！”
关于粮食问题。社员们鸣放最尖锐的就是公共食堂和断粮饿饭，老百姓讲的是自己的亲身感受。 有的说：“给地主干活，做细活、重活，逢年过节，地主还要巴结做工的，买肉打酒，让你吃饱喝足了好好干活，田里才长庄稼。共产党拿人不当人，尽让你干活，不让你吃饭，恨不得天下田里都是亩产十三万斤，国家全拿走，城里人和干部吃得舒舒服服，好吃好喝，农民一粒粮不吃，全交回家才好。这么干，社员哪里有命在？我看共产党只管干部和城里人吃饱吃好，不管农民是死是活。” 有的说：“刚解放，共产党的干部和和气气；合作社，共产党的干部神神气气；公社化，，共产党的干部浑身杀气。动不动就罚饭，打人。哪朝哪代，老百姓遭的罪也没有现在多。自古以来，受灾了朝庭就要放粮，饥荒了就要赈灾，地主老财都施粥舍米行慈善。现在可好，尽说人民公社是天堂，还天堂呢！饿死这么多人，干部一出门，路上都是浮肿病人，不该看不见吧！食堂几个月都不冒烟了，社员光吃野菜，干部还抄家查粮，连人性也没有了。” 还有人说得让干部当场下不了台：“共产党的干部就是土匪也不如，光晓得搜刮百姓，一点仁慈也没有。土匪抢劫还给人留个路费钱，现在可好，饿死这么多人，干部就只管抄家抄粮，粒米不留！” …… 环江县委会议上，洪华穷凶极恶地说：“这些人，不往死里弄还了得呀！对共产党仇恨在心，时刻盼望国民党反攻大陆，恶毒谩骂我们党和干部，这是最危险的敌对势力，不把这些反动势力连根铲除，我们的政权就十分危险。对这些坏人讲仁慈，施仁政，我们党和国家就危在旦夕！对这种情况，我们要有充分的认识。你说粮食征多了，农民挨了饿，这是和坏人一个鼻孔出气嘛。就是把这些坏人都饿死了，又有什么不好？这是一个立场问题，是对敌人讲仁慈，还是对党和国家讲党性、讲立场！” 在洪华眼里，不满的人都是阶级敌人，饿死的人都是坏人，决不能心慈手软。要搞出粮食！ 把饥饿的群众当做心怀不满的阶级敌人来对待，洪华之流对农民群众的情绪和态度可想而知。环江民众危在旦夕。
九、 悲歌八百音
“粮食卫星”上天，环江百姓倒地！ 稍稍有些人性的人们，都在为倒毙街头、村口和田野里的死尸而惊骇。同类相怜、人性相通，有良知的人开始起来抗争。有人先是向县委反映灾荒真情，县委的反应，是严惩“右倾”。于是有的人就越级上告，有的人向报社投诉。但是，上告材料纷纷转到洪华手里，上告者被定为反党分子，受到严厉惩办。 人民求生无路，上告无门！
罹难的良知
永安公社党委书记覃恢汗，在外当公社书记倒也精神十足，劲头高扬。但当他于1959年7月回到家乡水源公社和平大队龙门屯时，耳闻目睹，惨相刺心，令他良心有知：他自己的父亲，被捉到水源公社综合农场，在强迫劳改中死去；他亲眼看见有一家三口人死绝，无人埋葬，死尸倒在家里；有位妇女死在离水源村不远的路上…… 刀子割肉，砍到自己身上，是痛的。杀父之仇激怒了他。一回到永安公社后，他就向那里工作的县长和一位县委委员，汇报了永安公社的问题，接着又直接缶县委汇报。 反右倾时，水源公社党委书记韩祖文趁机报复。他捏造事实，告发覃恢汗回家时，开地主分子会了解情况，攻击水源红旗公社。结果，覃恢汗被县委停职反省处分8个月，捉拿去小劳改。 1960年1月间，城关公社副主任莫日忠到塘兰大队，见到病人很多，已死了几个人，回来向医院院长反映。院长向洪华作了汇报。洪华竟然说：“莫日忠反映社员没吃，病人死的多，真实岂有此理！这个人一贯右倾，你们要好好解决他的问题。” 反右倾斗争，莫日忠被撤职反掉了。 县法院院长覃盛华向县人委干部韦初，于1959年6月26日向县委汇报，明伦公社有病人1600人，1415人出不了工，重病1004人，浮肿486人。5月6日死146人，浮肿59人，丢荒600亩。 在反右倾斗争中，覃盛华因此被撤职，发落到川山公社，当商店门市部主任。 县人委监察室副主任罗志杰，一而再，再而三地向县委反映明伦公社死人多，饿死路旁没人埋的真实情况。洪华恼了，说他“对党不满，是反对党的领导”。1959年10月16日被停止反省，管制劳改，规定他每天要捡牛粪三担。在机关被斗了11天，反右倾又被当作“反面教员”批斗。 上告无门 向县委领导机关反映、汇报、申诉，无济于事。那些为民请命的干部群众。天真地以为只是黑云压城，遮了环江一方天日。他们渴望上级党和政府，尽快拯救环江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于是，他们越级申诉，上告洪华等干部欺上压下，草菅人命的罪行。 但是，他们错了！ 当时，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被当作是命根和法宝，洪华，正是“三面红旗”的一员猛将。对洪华的态度，就是对“三面红旗”的态度。从自治区委委到柳州地委领导人，对洪华严峻时刻“立场坚定、斗争性强”，报高产不心虚，上交国库征购粮带头又不手软，十分好感，早就酝酿进一步培养重用。上诉信，被纷纷转到洪华手里。 洪华下令，这是“坏人攻击三面红旗”的证据，一定要查出严办。他责令公安局将这些上告信拍成照片，然后翻阅干部档案，查对笔迹，追查破案。 为严加防范，掩盖环江死人的真相，洪华还对邮电局长下令：“凡是写给上级党委的信，全部进行扣留，送交县委审查。” 有一封洛阳公社砂石大队写给报社的信，反映群众现在全部吃木薯，有很多人中毒死亡。这封信转到洪华手中扣压，被翻拍成照片，追查写信人。后来查出是县人委干部谭少儒写的。洪华马上下令将人捉来，组织机关干部进行批斗，并押到洛阳公社去斗争。洪华在县委常委会上提出要逮捕法办，由于意见不一致，多数人认为达不到逮捕程度，最后定为开除公职，送农村监督劳动。洪华还说处理太松了，便宜了他谭少儒。 罗城县交通局干部覃瑛，回到环江县吉祥公社老家，见到大批群众断粮饿死，而有的干部还在那里一边大吃大喝，猜码作乐；一边吊打群众逼粮。覃瑛义愤填膺，投书告发。没想到信转回环江县委，被查出来。环江县委立即派出公安局到罗城追捕抓人。幸好柳州地委有个部长在罗城工作，出面阻拦，说没经过上级批准，不能跨县抓人。覃瑛才幸免于身陷囹圄。 求生无路 环江粮尽，饿殍载道。 许多社员不甘心坐在家里等着饿死，纷纷外逃求生。金城江、贵川等地流浪着大批环江讨饭人。 情况反映到环江后，县委认为这是给环江县委脸上抹黑，给“三面红旗”抹黑。县委决定采取紧急措施，坚决把逃难到外地的“盲流”抓回来，坚决把想要逃难出外的社员就地堵住，“坚决刹住给人民公社脸上抹黑的歪风邪气，坚决打退阶级敌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猖狂进攻。” 因此，环江县委派出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在全县各主要路口设置检查站，并通知各单位和各公社，坚决把出外的社员堵住，劝说不听者，一律关押。同时，还手执县委开具的证明，大批公安人员、干部和民兵，荷枪实弹，前往各地追捕。把逃难讨饭的饥民，当作外逃犯，绳捆铐拖，一串串押回环江。 从金城江、贵川等地追捕回来150多人，有的遣送原籍，有的关押入狱。被关押的饥民，因监狱拥挤，生活虐待，有的人根本不给饭吃，又让“在押犯”搞重力活。在关押之中，连闷带挤，又累又饿，死去４４人。 还有许多外流饥民没法追捕回来，水源公社党委书记韩祖文，遵照洪华的指示宣布：“外逃人员经动员不回来的，就打死算了！” “坚定党性”与“自然规律” 早在1959年上半年，环江县部分地区开始缺粮断炊，引发疾病和死人。环江县上上下下议论纷纷，表示关注和不安的情绪现形于色。
这股议论缺粮死人的“歪风邪气”，很快引起洪华的重视。他认为这是一股用感情来代替党性，用缺粮死人来攻击党的领导和“三面红旗”的“歪风邪气”，具体就是冲击他的领导地位的逆流，必须坚决扼制，坚决打击，决不能心慈手软。 1960年2月6日，正是春荒大饥馑，肿病死人如“龙抬头”之时，洪华在县委扩大会议上，目含凶光，杀气腾腾地说：“有些人在去年春天见有些病号，背地里嘀嘀咕咕，在他们看来，好象有人病的责任，也应由党负责??听说，现在又有人吹风吹雨，这是个本质问题。这些人不是站在党的立场看问题，而是站在另一方面看党的笑话，这不是右倾机会分子是什么？”他进而强调，“一定要以鲜明坚定的无产阶级立场观点来观察、分析与解决问题，辩明是非，识别真伪，这样才不为假象所迷惑。” 洪华告诉他的部属：“死几个人值得什么大惊小怪，有生就有死，生生死死，死死生生，这是自然规律。”他还灭绝人性的说：“饿死几个人有什么了不起，中国有六亿人口。饿死的人是体质问题，物竞天择，强者生存嘛。” 站在“坚定的党性立场”，洪华把人民的生命真是视如蚍蜉虫蚁一般。有生有死，生死相续，中国老百姓人多死不绝，饿死些老百姓，不就象死了一群蚁蝼一般，值不大惊小怪的，只要放了“卫星”，保了“三面红旗”，死多少人也没关系。这就是洪华一类干部的社会发展观，这就是他们眼中的自然发展规律。 洪华的“自然规律”，悖天理，反人性。卫生部门曾向洪华汇报，浮肿病是缺粮和劳累过度引起的。并写了专门报告。 洪华看过，很不高兴地说：“这个原因要找一下，不一定是粮食吃得少引起的。理发店的人有粮食，也有一人浮肿。这是思想问题，不是实际问题。现在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少，包括领导干部在内也有这种思想。” 他还要县卫生院开浮肿病现场会，公社第一书记参加，通过访谈，证明浮肿不是缺粮引起的。结果这种会议，在浮肿如潮的环江县无法开成洪华的预期效果。 洪华还不甘心，专派县卫生院院长去明伦调查病情，以证明有病与粮食无关。院长去了，调查结论当然相反，经统计，明伦公社3个月死了112人。他回来向洪华据实汇报。洪华听到汇报，大发脾气：“算了算了，谁叫你们去给我到处找死人去？！哪年没有死人？死这几个人，叫你们调查的越来越多。罗志杰第一次调查102人，你又给我调查了112人，再搞两次人都死完了。你不是很聪明吗？怎么也和罗志杰一样右倾？” 洪华需要的是这样的聪明人：披着科学的羊皮，揣着狼子野心，去证明浮肿死人与缺粮无关，为洪华的高征购政策开脱罪责，做一个可耻的帮凶。但是，人命关天，聪明的人，有良知的人岂能把自己的命运和一生清名，绑在洪华的战车上。 面对下级雪片般飞来的浮肿死人汇报材料，洪华抖出了他的苦衷和真情：“你写它（死人情况报告）有什么用？你报给我，叫我怎么样处理？向地委报不是不报？报了咱们是红旗县…….要巩固三面红旗。一个革命干部、共产党员要经得起考验，越在风吹草动的时候就越应该站稳立场，辩明方向。” 多么标准的语言和立场！庐山会议后，全国都是大饥荒，浮肿死人各地都有发生，中央即定路线不变，“三面红旗”还要继续高举，“更大跃进”还要继续唱高调，“高产高征购”还要继续加码。死人的事，报上去又有什么样用，何况上级还要“红旗县”的粮，去周济其他灾区。洪华有洪华的眼界！洪华有洪华的思维方式！
环江冤魂
尽管处处防范，严加封锁，不让环江大量饥饿死人的真相传出去。但是，洪华却还在一意孤行，成千上万的环江百姓还在倒下来。
1959年初，一边春荒，一边反“后手粮”，到1959年下半年庐山会议后，全国范围掀起“更大跃进”，环江县反右倾反“后手粮”运动愈演愈烈，环江县百姓浮肿、干瘦、妇女子宫下垂、闭经、小儿严重营养不良、死亡，也愈演愈烈。 集体、国家的粮食仓库已统统封闭了公社、大队干部无权开仓；洪华严令，“死人也不动摇，一定要拿到粮食交国家！”武装收粮队荷枪实弹，冲进一家抄一家。没粮，先把人捆起来。吊在屋梁上严刑拷打。打人的手法五花八门：反手背吊:双手反过背去五花大绑，吊上屋梁；倒挂金钟:用绳子捆紧两脚大姆指，挂上房；吊死猪:称钩穿进肩胛骨，吊在树上；用马刀在人身上一块块割肉，问一句割一刀；伤口中搓盐；耳朵中塞炮仗，不交粮，点燃引线…… 总之，为了要粮，人类所能想到的酷刑，环江都用上了。家家户户被翻箱倒柜，自留地的产品全被没收，社员“自行安排生活”。 生产队的粮食交了国家征购，自留地的一点粮食也搜去交了国库，公共食堂停伙，环江农民就只有死路一条了！ 停伙最长的驯乐公社，达130天；大安公社，停伙115天；就连环江县城所在的城关公社，也停伙108天。停伙时间最短的公社，也有一个月以上。 人们申诉被迫害，求援又无望，上告也无门，外逃则无路。吃野菜、啃树皮、咽粗糠，难以活命，肝炎、浮肿、干瘦、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加，饿死人现象普遍发生。
据一份统计材料说，仅1959年至1960年，环江全县死亡24000人。人们试图按多年的平均死亡率计算，从中扣除一部分作正常死亡。 但是，据知情者反映，当时属于正常死亡的情况，只有一种，那就是对粮食有权支配的干部及其亲属；其他的人，即使到了自然死亡年龄，但导致的直接死因，也是因饥饿引发而死。而省委工作队和县委上报中共中央的材料，先是报告死于饥荒的人大约在一万九千多，后来又上报说死难者为三万多人。这不包括因干部打死逼死的人数在内。
据环江前县委书记王定说，他有一份当年广西自治区公安厅的调查材料：环江县在“苦日子”中因饥饿病死的人数，总计五万多人。应该可以认定，王定提供的这份因死人统计数字，比较可信。环江县在“苦日子”总计死亡人数，当在五万多人。 据原环江县委书记王定回忆： “饥荒愈演愈烈。社员家中无炊烟，几个公社的公共食堂都长期停火，最长的达１３０多天，最短的也有１个月以上。因饥饿造成了各种疾病，浮肿、肝炎、干瘦、妇女子宫脱垂等病人不断增多。” “在１９５９年至１９６０年间，环江县究竟死了多少人，没有统计出一个准确数字。我的计算方法是：我任县委副书记兼县长的１９５４年人口普查时，环江县的人口为１５．７万人。当时实行奖励多生育政策，是人口增长速度最快的时期；到１９５９年，环江县人口已增长到１７万多人；而到１９６２年，全县统计发布票人数（当时发布票是一人一份的，这个数据比较接近实际人口）是１２万人。粗算下来，这段时间人口减少了４万多，占当时人口的四分之一。另据自治区一位领导在１９９５年春节告诉我，环江县在那一场灾难中死去５万多农民。”
据环江县委的整风运动汇报材料：环江县17个人公社中，两年饿死千人以上的有9个公社，饿死400—1000人的有5个公社。而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说，死人最多的驯乐公社，饿死了2526人，城管公社死了2000多人。城管公社的陈双大队，是洪华反“反后手粮”的重点，原有800人，死234人，占26%以上。付点中山大队原有1212人，死562人，死亡率为46.57%。驯乐公社康林大村的死亡率也达45.6%。整个自然村死绝,一人不剩的有水源公社龙树屯,驯乐公社训林大队的岩口屯。驯宁大队原有人口640人,死去278人,因而不能再单独立为一个大队,只好与太平大队合并。据对水源公社所死的1706人的情况调查,其中饿死的有1500人,斗争吊打重伤致死的82人,当场斗死15人,开枪打死5人,死绝9户,无依无靠的孤儿94人。
在这些地方,死人开始由生产队负责埋葬。后来死的人太多了,体病身弱的活人,抬不了那么多的死人去埋,只好各户自理,哪户死人哪户自己埋。那些家人大部分死了的户,死了大人剩小孩的户,尸首无人掩埋,有的停尸家里,有的死在门口,有的横尸村头。 刚死人的时候还有棺材装，人死多了,没棺材,只好用竹席、杉树皮包着埋。后来死人什么也没有裹，光着尸体，挖个坑往里头一扔，甚至就往野地一扔，连埋也不埋了。失去主人的野狗，吃人肉都吃疯了，叼着人肢、人头满山乱跑。活人又想方设法打狗吃肉，人打狗肉的主意。环江大地，真是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而洪华呢？县委小灶烹炸煎炒，干部们吃香喝竦，酒足饭饱。洪华每到一地，各社干部小灶专门加菜加酒。各公社、大队干部也贪污、挪用、大吃大喝，“小灶鱼肉鸡蛋不断天，酒席长流，吃饱喝足，根本不顾社员的死活。”
政审死尸
老百姓逃难、上告，为洪华所不容。就是饿死，也开罪了洪华。 环江县死的人太多了。刚死人的时候还有人去埋，死的人多了，人们就麻木了，活人也朝不保夕，死活都听天由命了，哪里还顾得上去埋死人？城市乡村，街头巷尾，经常能见到倒伏的死尸，这使得洪华和县委很是头痛：死人究竟有碍瞻光，更有碍于“红旗县”的声誉。为此，县委几次要求各地解决死人掩埋问题。但死尸仍旧时常可见。 对死人问题，洪华怎么看待？后来在整风运动中，人们揭发批判洪华时愤怒地声讨说，下面只要一说死人问题，洪华就怒火连天，大发雷霆之怒，狠批一通。谁说他就查谁的问题，就整谁。搞得下面的干部谁也不敢说死人的事。与会代表认为洪华对死人问题上，“灭绝人性，丧尽天良；丧心病狂，不顾人民死活的大搞高征购，直接造成环江今天的严重后果。”
1960年春节，洪华同县委的其他领导人上街，看见圩亭里的木板上，躺着一具死尸。他恶狠狠地对身边的人说：“这个人这是找别扭。是不是有政治问题，想扩大影响。要查查他的出身成份看！” 又有一次，洪华从水源公社回县城，途径那康大队，见一个群众死在路边，他恶眉一皱，说了声“叫人埋算了”，扬长而去。一天，一个转业军人死在水源街上，正好洪华路过水源。洪华见到尸体后大怒，下令：“以后有病的人不准出来！” 当死人越来越多，病人自身难保，到处死人，无人埋尸的时候，有人向洪华汇报，说死人没有人埋葬。洪华听了，气冲冲地说：“现在死人不埋，是一股妖风，是富裕农民不满的一种表现！”
十、 “环江惨案”动风雷
1960年下半年，中共中央开始对“大跃进”刹车，相继批转了广西自治区委、广东省委、湖北省委和福建省关于农村人民公社的一些文件，作出纠正“共产风”的具体指示。8月23日和30日，中共中央先后发出《关于山东六级干部大会情况的批示》、《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指示》。 此后，全国部分农村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大跃进”风向逐渐转换。 8月21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委呈上《关于三级干部会议向中央、中南局的报告》。 报告说，几年来粮食征购任务增加很大，使农民口粮大为下降，不少地方征购了农民保命线以下的口粮，造成全区浮肿、干瘦等病的人数达100万，非正常死亡达30万。其中曾放出粮食亩产13万斤高产卫星的环江县饿死1.9万人。自治区党委和人委采取抢救措施：（1）报经中央同意，减少广西部分粮食征购任务，并两次增拨各地灾区粮食指标4100万公斤，平均每人10公斤；（2）发动各地抓“瓜菜代”工作。至2月底，共种下瓜菜253万亩，抽50万劳动力建小球藻（中共中央向全国各地大力推荐的“代食品”——引者），（3）8月，拨129万元民政事业费，用于生产抢救病人的营养饼。拨小麦150万公斤，大米50万公斤，专供浮肿病人食用；（4）抽调劳动力，最多时每天出动80万人收集，制作代食品，一年累计生产代食品3894.5公斤,配给各灾民。这些措施,“有效制止”了粮荒及因饥饿引起的各种疾病的蔓延。 政治运动要抓典型。环江和洪华就是现成的典型。广西区党委运动争先，洪华就成了运动的靶子。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尽管洪华处处设防，严加封锁，环江大量饿死人的真相，还是不断反映到自治区委和柳州地委，一些上诉材料寄到了中央有关部门。 1960年，广西区党委、柳州地委检查团的一个组，由区共青团委干部李月清带队，来到环江。洪华如临大敌，派出两个县委副书记跟随，暗中监视检查组的行动。年轻人冲劲足，初生牛犊不怕虎。李月清等人到明伦调查，发现死人严重，于是挂长途电话，准备向区党委汇报。电话挂不通，又改拍电报。电报稿在邮电局又被秘密扣压，转交给了洪华。 洪华见后大怒，责骂李月清等人“不怀好意”，“专找岔子”。还说“这些年轻人无知，生活在城里很少下乡，下来后专找死人材料，看来思想不是跃进的人”，“反右非打成右派不可”。他找来李月清等人，责问检查组为什么不向县委汇报，而直接报区党委？ 洪华不断对检查组施加压力，直到检查组把死人数由801人，改为250人，把死亡原因说运动是猪丹毒传染病、牛瘟和钩虫、绦虫病引起的，洪华才允许检查组向区党委汇报。 在明伦，两位县委副书记背着检查组，召开了4次秘密会议，在会上对向检查组反映情况的干部威胁说：“你反映（死人）的情况，如果真实，坟头在哪里？你敢签名盖章吗？”检查组工作处处受阻，困难重重。 洪华错误地没有看清新的时代潮头。他下错了赌注。洪华声昭天下，自然在劫难逃了，他必然要被吞没！ 1960年底至于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彻底揭开了“环江事件”的盖子。环江县委进行整顿。1960年7月17日，因发现洪华在环江县工作期间发生明伦、水源等公社有饿死人事件，洪华被撤消柳州地委书记处书记职务，降级任地委财贸办公室主任。在整风整社运动中，又因在“环江事件”中对大量人员死于饥饿被停职反省。 据当事人回忆：开始，洪华还想逃避过去，私下去找地委书记贺亦然，想让贺书记保他过关。没想到贺亦然对他毫不留情。那一段时间，洪华精神状态急剧变坏，几天批判斗争下来，人整个就垮掉了。饭也吃不下，晚上睡也睡不好，没多久精神就垮了。后来，他嘴巴上是深刻检讨，并经常是一边说一边痛哭流涕，希望领导上给他机会改正错误。但他心里是不服的。 当时他还对人说，“环江事件”不能全怪他，由他来负责任是不公平的。环江放卫星，亩产十三万斤也好，放万钢也好，都是区委和地委布置的任务，不干行吗？第二次检讨会下来，他还对身边的干部说：“上面要高产，我也是不得已嘛，没想到弄成今天这情况，我成了替罪羊。” 广西“苦日子”死人最多的县：环江、临桂的领导人，在“三反”运动中首当其冲。广西自治区委、柳州地委决定把洪华抛出来，加速查处。区地检查团的领导人亲自出马，调查全面突击展开。广西公安厅又派出专门人员，协助对环江死亡人员进行逐一核定，确定环江的死难者人数为五万多人，占全县16万人口的33%以上。 大跃进至苦日子，环江每三人中死一人！ 柳州地委作出决定，经广西壮族自治区党委第一书刘建勋批准，于1961年3月2日在环江县召开干部群众大会，宣布对洪华逮捕法办。 朱渭川书记代表地委宣布：洪华因严重浮夸，漠视人命，将1958年全县8526万斤粮食，上报为2亿1830斤，造成环江1959年下半年到1960年上半年严重缺粮，非正常死亡一万九千人。洪华家庭出身是富农（实际上为下中农），是钻进党内的“地主阶级代言人”，予以清除出党，立即逮捕法办。 1963年10月7日，广西自治区高级法院判处洪华5年徒刑。1966年3月服刑期满，他被安排在来宾华侨农场当一般干部。1972年4月12日，这个曾经风云一时的历史人物，终于病死来宾。 1960年底至1961年春整风整社运动中，因“环江事件”，环江一大批干部受到冲击。全县共有139名县、社、队干部被批判斗争，153名干部作检讨，32名干部受到处分。其中，除洪华外，8人被开除党籍，4人被开除公职，2人被劳动教养，6人被逮捕法办。
对于洪华这位一手炮制“环江卫星”、用好几万环江人民血肉之躯铺垫升官坦途的洪华书记，提到他，受难者至今仍是恨得牙根痛，对笔者声言，恨不能“食其肉，寝其皮！” 据说，当洪华被逮捕法办的消息传来，环江民众欣喜若狂，人们奔走相告，拍掌称快，皆曰洪华可杀，竟有病者乐极生悲，狂喜昏死过去。
后 记
1967年2月10日，这对环江人民来说，是一个“令人悲喜交加”的日子，是一个“人民大众开心之日，‘走资派’洪华之流遭灭顶之灾”的日子（环江县造反组织“联合总部”《号外》，1967年2月11日）。
这一天，“环江县直属机关捍卫毛泽东思想革命造反联合总部”，在县人民礼堂召开批斗洪华大会。前几天的广播中，女播音员用她那激动高亢的声音，向“17万英雄的环江儿女”报告了“这一特大喜讯”。 环江城乡，顿时“比过年还要热闹”。人们奔走相告，抚额相庆；男女老幼，结伴同行，2月10日天刚亮，环江县城已经被来自四乡八寨的乡亲们挤得水泄不通，人民礼堂的大门前不大的地方，竟然拥挤了几千人，附近几条街上的人群还在不断地向这边涌来。人们都想“亲身参加这场伟大的斗争，亲眼看一看反革命杀人犯洪华的丑恶嘴脸和可耻的下场”。 批斗大会上，“洪麻子早已失去了往日欺压人民，不可一世的威风，在我革命人民的强烈的无产阶级革命义愤中，低下了他的狗头。” 洪华面对着纷纷涌向台前，声称“恨不得吃他的肉、剥他的皮”激愤的人群，吓得几度瘫倒在地。 上台的控诉者们，以亲身的经力和见闻，“声声血，字字泪地控诉了当年洪华对环江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向这个残杀了几万环江人民的侩？子手讨还血债！”会场内外，时而口号声惊天动地，时而哭泣声令天惨地恸！ 1970年代末期，又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在全国平反冤假错案的洪流中，洪华的家属到处上访，要求为他平反昭雪。洪华之妻多次到广西自治区委，拿着当年洪华记录的上级指示精神的笔记本声言，倘若不予平反，那就“让大家都当官不成”。当年洪华放“环江卫星”的得力助手、粮食亩产13万斤“卫星”炮制人季桂明，时任自治区政府秘书长高职，贺亦然时任区政协主席。还有许多当年的当事者在台上。
洪华翻案了！
1981年8月17日，中共广西自治区党委批准区纪检委、高级法院党组关于对洪华案撤消原判，党内给予撤消职务、恢复党籍，按一般县级干部待遇的复查处理意见。 复查意见这样说：应该强调洪华所犯错误的时代背景，应把重点放在总结经验、吸取教训上。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不应过分着重追究个人的责任。同时，又肯定洪华对环江饿死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考虑到这个问题上级党委应承担一定责任，也考虑到洪华自1939年入党后，曾为党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还考虑到洪华已经病故，改变给予其处分也没有实际意义，所以作出上述决定。 为洪华翻案的消息传到环江，那些从大跃进—苦日子年代活过来的环江民众叫骂连天，怨声载道。 一位大跃进的受难者，在接受采访时曾悲愤地说：“当年祸害百姓的那些干部，除了文化大革命曾受过几天冲击外，哪一个受到过清算！象洪华这样害死几万人的官员，平反的平反，翻案的翻案，补发工资的补发工资。但那几万死难的环江父老乡亲，还有我死去的一家三位亲人，谁又为他们伸过冤！历史还有没有公道？” “历史还有没有公道？”相信每一位有良知的中国人，都会作出回答！ 余习广 1988年8月 一稿于颐北 2004年4月 二稿于兰芷斋
三年自然灾害是怎样自然发生的
[灌水]三年自然灾害是怎样自然发生的文章提交者：befair 加帖在 文化散论 【凯迪网络】 http://www.kdnet.net
三年自然灾害是怎样自然发生的(以下观点非本人原创)几个月前, 正值非洲外交红火, cctv播了一个以前驻非外交官的回忆. 其中涉及59年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几内亚政府, 到处寻求援助. 美国口头表示支持, 但对具体的要求则爱莫能助.祖国政府得悉后, 立即满足所有要求. 记得内容有一千吨大米, 几十套成套设备(没有解释), 自然全部免费并负责运送到该国. 援助大米船只抵达后, 对方兴高采烈云云......今天上网一查, 看到外交部重大历史档案解密, 其中就有政府60年主动向几内亚提供大米援助的消息. 甚至还有原件的照片. 这就是说, 别人本来没有提要求, 是我们的政府主动送货上门的. 援助大米的数量不是一千吨, 而是一万吨, 有文件和照片为证.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时期,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起因就是不忍目睹路边的饿殍. 那里正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古谚云: 湖广熟, 天下足.一万吨大米 = 一千万公斤 = 二千万斤大米当时一个普通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7斤左右(必须有城市户口)基于本人的经历, 许多过来人文字和口头的回忆, 如果有20斤粮食, 再加上菜叶树皮之类, 坚持一个多月没有大的问题. 20斤粮食有可以救活一个人. 20斤粮食大概 = 一条人民二千万斤大米应该可以救活一百万人, 一百万条活生生的人命.这些大米和几十套成套设备都是我国免费运送到几内亚, 不知国内和远洋运输成本为何. 此时, 正值我国极其缺油.把运输成本和几十套成套设备的价值加起来, 恐怕不会低于一万吨大米. 解密的60年外交部档案还透露, “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伍修权将军的《回忆与怀念》中讲述：1962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要求粮食援助。恰巧从加拿大购进的几艘小麦船正驶往中国，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调头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感叹：中国正处在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我们连句感谢也没有换来，中国人慷慨呀！”我家有几位亲人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他们中有老有小, 公认的死因有水肿, 浮肿, 大肚子病等. 那时不能说是饿死的, 后来也就习惯了, 没人纠正. --------那里也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我可怜的父老乡亲们, 你们死都没有一个明白的死法.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涉及赠几内亚大米事件档案原件
苏联是否在困难时期逼债?(以下观点非本人原创)困难时期又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自然灾害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苏联此时逼债则是乘人之危, 雪上加霜的不齿之举.逼债, 首先要有债,这没什么疑问, 朝鲜一战和后来的核工业的起步, 都借了苏联大笔卢布买军火设备.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但在别人家里饿死人时逼债, 古今中外都是要挨骂的.债是死的, 而逼却不同. 顾名思义, 逼是一种威胁, 可以有各种形式. 美国逼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 是武力的威胁; 美国逼日本开放市场, 逼人民币升值, 用的是商业领域的威胁和行动.逼债, 关键是一个逼字. 苏联武力的强大, 勿庸置疑. 苏联的军方, 发出过武力的威胁吗? 外交或是政府的其它部门发出过类似的威胁吗? 找不到记载. 苏联是否用过商业手段逼债, 没有记录.提到苏联逼债的文章和书籍, 那是铺天盖地, 汗牛充栋, 要多少有多少. 可就是找不到任何逼债的具体行为和过程, 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没有.近年来, 与逼债相反的记录逐渐浮出水面, 下面仅仅是部分摘抄:借粮：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大量援助：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纵横》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 产 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新华社) 原载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作者：民主潮流 口述人：李某某 男 74岁 退休干部 2006年11月11日下午记录于李某某家中
要说60年大饥荒，根子还在大跃进吃食堂炼钢铁，我就从58年说起吧。 我在1957年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阳地区方城县杨楼公社黄狼山大队监督劳动。58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大丰产不丰收。为啥子？人为造成的，听我慢慢说。夏季麦收，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亩产300斤小麦能报800斤，其实那时候小麦亩产大多是200多斤。当时实行统购统销，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因为虚报的产量高，上缴的小麦也多，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有的队小麦基本上征收完了，有的队千方百计瞒一点，口粮就能多留一点。例如在杨楼公社，有的队人均口粮有60多斤小麦，有的队人均口粮才20多斤小麦。我所在的大队土地多，58年麦季人均口粮近百斤，在全县可以说是是寥寥无几。黄狼山大队还存有一些黑豆，当时每个生产队是一个食堂，吃食堂时，队长挺精明，把黑豆磨成豆腐，搀到稀面条汤锅里，再和点面，看着稠乎乎的。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到了八九月份，大炼钢铁开始了。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集中到一块，修建小高炉炼钢铁。杨楼公社的炼钢铁处选在一个叫尚洞的岗坡上，一共修建了800个小高炉。修建时都是就地取材，挖土和泥巴垒成圆柱体，外径80公分到1米，内径60公分左右。把农民家里的水缸砸破，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炉底座的内芯。小高炉修建的多，看起来密密麻麻，点起火更有气势，夜里十多里地外都能看见火光冲天。公社一个领导知道我有些文化，就让我写诗歌颂扬小高炉。我写的顺口溜现在还能背下来：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烧炉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杨楼公社范围内，碗口粗的树木全部砍完当柴火，另外家家户户的门板、木床、桌子、椅子、凳子，都拉到小高炉处当柴烧。专门有人负责劈柴，那些柜子箱子，八磅大铁锤砸下去就粉身碎骨，然后把这些干柴垒成垛子，有两米多高，一米多宽，象寨墙似的，最多时弯弯曲曲足有一里地长。砍伐的树木锯成半米长或一米长的树段，也堆成堆，把这些湿柴搭配着那些干柴烧。有一次要放卫星，就是800个炉子都冒火，连续烧七天七夜。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人都得在炉子边守侯着，瞌睡了就打个盹。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检查团发现就要“炒铁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极分子围成一圈，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这边踢一脚，那边打一拳，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被别人揭发。为了杀一儆百，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打的鼻青脸肿。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得，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炼钢铁天天吃蒸红薯煮红薯，吃的人只吐酸水。58年那年秋庄稼长的好，红薯又多又大，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3000多斤。可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庄稼丰产不丰收。秋天又下了连阴雨，红薯沤烂在地里，也没晒红薯干。豆荚炸口豆子发芽，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砟多长。你想想，如果当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后来木柴树段烧光了，公社就组织农民去平顶山担煤。从方城到平顶山100多里路，一路上看到地里的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饭锅，走到那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小高炉用当地的贫铁矿石，铁矿石烧化后，个别炉子流出来一些黑乎乎的铁，可是铁和渣凝结在一起，一敲就破。烧到冬天，上级又要求修建20个高6米的大高炉，外径有两米到三米，内径有一米到两米，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因为缸渣不够了，就砸农民家的瓷碗。经过所谓的土专家指导，这次大高炉除了用铁矿石，还用“引铁”，就是把铁车轱辘，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门环，铁门鼻等铁器收集一空，放到高炉里。当铁矿石烧化时，还要放石灰石，目的是促使铁浆和铁渣分离。20个大高炉确实炼出了1000多斤铁，产量最高的卫星炉产有二三百斤铁，都是一种粗生铁，据说能打造简单的犁铧等农具，别无他用，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续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收成不错，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外面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吃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一天傍晚，我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人多，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爬上井口存活，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60年大饥荒饿死人不是天灾，而绝对是人祸。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生活直到去世。在太平公社还发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如果说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而三年的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在62年省检查团来这里检查时，看见到处都是马屎而又无一匹马，后才搞清楚那是人屎不是马屎，因为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生理功能都蜕变到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但那现象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经历的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饿死人数空前。据载，全国死亡4000多万人中，四川就占1000多万。我们荥经县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惊中外名垂青史！据县里有关统计，全县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62年后统计只剩5.7万人，死了一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我想，在讲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了。 不仅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那年冬天老天爷给了个个暖冬，太阳每天暖融融的惜疼着广大的贱民们，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我也会在死亡之列了。 兹将我们官田坝四队59—62年粗略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锡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曾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芬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记者：蔡楚)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二作者: 民主潮流 口述人 孙某某 退休工人 男 7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门口 2006年11月12日下午
1950年，我才14岁。大哥在南阳一家工厂工作，经他引荐我进厂当了通讯员，负责给领导打水、断饭、取报纸信件等杂事。一直干到54年，下车间当了工人。我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只是埋头干活，不敢多说话。到了58年，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儿子有一岁多了。有一次开会去的晚了一会儿，领导问我为啥来晚了？我实话实说：上街排队给儿子买个烧红薯吃，才来晚了。顺口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就开我的分析斗争会，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1960年春天，我在农村的嫂子领着儿子突然上门，一见面吓我一跳，嫂子和侄子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嫂子说生产队食堂断顿了，已经饿死人了，再不跑娘俩也要饿死，就拄个棍子领着孩子一路要饭往南阳来投靠亲戚。家家都没啥吃，一路上要饭也要不来，娘俩饿得晃悠不动。厂里食堂开饭时，我打回的饭还不够她娘俩吃。 60年秋天，厂里干脆宣布把我开除工职，派人带枪押送回祖籍劳动改造。我老家是邓县十林公社黄岗大队柳堰生产队，可大队让我到了赵岗生产队。因为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就开始饿死人，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我去了算个男劳力。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吃的饭不重样，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下地干活时，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春上饿死的人多，哪还有棺材，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玉米糁，干红薯叶，自家做饭饿的轻了。那年秋季收成稍好，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赵岗生产队一人二分自留地，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这才度过了鬼门关。现在我回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是59年秋天把我押送回去，我这地主成分谁管你死活，在60年非饿死不可。
三年自然灾害是怎样自然发生的(以下观点非本人原创)几个月前, 正值非洲外交红火, cctv播了一个以前驻非外交官的回忆. 其中涉及59年刚通过政变上台的几内亚政府, 到处寻求援助. 美国口头表示支持, 但对具体的要求则爱莫能助.祖国政府得悉后, 立即满足所有要求. 记得内容有一千吨大米, 几十套成套设备(没有解释), 自然全部免费并负责运送到该国. 援助大米船只抵达后, 对方兴高采烈云云......今天上网一查, 看到外交部重大历史档案解密, 其中就有政府60年主动向几内亚提供大米援助的消息. 甚至还有原件的照片. 这就是说, 别人本来没有提要求, 是我们的政府主动送货上门的. 援助大米的数量不是一千吨, 而是一万吨, 有文件和照片为证.60年是三年自然灾害中最困难的时期, 饿死的人不计其数. 袁隆平先生研究杂交水稻的起因就是不忍目睹路边的饿殍. 那里正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古谚云: 湖广熟, 天下足.一万吨大米 = 一千万公斤 = 二千万斤大米当时一个普通成年人一个月的粮食定量是27斤左右(必须有城市户口)基于本人的经历, 许多过来人文字和口头的回忆, 如果有20斤粮食, 再加上菜叶树皮之类, 坚持一个多月没有大的问题. 20斤粮食有可以救活一个人. 20斤粮食大概 = 一条人民二千万斤大米应该可以救活一百万人, 一百万条活生生的人命.这些大米和几十套成套设备都是我国免费运送到几内亚, 不知国内和远洋运输成本为何. 此时, 正值我国极其缺油.把运输成本和几十套成套设备的价值加起来, 恐怕不会低于一万吨大米. 解密的60年外交部档案还透露, “还宣布向刚果提供5000吨至10000吨小麦或大米”。
“伍修权将军的《回忆与怀念》中讲述：1962年，阿尔巴尼亚领导人霍查的女婿、阿外交官马利列要求粮食援助。恰巧从加拿大购进的几艘小麦船正驶往中国，接到中央命令后，立即调头驶向阿国港口，卸下了全部小麦。伍将军心痛地感叹：中国正处在百姓大批饿死的时候，我们连句感谢也没有换来，中国人慷慨呀！”我家有几位亲人死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他们中有老有小, 公认的死因有水肿, 浮肿, 大肚子病等. 那时不能说是饿死的, 后来也就习惯了, 没人纠正. --------那里也是盛产大米的江南. 我可怜的父老乡亲们, 你们死都没有一个明白的死法.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screen.width-500)this.style.width=screen.width-500;" border=0>涉及赠几内亚大米事件档案原件
苏联是否在困难时期逼债?(以下观点非本人原创)困难时期又被称为三年自然灾害时期, 自然灾害自然是最主要的原因, 而苏联此时逼债则是乘人之危, 雪上加霜的不齿之举.逼债, 首先要有债,这没什么疑问, 朝鲜一战和后来的核工业的起步, 都借了苏联大笔卢布买军火设备.欠债还钱, 天经地义. 但在别人家里饿死人时逼债, 古今中外都是要挨骂的.债是死的, 而逼却不同. 顾名思义, 逼是一种威胁, 可以有各种形式. 美国逼苏联从古巴撤出导弹, 是武力的威胁; 美国逼日本开放市场, 逼人民币升值, 用的是商业领域的威胁和行动.逼债, 关键是一个逼字. 苏联武力的强大, 勿庸置疑. 苏联的军方, 发出过武力的威胁吗? 外交或是政府的其它部门发出过类似的威胁吗? 找不到记载. 苏联是否用过商业手段逼债, 没有记录.提到苏联逼债的文章和书籍, 那是铺天盖地, 汗牛充栋, 要多少有多少. 可就是找不到任何逼债的具体行为和过程, 哪怕是只言片语也没有.近年来, 与逼债相反的记录逐渐浮出水面, 下面仅仅是部分摘抄:借粮：一九六一年，经周恩来提议，中国向苏联提出，就近向苏联的远东借二十万吨粮食，用以解东北的燃眉之急。尽管两国交恶，苏联还是如数借给了中国，“使东北粮食困境及时得到缓解。”（５６)(中央文献出版社《不尽的思念》第二三二页。) 大量援助：在我国3年困难时期，赫鲁晓夫提出向我国提供粮食、食糖。1961年2月27日，赫鲁晓夫致函毛泽东，提出鉴于中国发生食品供应方面的困难，苏联愿意以贷款的形式向中国提供100万吨粮食和50万吨古巴糖，并且表示10亿卢布的贸易逆差可以分5年偿还，不计利息。摘自河北中Gong党史研究室的《党史纵横》由于我国最近连续两年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1960年供应苏联的商品有很大的欠交。 1961年许多商品不能出口或减少出口，给苏联造成一定的困难。但是，苏联同志对此表示了同志式的合作和兄弟般的谅解。我们认为，这些对于我们克服暂时困难来说，是重大的帮助和支持。我们永远珍视、并且衷心感谢苏联共 产 党、苏联政府和苏联人民给我们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援助。 (新华社) 原载1961年4月10日《人民日报》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作者：民主潮流 口述人：李某某 男 74岁 退休干部 2006年11月11日下午记录于李某某家中
要说60年大饥荒，根子还在大跃进吃食堂炼钢铁，我就从58年说起吧。 我在1957年响应号召大鸣大放，给领导提了意见，被打成右派分子，下放到南阳地区方城县杨楼公社黄狼山大队监督劳动。58年可以说是风调雨顺大丰产不丰收。为啥子？人为造成的，听我慢慢说。夏季麦收，浮夸风盛行，虚报产量，亩产300斤小麦能报800斤，其实那时候小麦亩产大多是200多斤。当时实行统购统销，上级以下边报的粮食产量按比例留口粮。因为虚报的产量高，上缴的小麦也多，生产队留的口粮就少。有的队小麦基本上征收完了，有的队千方百计瞒一点，口粮就能多留一点。例如在杨楼公社，有的队人均口粮有60多斤小麦，有的队人均口粮才20多斤小麦。我所在的大队土地多，58年麦季人均口粮近百斤，在全县可以说是是寥寥无几。黄狼山大队还存有一些黑豆，当时每个生产队是一个食堂，吃食堂时，队长挺精明，把黑豆磨成豆腐，搀到稀面条汤锅里，再和点面，看着稠乎乎的。夏天在食堂里还基本能吃饱，到了八九月份，大炼钢铁开始了。一个公社或几个大队集中到一块，修建小高炉炼钢铁。杨楼公社的炼钢铁处选在一个叫尚洞的岗坡上，一共修建了800个小高炉。修建时都是就地取材，挖土和泥巴垒成圆柱体，外径80公分到1米，内径60公分左右。把农民家里的水缸砸破，再把缸渣碎片碾成沫子做高炉底座的内芯。小高炉修建的多，看起来密密麻麻，点起火更有气势，夜里十多里地外都能看见火光冲天。公社一个领导知道我有些文化，就让我写诗歌颂扬小高炉。我写的顺口溜现在还能背下来：天上繁星点点，地上红光闪闪，王母惊呼玉帝打颤，感叹天上不如人间。 烧炉子的燃料起初是木料，杨楼公社范围内，碗口粗的树木全部砍完当柴火，另外家家户户的门板、木床、桌子、椅子、凳子，都拉到小高炉处当柴烧。专门有人负责劈柴，那些柜子箱子，八磅大铁锤砸下去就粉身碎骨，然后把这些干柴垒成垛子，有两米多高，一米多宽，象寨墙似的，最多时弯弯曲曲足有一里地长。砍伐的树木锯成半米长或一米长的树段，也堆成堆，把这些湿柴搭配着那些干柴烧。有一次要放卫星，就是800个炉子都冒火，连续烧七天七夜。一般是两三人包一个炉子，人都得在炉子边守侯着，瞌睡了就打个盹。你得保证七天七夜不能停火，如果哪个炉子火灭了，检查团发现就要“炒铁蛋。”就是五六十人到上百人的积极分子围成一圈，勒令那些炉子灭了火的消极分子站在中间，这边踢一脚，那边打一拳，把那些消极分子打的晕头转向。有一个农民对炼钢铁说了怪话，被别人揭发。为了杀一儆百，干脆临时搭建了一个两米多高的台子，几十个积极分子把那个说怪话的农民围在中间，打的鼻青脸肿。最后那个农民被一脚踢下高台，摔得顺嘴流血动弹不得，也不知道后来是死是活。炼钢铁天天吃蒸红薯煮红薯，吃的人只吐酸水。58年那年秋庄稼长的好，红薯又多又大，有经验的老农估计亩产在3000多斤。可男女劳力都去炼钢铁，庄稼丰产不丰收。秋天又下了连阴雨，红薯沤烂在地里，也没晒红薯干。豆荚炸口豆子发芽，玉米在秸杆上发芽有一砟多长。你想想，如果当时把那些红薯收回来储存到地窖里，能当多少人的口粮啊！后来木柴树段烧光了，公社就组织农民去平顶山担煤。从方城到平顶山100多里路，一路上看到地里的红薯被犁翻起来扔在地里，担煤的农民带着做饭锅，走到那里，就捡路边地里的红薯煮着吃。小高炉用当地的贫铁矿石，铁矿石烧化后，个别炉子流出来一些黑乎乎的铁，可是铁和渣凝结在一起，一敲就破。烧到冬天，上级又要求修建20个高6米的大高炉，外径有两米到三米，内径有一米到两米，底座还是用缸渣碗渣碎片碾成沫子。因为缸渣不够了，就砸农民家的瓷碗。经过所谓的土专家指导，这次大高炉除了用铁矿石，还用“引铁”，就是把铁车轱辘，农民家里的铁锅、铁门环，铁门鼻等铁器收集一空，放到高炉里。当铁矿石烧化时，还要放石灰石，目的是促使铁浆和铁渣分离。20个大高炉确实炼出了1000多斤铁，产量最高的卫星炉产有二三百斤铁，都是一种粗生铁，据说能打造简单的犁铧等农具，别无他用，真是劳民伤财得不偿失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一续大炼钢铁后，秋庄稼没收回来，大队小队家底都空了。59年初，我又被押送回南阳附近的环城公社包庄生产队劳动。那时候农村食堂还没散，顿顿喝用麦糁子搅的稀饭，十天半月才吃顿稀面条，饿的前心贴后背。59年麦子收成不错，可还是虚报产量，统购透底，生产队存粮很少。59年秋季干旱歉收，用农民的话说就是半收。红薯亩产有1000多斤，玉米高粱豆子收成差。到了60年春季，饥荒就显露出来了。从3月份开始，就开始饿死人了。也就是这时候，我又被押送到十里庙砖瓦厂劳动，那里有定量供应，现在回想起来是救了我一命。6月份麦子成熟时，我们在外面劳动，看到附近的地里，有人饿的忍耐不住，掐麦穗揉搓后吃麦籽。当时有许多从唐河等县逃荒过来的灾民，个个面黄肌瘦，他们先被集中到南阳收容站，然后被送到砖瓦厂。一个唐河县祁仪公社的小伙子偷偷告诉我，他们那里树皮被扒吃光了，大雁在野地里拉的雁屎，人们也捡着吃。饿死的人很多，有的村子死人都没人抬出去掩埋，因为都饿的走不动了。一天傍晚，我进城路上，看到一个个饥民面无表情，夕阳下拖着瘦长的身影，在路上蹒跚挪动。有的走着走着，就一头栽在路边，再也爬不起来了。真可以说是饿殍载道，可是谁也无力去救去管。我老家是邓县文渠公社李楼村，100多口人饿死20多个。其中一家是地主，别人敢去偷青苗吃，他一家不敢，结果11口人被饿死7口。由于文渠公社饿死人多，区委书记郑某某害怕追究责任，就开枪自杀了。60年秋季收成好一些，又开始了“拔钉子”，凡是拿印把拿勺把的基层干部，统统集中起来整治批斗，连邓县的县长和县委书记也不能逃脱。县长和我是熟人，后来告诉我，在“拔钉子”期间整天喝稀汤，饿的受不了，有次上厕所，看见墙头上搭有半干的红薯秧子，就拽下来往嘴里填。南阳地区邓县、唐河县是重灾区，唐河县饿死人多，县委书记害怕上级追查，领着全家跳井自杀，只有大儿子爬上井口存活，还有一个儿子在外地上学得以幸免。 以我的亲身经历来看，60年大饥荒饿死人不是天灾，而绝对是人祸。
到后来，那些死在路边上的人，晚上就被割去身上的肉，我也亲眼看见过在小壕头路边上，两具男尸被脱去裤子，从臀大肌到腿肚子的肉都被割走了，露出青紫色的刀痕。吃死人的现象很快播及开来，虽然饿死的人只是皮包骨头没多少肉，但比起吃观音土来要强多了。倒在路边上的尸体吃完了，就去吃倾倒在河边上的尸体，甚至有些埋在土里的新尸都被挖出来刮去了皮肉。邻队丁×氏的孩子刚死，她便悄悄宰割煮着吃了，大家都知道这事。她存活下来后，一直带着内疚沉重的心情郁郁生活直到去世。在太平公社还发生偷吃别家活娃娃的事。
如果说57年的反右运动改变了人的大脑思维功能而三年的饥荒则改变了人的胃肠生理功能，在62年省检查团来这里检查时，看见到处都是马屎而又无一匹马，后才搞清楚那是人屎不是马屎，因为长期啃树皮草根，人的胃肠生理功能都蜕变到马的生理功能了。 在我国历史上虽也有“易子而食”的记载，但那现象是偶然的，局部的，时间是短暂的。因为东方不亮西方亮，灾民去逃荒有地方可逃，而我所经历的发生在当代的这场浩劫，其地域遍及全国，时间长达三年，饿死人数空前。据载，全国死亡4000多万人中，四川就占1000多万。我们荥经县因死亡比例最大而震惊中外名垂青史！据县里有关统计，全县58年加上外来人口近12万人，62年后统计只剩5.7万人，死了一半。我们队还算好的，才死1/3。遗憾的是至今都还说的是三年自然灾害。我想，在讲实事求是，以人为本，创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也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了。 不仅该给老天爷平反昭雪，而且应该感谢那年冬天老天爷给了个个暖冬，太阳每天暖融融的惜疼着广大的贱民们，要不然不知还会有多少人死亡，我也会在死亡之列了。 兹将我们官田坝四队59—62年粗略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锡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曾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芬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 (**记者：蔡楚)
1960年大饥荒民间实录之二作者: 民主潮流 口述人 孙某某 退休工人 男 70岁 采访地点：住宅小区门口 2006年11月12日下午
1950年，我才14岁。大哥在南阳一家工厂工作，经他引荐我进厂当了通讯员，负责给领导打水、断饭、取报纸信件等杂事。一直干到54年，下车间当了工人。我是地主成分出身不好，只是埋头干活，不敢多说话。到了58年，我当时已经结婚生子，儿子有一岁多了。有一次开会去的晚了一会儿，领导问我为啥来晚了？我实话实说：上街排队给儿子买个烧红薯吃，才来晚了。顺口一句话，说者无心，听者有意。随后就开我的分析斗争会，说我对社会主义不满，被扣上了”反社会主义分子“的大帽子，交群众监督劳动。1960年春天，我在农村的嫂子领着儿子突然上门，一见面吓我一跳，嫂子和侄子都是瘦的皮包骨头，饿的人不人鬼不鬼的。嫂子说生产队食堂断顿了，已经饿死人了，再不跑娘俩也要饿死，就拄个棍子领着孩子一路要饭往南阳来投靠亲戚。家家都没啥吃，一路上要饭也要不来，娘俩饿得晃悠不动。厂里食堂开饭时，我打回的饭还不够她娘俩吃。 60年秋天，厂里干脆宣布把我开除工职，派人带枪押送回祖籍劳动改造。我老家是邓县十林公社黄岗大队柳堰生产队，可大队让我到了赵岗生产队。因为60年春节前后农村断粮，就开始饿死人，赵岗生产队的人死的死，跑的跑，就剩下些妇女小孩，没人干活，我去了算个男劳力。回去时生产队食堂还没散伙，吃的饭不重样，就是把不剥皮的红薯切成小块，再配上红薯叶子煮，开饭时一个人给舀一瓢，那一瓢有两碗。可是那时候人们饿极了，别说两碗稀汤，五碗都不够喝。绝大多数人都有浮肿病，脸色黄，浑身肿，不拄棍子都站不稳走不动。只有掌握实权的干部多吃多占脸上光堂些。下地干活时，看到许多低矮的新坟头。乡亲们说，春上饿死的人多，哪还有棺材，木料都让大炼钢铁烧光了，死的人都是挖个坑软埋。人们饿的有气无力，坑也挖不深，坟头也就不大。后来死的人更多了，有的一家饿死三四口人。死的人多，大人小孩都没人埋，也饿得没力气抬死尸挖墓坑了，就干脆埋到红薯窖里。61年春天生产队食堂散伙了，每家按人头分点红薯、玉米糁，干红薯叶，自家做饭饿的轻了。那年秋季收成稍好，62年又允许农民有自留地，赵岗生产队一人二分自留地，种些庄稼收成是自己的，这才度过了鬼门关。现在我回想起来还后怕，如果是59年秋天把我押送回去，我这地主成分谁管你死活，在60年非饿死不可。
“大跃进”的“丰功伟绩”
作者: 曦古
毛泽东于一九五八年三月发动“大跃进”运动，到年底时，有关公报宣布粮食、钢铁的产量都翻了一番，实现了“特大跃进”。从此“大跃进”和“总路线”、“人民公社”一起，成为了看家法宝的“三面红旗”，“大跃进万岁”也喊了整整二十年。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1070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薄一波1959年6月30日对薛暮桥等人的谈话，1967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1967年5月“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编印的《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那一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3.4%，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3.8%还略少一些。（史柏年《试析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1987年第11期。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七百亿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点六亿斤。）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高层，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又因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215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21斤。（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3页。）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比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500多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集第436页。）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安徽文学》第5期。）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
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2500万人“无饭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 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21页。）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 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钟山》杂志1989年第5期第140页。）因此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四川省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811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但根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披露，当时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应该在1250万人以上。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4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3.5万人。（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64页。1991年版《灌县志》第74、130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16万！（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50万。”（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安徽省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4.05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 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残废，还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59、64页。）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 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65页。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第19页；《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第91页，霍达《民以食为天》。）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1990年版《宿松县志》第89、83、32页。1989年版《濉溪县志》第482、762页。1991年版《灵壁县志》第77至78页。1989年版《涡阳县志》第482、42页。1988年版《全椒县志》第23、71页。）
安徽死人情况严重，并震惊了高层。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当局力图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小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1962年2月3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1967年8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42页。）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300多万是个下限。
贵州省遵义、毕节、铜仁地区，全家全家死绝的事件已不是什么新闻。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1967年7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 -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16页。李景膺，1959年至1965年为贵州省委书记，1965年至1967年为内务部副部长。）甘肃省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 （《了望》周刊1986年第41期第17至18页；1987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130万至200万之间，130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10%。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青海省青海省公布的死亡数仅为12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54万。（1990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88页，198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81页。）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40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5%了。 河北省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 党史资料》第39集。）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 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2.8%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胡开明《难忘的三年》） 湖南省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梧 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干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陈峰《啊！父老乡亲……刘少奇1961年还乡记实》，《记者文学》1989年第5期。）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86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 常死 亡数至少在150万以上。（《湖南省志》1982年版第2卷[上册]第253、256页。） 湖北省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比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986年版《松滋县志》第27、60、62页。1990年版《宜都县志》）江苏省 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1.1万多。武进县东安乡，仅2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400多。（1990年版《溧水县志》第94页。1990年版《常熟市志》第1030页。1981年版《东安志》第35页。）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1.6万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 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 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1.7万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0.4万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3.7万多人中，1.7万多是儿童。（1990年版《高邮县志》第61、162页。）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198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 荒就最严重。” 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195亿斤，他却按450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60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136页。）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32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64亿斤。省里要征购9.6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告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10.4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公布的是50万。（1986年版《信阳综览》）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 死8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10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 死9.8万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203页，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86年版《淮滨县志》第69页。）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苏晓康《乌托邦祭》第301页，1989年香港存真社出-版）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 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纪实文学》1989年第4期，张文才口述、周之德执笔《周恩来轶闻》；王学仁《毛泽东和他的机要秘书》，见《湖北日报》社主办的1992年12月26日《楚天周末》）另外，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1.2万斤，争取1.5万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11.4万。山东省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194页。）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200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一九六○年仅产了166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34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70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100多斤粮食。结果有1600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142.7斤”。（ 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193、201页）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 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 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198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3.6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3.5万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6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国人口年鉴》第399页；1991年版《天津简志》第1176页；《沈阳市志》第431、435页。）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 当年的国务院副总 理薄一波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 右倾’运动造成的。”（薄一波《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有的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2卷，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272页），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 常死亡数千万人”（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36页。），而不愿深入探讨。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 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社会》杂志1993年第4、5合期，金辉《“三年自然灾 害”备忘录》。）根据二○○五年九月解封的“大跃进”秘密档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饿死及非正常死亡共计3756万人，其中一九五九年只统计了十七个省级地区。面对着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不但没有丝毫的忏悔之心和丁点儿的反思，那些个半导收音机、火车头等等反而成为了当今某些人心目中“大跃进”的“丰功伟绩”。中国有句话，叫作“人命关天”。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是那些个半导体收音机、火车头能替代的吗？“大跃进”不但功不丰、绩不伟，且恶贯满盈
其实，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完全是虚假的。就工业而言，正如当时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副总理薄一波所说：“一九五八年的工业生产增加百分之六十六，看起来这象是大跃进；但是如果分析一下这百分之六十六的内容就知道……国家花费了宝贵的原材料，制造出大量的废品，现在都塞满了仓库，还要开支保管费。这能算大跃进么？”至于一九五八年生产的“1070万吨”钢里，有三百多万吨是乡下人砸铁锅，城里人拆钢窗、卸暖气管，用“土高炉”炼出来的，什么用处也没有。薄一波一九五九年说的“一九五八年炼出来的三百万吨土钢，至今还埋在草里”（薄一波1959年6月30日对薛暮桥等人的谈话，1967年清华大学“井冈山兵团”刊印的《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大字报选第二辑；1967年5月“斗争薄一波批判余秋里批判谷牧联络委员会”编印的《愤怒声讨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薄一波反对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的滔天罪行》。）
那一年风调雨顺，农业丰收，但粮食产量比一九五七年仅增加3.4%，比前五年的平均增幅3.8%还略少一些。（史柏年《试析一九五八年我国的粮食生产》，《党史通讯》1987年第11期。一九五七年产粮三千七百亿斤，一九五八年三八二六点六亿斤。）谈不上是“跃进”，更没有大“跃进”。可是谁都怕“反对三面红旗”，谁都怕当“大跃进消极分子”，全国上下虚夸吹牛成风，粮食产量层层加码，汇总到高层，就变成了翻一番。一九五八年的农业“大跃进”就是这么来的。一九五八年全民炼钢，农民丢下农活去“找矿”、“炼钢”，大量成熟的庄稼烂在地没有收入仓，或者收割草率而大量抛撒。又因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农民完成国家粮食征购任务之后剩下的才是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粮。征购量随产量走，一九五八年的征购数比一九五七年增加了215亿斤，全国农民的人均口粮减少了21斤。（中国国家统计局编《1983年中国统计年鉴》第103页。）虚报不那么严重的地方，若象往年那样干稀搭配、搀和蔬菜，也能勉强维持一年。可是八月间全国一窝蜂地成立“人民公社”，“放开肚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口号风行南北，“公社”食堂在无计划用粮的情况下肆意浪费，有的地方甚至搞吃饭比赛，“放”了几个月后，粮仓也就空了。所以饥荒的到来只比“大跃进”晚了半拍，从一九五八年秋开始，不少地方已出现了“非正常死亡”。比如一九五八年秋天，安徽灵壁县的三个乡饿死了500多人。（《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集第436页。）一九五八年的“大炼钢铁”、“大办水利”，农民成为奴隶、役工，农民的生命贱如蝼蚁，“被驱不如犬与鸡”。在“早日进入共产主义”的旗号下，有些许多地方竟然高喊“宁教人死了，不教红旗倒！”“宁死九十九，红旗不丢手！”（《安徽文学》第5期。）许多人劳动过度、营养不良，逐步拖垮而死。
中国最大的省份四川，一九五八年非正常死亡的人数超过了100万！（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中国人口年鉴》）到了一九五九年春天，许多地方已处在饥馑的边缘，发出了饿死人警报。按薄一波的说法，一九五九年四月初，仅山东、安徽、江苏等十五个县统计，就有2500万人“无饭吃”。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714页。）在这种形势下，国防部部长彭德怀元帅出头“为人民鼓咙胡”，在七月庐山会议上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对“大跃进”提出质疑。可是他因此而被打倒，毛泽东就势发动“反 右倾”，整肃了一千多万名“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 《党史研究》1981年第4期第21页。）形势极度恐怖。正如当时的江苏省省长惠浴宇（他的弟弟、湖南省委书记周惠是彭 德怀“反党集团”成员）所说：“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后，稍有点政治阅历和身份的人都遄遄不安，或噤若寒蝉，或谨慎言行。”（《钟山》杂志1989年第5期第140页。）因此各级干部唯恐“右倾”帽子落到自己头上，谁也不敢为“无饭吃”的农民大声疾呼。
四川省四川的非正常死亡远超过任何一省。如今官方发表了完整、清晰的人口统计数字告知天下：一九五八至六二年的非正常死亡数分别为103万、258万、300万、125万、26万。整个“大跃进”期间，四川饿死的人数高达811万，每九个人就死了一个！但根据《当代四川要事实录》（四川出版集团四川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一书中收录的原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披露，当时四川省的非正常死亡人数至少应该在1250万人以上。一九五八年三月，毛泽东在成都主持会议、发动“大跃进”时，曾兴致勃勃地驱车到灌县都江堰参观，感叹道：“灌县是个好地方嘛，山青水秀哟！”就在这自古以来从不曾被饥馑光顾的好地方，饿死了4万多人。同在成都平原，与灌县为邻的崇庆县，也死了约3.5万人。（吴晓梅、刘蓬《毛泽东走出红墙》第64页。1991年版《灌县志》第74、130页。）
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九五八年九月十八日《人民日报》刊登的广西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是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一手导演炮制的。到了一九五九年，为了搜刮粮食上交，贺亦然声称：“不管死多少人，柳州地区也要争个第一！”从一九六○年初开始，环江县饿死了三万多人。“不少人家绝户，不少村庄绝村……最后竟然出现活人吃死人、活人吃活人的事件。甚至街上有人公开摆卖人肉。”贺亦然的豪言壮语没有白说，柳州地区真的得了全广西第一：死人16万！（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据一九六七年“广西革命造-反派赴京代表团”发表的《给毛主席的一封信》透露：“韦国清自己承认的数字”是30多万，但广西“公安厅厅长钟枫揭发，起码有50万。”（1967年6月3日广西红卫兵总部《南疆烈火》报。）
安徽省死人严重的另一个省是安徽。凤阳县是个典型。凤阳县一九五九年的粮食产量是一点五亿斤，但县委宣布“我们在总路线的照耀下，夺得了农业生产的全面大丰收。粮食总产4.05亿斤……”报了高产就得多交粮食，县委挤社员的口粮。挤不出来，便“反 右倾”、“反瞒产私分”。凤阳县委在十月间召开全县干部大会，开始了空前野蛮、残酷的“反瞒产私分”运动。社队干部奉命成立“查粮突击队”，挨家挨户地搜查。翻箱倒柜，挖地凿壁，找不出就打，仅一个小溪河公社就有3000多人被打，103人被打成残废，还有30多人死在了公社私设的劳改队。（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59、64页。）一个月后，便开始饿死人。该县殷涧公社党委书记在化名“石求明”给毛泽东写的信中说：“据我知道的三个公社四个庄子的人口死亡情况是极为惊人的。一个死亡占5%，一个占11%强，一个占15%，一个占20%多。……有的村子几乎无人了。……我亲眼看到，住在我们临淮关上的招收起来的被大人丢弃的儿童约有三、四百人，死有一百名左右。”一九九○年，中国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郭书田说：“根据我们八十年代初考察过的安徽省凤阳等县的情况，当时饿 死的人大约占全县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左右。”即有近十万凤阳农民饿死在那场人为的饥馑中。（伍仁编《共和国重大事件纪实》卷三第65页。郭书田、刘纯彬《失衡的中国》第一部第19页；《中国作家》1989年第4期第91页，霍达《民以食为天》。） 饿死了四分之一左右人口的县还有宿松、濉溪、灵壁、涡阳等县。《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的老家全椒县，公布该县一九六○年“人口非正常死亡4万余人。”每六个人就死了一个。（1990年版《宿松县志》第89、83、32页。1989年版《濉溪县志》第482、762页。1991年版《灵壁县志》第77至78页。1989年版《涡阳县志》第482、42页。1988年版《全椒县志》第23、71页。）
安徽死人情况严重，并震惊了高层。安徽发生吃死人肉的事件，当局力图封锁消息，用“特殊政治事件”替代“吃人肉”的说法。一九六二年初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处理安徽问题时，刘少奇曾在安徽小组会上说：“吃死人肉就是‘特殊政治事件’，只有第一书记和公安局长知道，其他书记和常委都不知道。这种态度是不行的。”“我问你们死了多少人，你们说向中央报告过了，一百一十几万，谁相信？你们心中有数，可就是不说老实话。……你们究竟死了多少人，要老实说出来，再隐瞒要开除党籍。”（1962年2月3日下午刘少奇在中央扩大会议上安徽大组会上的第二次讲话，1967年8月首都红代会“北京工业学院红旗公社”编印的《刘少奇疯狂复辟资本主义的滔天罪行》第42页。）直到一九七九年，省委内部还有三个不同的估计数：300多万，400多万，500多万。300多万是个下限。
贵州省遵义、毕节、铜仁地区，全家全家死绝的事件已不是什么新闻。一九六○年六月，国务院民政部召开全国民政厅、局长会议前，省民政厅统计了贵州的死人数字，准备向北京报告。省委书记李景膺见了大发雷霆，说“谁叫你们报的？这么大的数字还得了！”“你们把这些数字反映出去，被台湾、香港特务机关得到，就等于给台湾、香港的特务机关送了情报。你们赶快把这些材料烧掉。”直到年底，公安部要贵州省公安厅报告死人数字，省公安厅报告说人口比一年前减少了一百零几万，省委未及制止，贵州的真实情况才得以外传，中央政府特派谢富治率检查团前去检查。（1967年7月国务院内务部“红色造 -反联络站”印发的材料《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李景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行》第16页。李景膺，1959年至1965年为贵州省委书记，1965年至1967年为内务部副部长。）甘肃省一九八六年时的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李子奇说：“在三年困难时期，甘肃有很多人死于饥饿，主要集中在陇中地区。”作家麦天枢在作了大量调查后得出结论说，“陇中大饥馑饿死近百万居民”。 （《了望》周刊1986年第41期第17至18页；1987年“中国潮”报告文学奖一等奖获得者麦天枢《西部在移民》，《人民文学》1988年第5期。） “大跃进”期间甘肃的非正常死亡在130万至200万之间，130万是个下限，占当时人口的10%。对此从没有人提出过异议。一九六六年“文革”期间，对甘肃饿死人应负主要责任的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在江苏任省委书记处书记。甘肃的造-反组织派代表到江苏，要求将张揪回甘肃，理由就是“张仲良欠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的个别老部下想为他翻案，找到当时主掌甘肃的兰州军区政委冼恒汉，请他支持张仲良复出。冼恒汉回答说：“我要是为张仲良翻案，我对不起一千多万甘肃人民。”结果张仲良的案终于未能翻成。青海省青海省公布的死亡数仅为12万多，因为打了“外流”的埋伏，说一九六○年至一九六二年人口“外流”了54万。（1990年版《青海省社会经济统计年鉴》第88页，1989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中国人口青海分册》第81页。）而实际上全国各处都在挨饿，外流者很难讨到吃食活下去，哪怕只有四分之一“外流者”死于他乡，青海的非正常死亡数就是40万、占全省人口总数的15%了。 河北省北京四围的河北省，并没有因为靠近伟大领袖毛主席而沾光。从北京往北，过了八达岭长城不远就是张家口地区。一九六○年春，张家口市委兼地委第一书记胡开明到下属蔚县调查。在蔚县西合营村，他看到“春播时，前边播上种，后边有人就把种扒出来吃掉。队里没办法，把种籽通通拌上毒药，并通告全体社员。可是……种籽照样被扒出来吃掉，只不过增加了一道工序，即把扒到的粮食在土里边搓搓，然后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胡开明《难忘的三年》，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中共 党史资料》第39集。）在那样严重的情况下，河北省委的书记们既不敢向中央开口讨粮食，又不敢开放储备粮仓。他们只懂得一条：卡农民的脖子。省 委在一九六○年十月决定全省农村一律按一人一天四两的指标配给粮食。口号是“吃四两，晒太阳。”因为太阳光里有热量，可弥补食物之不足。胡开明跑到省里找省长：“请你们下来看一看，一天四两粮食怎么活下去！”但他空手而回，没要到一点粮食。而他手下的蔚县县委书记为了向省委表忠心、充模范，竟决定再压低农民的口粮，规定全县农民日吃三两粮。按胡开明的说法，“这个标准降到了一只鸡所需食物以下。”结果仅仅在实行此标准的头四个月里，蔚县就饿死了2.8%的人口。省委宣布一天四两后，宣化市的死人数也“逐月猛增”。一九六一年春节初一，河北省委召开常委扩大会，省委书记指着宣化市委书记卢起责问：“宣化为什么死那么多人，原因是什么？”卢起回答：“四两不行，就是五两也不行，至少需要六两。”会议这才决定将农民的口粮增加到六两。河北省的非正常死亡问题才因而逐步缓解。（胡开明《难忘的三年》） 湖南省湖南也没因是毛泽东的老家而免祸。溆浦县本是个除了盐之外什么都可以自给的好地方，此时人们也没有吃的了。凡附近山上有树叶可采，有猕猴桃、板栗可摘的，大都能设法找点东西充饥。四周山上无野果可采的，就没有多少希望了。向家□周围都是秃山，一百多人的山村饿死了一大半，青年、壮年几乎死光。湖南的另一个县——宁乡，是刘少奇的老家。一九六一年四月，听说刘要回乡搞调查，当地干部怕他发现通往他老家人民公社机关路旁梧 桐树的树皮已被饥民剥了吃掉，赶紧做了手脚：将树干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但刘少奇很快就了解到了真相：他在一个山坡上看到一堆风干的人粪，用小棍子撩开，只看到米糠渣子和草根，挑起来也闻不到臭味。农民告诉他，很多人已经饿死，枯木冲（村名，刘的老家叫炭子冲）饿死了“一、二十个”，“跑了”十几个。刘的姐姐刘少白家中在一个月里接连死了两口。她的儿子因用米糠充饥，屙不出屎而活活憋死。（陈峰《啊！父老乡亲……刘少奇1961年还乡记实》，《记者文学》1989年第5期。） 按官方公布的死亡统计数字，湖南的“非正常死亡”仅86万。但陪同刘少奇去湖南调查的夫人王光美说：当时“基层党组织……连人口死亡数字统计出来了，还要‘压缩平衡’，不许如实上报”，可见官方统计的死亡数字必定是缩过水的，不可置信。实际湖南全省的非正 常死 亡数至少在150万以上。（《湖南省志》1982年版第2卷[上册]第253、256页。） 湖北省鱼米之乡普遍饿死人。湖北各县死人的情况各不相同，但既然一九五九年春天就饿死了人，一九六○年死得就更多了。比如松滋县一九五九年饿死了六千三百人，一九六○年又饿死一万六。宜都县有一万四千余人非正常死亡。（1986年版《松滋县志》第27、60、62页。1990年版《宜都县志》）江苏省 江苏省富庶的江南水乡也就逃不脱。溧水县，近一万四千人非正常死亡。常熟县本应“常熟”，却也死了1.1万多。武进县东安乡，仅2万人口，非正常死亡的就有400多。（1990年版《溧水县志》第94页。1990年版《常熟市志》第1030页。1981年版《东安志》第35页。）长江北边的高邮县是又一个典型。该县在一九五九年已死了1.6万多人。一九六○年二月，县委第一书记夏雨和第二书记洪坚一并成为反 右倾的靶子，被定为“犯有反党、反社会主义错误”而撤职。新上任的县 委忙着召开万人大会批判“右倾机会主义”，顾不得救人命。结果一九六○年又死了1.7万千多。饥荒持续到一九六一年，又有0.4万多人死去。值得一提的是，高邮县饿死的3.7万多人中，1.7万多是儿童。（1990年版《高邮县志》第61、162页。）当年副总理陈毅路过南京时，曾将江苏省长惠浴宇找去问：“人民公社究竟好不好？你们江苏究竟死了多少人？”可是江苏省委事先已统一了口径，惠浴宇也就没有对他的老首长说实话。陈毅回到北京，叹道：“在下面跑了几个省，谁也不敢说老实话……”（1986年1月18日《人民日报》。） 河南省时任中共中央委员的范文澜曾说：“在‘大跃进’中哪一省卫星放得最多，那一省的灾 荒就最严重。” 河南省就是其中之一。该省一九五八年秋收有百分之五十的庄稼烂在地里未收到手，一九五九年减了产，当年粮食产量仅195亿斤，他却按450亿斤的产量作基数，分摊指标，强行征购，完不成任务的干部就是“小彭德怀”。各地只好靠搜刮农民的口粮来证明大跃进之伟大，将七十五亿斤交了国家。（千家驹《七十年的经历》第260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第136页。） 全国第一个人民公社出在信阳地区，饿死人信阳也是第一。信阳地区一九五九年实产粮食32亿斤，以第一书记路宪文为首的信阳地委却估产为64亿斤。省里要征购9.6亿斤，已属过头，地委却自告奋勇，要为“大跃进”多作贡献，交了10.4亿斤。农民的口粮、种子粮、牲口饲料粮多被劫掠而去，平均只剩下一百多斤口粮，仅够食用四个月。潢山、光山等县，口粮甚至不足三个月。还不到一九五九年底，大批公社食堂就断粮停伙了。路宪文怕真实情况传到外界，指令各县，“不准农民生火做饭，不准外出逃荒要饭，不准向上级反映情况。”（《当代中国的河南》[上]）各县派民兵封锁村庄，街头、交通要道都设了关卡。农民无处可逃，只剩下饿死一途。信阳地区的非正常死亡数，如今公布的是50万。（1986年版《信阳综览》）但这与目前已披露的各县的死亡数不符：截至一九六○年春，正阳县饿 死8万多人，新蔡县死亡近10万。临靠淮河的淮滨县，仅在一九六○年一年里就饿 死9.8万人，每四个人中死了一个！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遂平县岈山“人民公社”，四千人成了饿殍！（谢春涛《大跃进狂澜》第203页，1960年12月22日《信阳地委关于整风运动和生产救灾工作情况的报告》；1986年版《淮滨县志》第69页。）而“大批农民非正常死亡”的县（市）“有十五个”！ 作家白桦是信阳人。他说当时“一个村落一个村落的人被饿死”，正是事实。仅息县就有639个村子死绝。固始县“全县无人烟的村庄有四百多个。”“死绝的户数，光山县就有5647户，息县5133户，固始县3424户。”（苏晓康《乌托邦祭》第301页，1989年香港存真社出-版）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张文才曾说当时“有些地方甚至饿殍遍野，总理为此忧心如焚”。他指的地方必定包括信阳。对信阳事 件，毛泽东也知道大致情形。一九六○年底，毛泽东指定他身边的几位工作人员到信阳地区去调查研究。不过，当这一行人于一九六一年一月中旬到达河南时，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却不让他们去信阳，把他们安排到了许昌地区的鄢灵县。虽然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大量挨饿、生病、死亡的凄凉后果”，毕竟没有看到信阳地区饿殍遍野的惨况。（《纪实文学》1989年第4期，张文才口述、周之德执笔《周恩来轶闻》；王学仁《毛泽东和他的机要秘书》，见《湖北日报》社主办的1992年12月26日《楚天周末》）另外，河南南阳地区唐河县一九五八年曾创造全国第一颗小麦“高产卫星”和“保证亩产籽棉1.2万斤，争取1.5万斤”的棉花高产奇迹。结果该县的粮食被大量外调，供上级领导观看的粮囤仅表面一层是粮食，下面全是稻草和玉米秸。不久，断粮的农民成批饿死，万户萧疏、饿殍遍野，路上随时可见倒毙的死者。到了一九六一年，该县人口锐减了11.4万。山东省山东的情形和河南差不多。一九五八年“大跃进”，青壮劳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全省秋播面积不及往年的四分之三。一九五九年，风调雨顺，夏粮长势甚好。但既然四分之一以上土地没有播种，应该丰收的夏季作物反而少收了十几亿斤。八月开了庐山会议，批判右倾机会主义，于是又“大办水利”。“从十月下旬开始，全省700万青壮劳力开上水利工地，到十二月初达到887万人。甚至在一九六○年春夏农村经济面临崩溃、严重粮荒笼罩全省时，仍有数百万农村劳力不搞春耕春种、夏收夏种，而去大搞水利工程。”田地只好抛荒，“一九五九、一九六○年两年，全省共荒地五千至六千万亩。”（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194页。） 本来据山东省委估计，200亿斤是“最低限度的粮食自给目标”，一九六○年仅产了166亿斤。这样，国家应当支援山东34亿斤粮食才行。可是为向中央邀功，山东省委反而报告说“大丰收”，农民“踊跃卖余粮”，从农民那里搜刮了70亿斤“余粮”交给国家，即从每个山东农民口里夺走了100多斤粮食。结果有1600万农村人口“每人全年平均口粮只有142.7斤”。（ 1989年版《当代中国的山东》[上]第193、201页）每人每天不足四两原粮，还不够两只鸡吃的，人焉能不饿死！甘肃省委工业交通部部 长张北华是山东人。一九六○年，在通渭县大批饿死人后，他被派到通渭县去处理。就在这时，他的侄儿从山东老家去甘肃找他，告诉他山东家乡的情况与通渭县差不多，他的父亲也是饿死的。连这位高级干部的父亲都饿 死了，山东死了多少普通农民就可想而知了。（1987年11月12日《人民日报》，段君毅《深切怀念张北华同志》。）全国二十六省，全都饿死了人，无一例外。全国两千余县，没人饿死的很少，有些地方只是情况稍好、死亡数相对较低而已。伟大领袖所在的北京也不例外。城市居民的粮食有“定量”，死不了。郊区农民就不行了，他们是被牺牲的一群。在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三年中，北京及其郊区农村共有3.6万人非正常死亡。北京的近邻天津市也是如此，非正常死亡数为3.5万多。东北重镇沈阳的情况就更差一些，三年内共有6万人非正常死亡，其中五万五左右是归沈阳市管辖的新民县的农民，几千人属沈阳市管辖的辽中县。（198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中国人口年鉴》第399页；1991年版《天津简志》第1176页；《沈阳市志》第431、435页。）一九八四年，有几位学者在英文《人口与发展通讯》上著文指出：“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一年中国的大饥馑是人类历史上死人最多的一次。”对这一点，当代严肃的学者、历史学家都已予以肯定。 当年的国务院副总 理薄一波说：“一九五八年的‘大跃进’和一九五九年‘反-右倾’后的继续‘跃进’，给我们国家和民族造成了严重的灾难。”“‘三年困难时期’，主要是‘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和‘反 右倾’运动造成的。”（薄一波《若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一九五九年时任毛泽东兼职秘书的李锐则评述道：“高举‘三面红旗’，高指标，瞎指挥，一平二调，造成国民经济大破坏，饿死成千万人，这是中外古今历史上承平之世绝无仅有之事。” 有的出版物对此含含糊糊，语焉不详。如中国科学院一九八九年发表的国情报告这样说：“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一千五百万人，成为本世纪中国最悲惨的事件之一。”（一九八九年科学出版社刊行，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生存与发展》）即便是严肃的党史专著，也或者笼统地说“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一年的非正常死 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多卷本《一九四九──一九八九年的中国》第2卷，丛进著《曲折发展的岁月》第272页），或者含糊其词地说“人口非正 常死亡数千万人”（一九九四年红旗出版社，吕廷煜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曲折发展[1958─1965]》第36页。），而不愿深入探讨。一九九三年，上海大学的学者金 辉想清理那笔糊涂帐。在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对饿死的人数作了深入探讨后，他得出结论：“仅仅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数，就可能达4040万。”（上海大学社会学系主办《社会》杂志1993年第4、5合期，金辉《“三年自然灾 害”备忘录》。）根据二○○五年九月解封的“大跃进”秘密档案，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饿死及非正常死亡共计3756万人，其中一九五九年只统计了十七个省级地区。面对着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不但没有丝毫的忏悔之心和丁点儿的反思，那些个半导收音机、火车头等等反而成为了当今某些人心目中“大跃进”的“丰功伟绩”。中国有句话，叫作“人命关天”。生灵的涂炭，四千万的饿殍亡灵，是那些个半导体收音机、火车头能替代的吗？“大跃进”不但功不丰、绩不伟，且恶贯满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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